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主张革新的范仲淹代理开封知府，他见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随意进退官员，败坏了朝政，就给皇帝送上“百官图”，进行揭露。这就触怒了吕夷简，被加上“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的罪名，贬职江西饶州。这在当时的朝臣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先是尹洙、余靖上疏谏阻，也同时被贬。这时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仅不能秉持公论，也不保持缄默，反而趋炎附势，落井下石，大讲范仲淹的坏话。
时任馆阁校勘（掌管收藏图书编修国史）的官员欧阳修气愤已极、忍不住仗义执言，写了《与高司谏书》，揭露了高若讷的自私自利、虚伪狡诈、看风使舵的嘴脸。这封信语言明快流畅，词锋锐利，体现了作者的是非立场，是一篇“雄辞宏辩，快如轻车快马之奔驰”（王安石语）的美文。用语不但没有过直过火过硬的毛病，而且带有从容不迫的特色。它是一位年仅三十岁人的手笔，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为使人们看到欧阳修言词之锐利，不怕贬官、不怕杀头的高贵品质，仅录其中两段，作为我们的借鉴。
“前日又闻御史台膀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余靖字）贬官，师鲁（尹洙字）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臂释然知希文（范仲淹）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后来高若讷把此书信奏给宋仁宗，欧阳修因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令，八九年后才复官。
细读此文，感到任何一个朝廷、政府，如果能有人像欧阳修抨击高若讷那样，秉公直书，无情揭露时弊，那坏人坏事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