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些淘气或者经常惹祸，但我一直都认为自己属于好学生。
学校也时刻充满了奇幻缤纷的色彩，神秘而有趣。每天都感到新鲜而有生气，我可以朗读课文，挥洒作文，恣意绘画。这三样我都比较在行，而且拿过奖品，虽然不外乎笔记本啊铅笔啊之类的，但是那种引以自豪的荣誉感和奋发向上的信心在我心中逐渐成形了。
班主任老师曾一度把我当成她的骄傲。语文样板课现场写作文，她每次都先点我的名字。我当然也很争气，自以为没有在这些场合下让她失望过。
在一次杨树房公社举办的一次大型教师观摩研讨会上，老师在精心准备之后进行了一场可以扬名立万的示范课。
那天的气氛的确严肃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对于她提出的问题，所有的学生都为了集体的荣誉而踊跃举手发言，甚至那些平时上课从来不敢回答问题的学生此时此刻都奋不顾身、舍生忘死地抢答。
恰好那是一堂语文课，老师完成精彩的讲解之后，要求当堂写篇作文，说是看看效果如何。题目是：记一个小动物。这对我来说简直易如反掌，我家院里有的是鸡鸭鹅狗，随便那个动物我都能写出一筐字来。
去年我家养了五只小鹅，总喜欢跟在大白鹅身后，一路上嘎嘎只叫，十分可爱。有一次我把鹅群领到外面吃草，没想到鹅群看到嫩绿的苞米叶子，当时就冲进玉米地里吃了起来。可巧让小队队长苟五看见了，七手八脚地把鹅群踢出来，并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他那愤怒的架势好像要把大白鹅的长脖子拧断，还跑到我家告诉我妈，一张嘴他要罚十二块钱。我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那年头，据说“地富反坏右”十分猖獗，阶级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所以，我的行为如果定性的话应该是要“拔社会主义的苞米苗，来喂养资本主义的一群鹅。”
十二元钱不是小数，因为一分钱在当时可以买到一个大苹果，而一块零八分钱可以订阅《新少年》和《儿童时代》两个加在一起一年的刊物。但是妈妈爸爸并没有责备我。
我也没有迁怒于大白鹅。相反，我更加疼爱它们，内心里觉得动物比人更有情义。
想到这些，我就刷刷地写起来。刚写了几句，老师就让我读作文。我不好意思地说，“没写完。”她仍镇定地说，“没事，写到哪就念到哪。”
于是我就当众念诵，“我家有只大白鹅，雪白的身子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还没念完呢，四周听课的老师们便情不自禁地啧啧赞叹。
本来我觉得写个这样的小文章稀松平常，但是在不绝于耳的赞誉声中，我有些飘飘然，肿胀起来，像一个会飞的小鹿跳出自己的躯壳，在教室的上空骄傲地蹦过来跃过去。
我的小心脏激动地扑通扑通敲打着胸膛，轰鸣声在我的脑际回荡，几乎让我窒息。
我已经圆满完成了老师交代的任务。我用颤抖的声音念完作文，抬起头，看见老师也尽量保持冷静。我的表现得到了她的肯定，当然这也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从她的表情来看，此刻，她已经为这次示范课的成功提前庆祝了。
朗读算是天赋吧，反正我只要模仿广播员的口气背诵一篇文章就能得奖。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学校的朗读比赛时才一年级，个子很小，站在台上大伙儿也还是找不到我在哪里，所以大家都站起来看。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平时在操场上也没人注意我这个小不点儿，即使注意到了也只是视而不见，眼神一带而过。对此我都已经习惯了。现在站在台上，突然受到如此热切的瞩目，真让人受宠若惊，无法消受。面对众多好奇像是看猴一样的眼神，我一时间有些头晕，也不敢与他们对视，只好斜望着天空，不管三七二十一，从第一句话开始高声吟咏起来。
我朗诵的是课文，《大海大海你等着》。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背下这篇文章，妈妈又点灯熬夜地陪着我背书。由于我背得还比较熟练，所以上台时没有时间紧张，扯嗓子就喊。据说感情丰富，抑扬顿挫。一时间全校轰动，名声大噪。别个班级的大孩子小孩子一见面都满面笑容地叫我“大海”。而且，他们和我玩的时候似乎格外照顾我。
至今我还怀念那篇打着我美丽童年烙印的文章：
大海大海你等着
海鸥飞，海水蓝，
海浪跑步上沙滩。
大海大海我问你：
你有多深有多宽，
怀里藏着多少鱼，
多少浪头连着翻，
海底埋着多少宝，
一直睡了多少年？
大海大海你等着，
长大我来搞试验。
要让鱼虾听命令，
要让海浪来发电，
要让海底多献宝，
要让海滩变良田。
海鸥飞，海水蓝，
海浪乐得把头点。
其实我那次歌咏比赛的名次是第二名，第一名被同班同学于凤杰拿走了。
他朗诵的是毛主席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他的鼻音很重，普通话味道浓烈。如果只听声音的话，还以为是成人在朗读。大家都惊讶于他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发出如此高亢洪亮的胸腔共鸣的嗓音，尤其是当他诵到“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的时候，全校学生鸦雀无声，而后听到“试看天地翻覆”才醒过神来，顿时掌声如潮，人声鼎沸。
于凤杰的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但是自从他朗诵比赛得了第一之后，我觉得他刹那间高大了许多，甚至觉得他因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跛足走路的姿势都是那么优雅，一度还尝试着学他。
还有一次到县里参加歌咏朗诵比赛，全校选拔出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同学。
当然赛前老师专门辅导，上台表演时的站位和动作设计都有明确的安排。具体过程我都忘记了，但是唯有一个情节一直印刻在我脑海中。
由于学校没有车送我们去，就派教体育的孙老师骑车驮我们四个去。那是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在学校集合。孙老师把两个女生放在后座上，前面坐着两个小男生。我在前面，后面的同学紧紧抓着我的肩膀。就这样孙老师上路了，直奔二十多里开外的杨树房。尽管天气很冷，大家都很高兴，叽叽嘎嘎地讲个不停。
孙老师体力真好，上坡下坡，看上去并不费力；人也很随和，话语不多，脸上总带着微笑。一路上，行人们无不驻足翘首，叹为观止。正像一位老大爷所说的，远远看去，像一串冰糖葫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