古国柱中坤农场（六师四团）
提起大会战，知青们谁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从1969年至1974年的“兵团时期”，尤其是前四年，那些接二连三的大会战，就规模来说，偶有全团组织或一个“片”（近邻的若干个队为之一个“片”）组织的，大多数是各个队所为。这些“大会战”，实质上一种集体的超时、超量的劳动，是一种在政治口号的浓烈氛围下，向人体极限挑战的劳动，是一种高尚精神鼓动下，劳动者没有自身任何物质诉求的劳动。知青们的刻骨铭心，除了源于当时亲历其境时的感受外，还在于时过境迁后，难以想象当时是怎样熬过来的感慨。
1969年7、8、9三个月，三十九连的广州知青们参加的“苗圃大会战”，就是这样一场令参加者刻骨铭心的经历。建一个新点，发展新的橡胶园，首先要开出苗圃地来育苗。由橡胶种育出的小树苗要经过异体芽接，成活后，再移植到山上去，这样的橡胶树才高产。因此，对于一个新点来说，开苗圃地乃是排在第一位的生产任务。再根据管辖地段可种橡胶的山地面积，确定临江队约需30亩的苗同地。
任务确定，在“光辉题词”的政治氛围下，又要求“国庆前拿下三十亩苗圃地！”自然是非大会战不可了。
临江那几十亩平地，带点沙质，不算坚硬。本来用锄头翻一遍，起垄，种上胶苗，应不算十分艰苦的事。但这是一片市满树头的茅草地！提起茅草，自然会想到茅根。今天，当人们感到“热气”，感到焦躁时，便会悠悠然地冲上一杯“竹蔗茅根精”，那清凉、甘甜的感觉流入人体后，便降了火，压了燥。很自然地，人们对竹蔗、茅根便有了好感，不分彼此的好感。但在海南岛则不然了。对竹蔗和茅根，我们绝对是爱憎分明。打个时髦的比方，竹蔗是我们的朋友、同盟军，茅根—茅草是我们的敌人。茅草实在太可恶了，太霸道了。它有着十分发达的根系（就是茅根），一个地方只要有一棵茅草落地，它就会通过它的根系向四周迅速扩张，就像一张网，任何土质都休想阻挡。这是一种柔软的坚硬——我亲眼见过一块风化了的岩石，被茅根深深地钻了进去。这就不难想象，当这张网强行霸占了所有地盘后，其他植物就再无立足之地，被活活扼杀了。所以，有茅草的地方，就是茅草的一统天下。它是不会跟你讨论世界是否应该多元化的。这也就不难明白，当我们要大力发展橡胶事业时，为什么会憎恨茅草了。
“苗圃大会战”开始了。面对这片茅草地及其上面数不清的树头，老工人传授的挖茅草规范动作是：一锄下去，翻土—用脚踢碎泥块—弯下腰将茅根尽数捡出来，撤在后边地面上，好让太阳晒死它。动作可简单归纳为：一锄，二踢，三弯腰。二十来个人，在几十亩的土地上，这“一、二、三”的动作，每天要重复多少遍啊！以致晚上熟睡后，不少知青都会像拿着锄头似的，突然举起双手——白天上千次的重复动作变成晚上习惯性的肌肉痉挛了。这种会战的艰辛，如果只作一些场面性的描述，如，烈日当头，挥汗如雨，披星戴月，吃喝在工地，精疲力竭等等，似乎仍有点一般化。好在人总是有点想象力的，这里姑且以一个并非只是我个人的经历作为想象的素材好了。会战之初，我用的是一把半新旧的锄头，不过，不到一星期就用坏了。于是领了把新的。新锄头宽约15公分，长约25公分。我用一条坚硬的木棍做锄把，这锄把倒是能坚持到会战结束。但锄头到会战结束时，已变成巴掌大小了。也就是说，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挖茅草，挖树头，足足磨去了近20公分！大家开玩笑，说是“锄头变耳（屎）挖”了。巨大的体力消耗，有了一个物理的、量化的标志，具有了高度的直观性。古代那个“铁杵磨成针”的故事，我们曾惊讶于是否真有其事，都相信那只是一个为了“寓言”的故事。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知青们参加的大会战，写出了一个“锄头磨成耳挖”的真实故事。可惜，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将那些“耳挖”保存下来。这样，我这里所作的文字记载也算是向世人的一种昭示——这就是那时的大会战，这就是那时的知青。
如果说，大会战中的巨大体力消耗还有个物化的结果可以显示出来，那么，维持这种消耗的物质条件，在今天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了。能量守恒，这是物质世界的一个基本原理。我至今都觉得难以想象，能量消耗与能量供给这个等式，当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对一个人来说，所谓能量供给，无非是指能吃进肚里的食物。现不妨就此作个简述。
大米，每人每月配给40斤。作为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能量来源，对男知青是不够的，尤其是大会战期间。临江的男知青几乎每人都买了一个小脸盆似的“饭兜”，为的是能装得下每餐七八两的大米饭。幸亏有女知青的支持，加上能搞到些木薯，还能勉强过得去。
肉类，简直是稀罕之物。只有在重大节日或偶尔能买到，才能解解馋。附近的苗寨，生产力极其低下，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刀耕火种阶段，苗胞家里几乎不养什么牲畜，想向他们买都难。总之，有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特大喜讯，只是与政治生活中的“特大喜讯”相比，太少了。
青菜，本来与大米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由于人为的荒唐（这方面完全可以独辟一个章节来加以描述），加上海南岛气候的因素（如漫长的雨季，台风等），青菜竟然成了奢侈品。我的记忆中，最长的一次——差不多半年——几乎未吃过一次青菜！用什么送饭？用些黄豆、酱油熬汤，或用木薯熬成糊状（这往往使胃酸较多的人直吐酸水），有时干脆就是稀释的盐水、酱油一勺。有青菜吃，是日常生活中的喜讯。往往前头打了饭的知青会欣喜地奔走相告后来者：“今餐有菜吃！”
现在，需要提到亲爱的竹蔗了。按照阶级分析法，它是我们的朋友、同盟军。因为它产出的白糖是我们重要的人体能源。奇怪得很，即使在广州，直到改革开放，食糖都是定量供应的，但当时在海南岛却可以不限量地、较容易地买到。这一发现使我们惊喜万分。没有脂肪，蛋白质又不足，那就用碳水化合物来补够吧！知青们都有了一个特大的容器，来盛放这些碳水化合物。据我记忆，每月个人消耗白糖的最高记录者达20斤！都赶上今天每月吃大米的数量了。
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1969年国庆节前夕，知青们硬是使新锄头磨成了“耳挖”，将30亩苗圃地开出来了。现在记下的这些文字，很有些忆苦思甜”的味道，但当时的知青并不将这些苦认为是苦，反而觉得自己为革命作出了贡献而无比自豪。翻看当时的日记，此时，我正憧憬着“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重放光芒”，“把鲜艳的红旗插上白宫之顶”呢。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