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0年，壮族腹地百色出了一件令全世界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振奋的事，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史奈森研究院国立自然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察队，对田东县林逢乡檀河遗址、百色市那毕乡大和村百谷遗址的发掘进行鉴定，得出了权威的结论，这里的古人类遗址已经有83万年。2000年3月3日，世界顶级权威杂志美国《科学》在第287卷5458期上发表了《中国南方百色盆地中更新世类似阿舍利的石器技术》-文，不仅公布了这一鉴定结果.而且在封面上刊登了百色遗址的大幅照片。这一鉴定结果推翻了此前世界科学界关于亚洲人类来自非洲的论断，说明亚洲人类源于本土，人类的来源显然是多源的。那么百色83万年前古人类是否是壮族的远古祖先？现在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因为还没有材料证明这些古人类搬走了，也没有材料证明有大规模的外部迁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5-10万年前的“柳江人”，可是真正的壮族先民，因为“柳江人”的头骨和现代壮族人的头骨基本相同。83万年或10万年来，壮族祖先（也包括壮侗语族各族祖先）在华南的这块土地上，艰苦开发，辛勤耕耘，洒下了无数的汗水，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才把直到宋代仍被人称为。大法场”（指瘴气致人于死地）的岭南打扮得处处是桂林山水，峒峒成阳朔风光。壮族无论是对祖国、对人类，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对这些贡献做了一些研究，反映在前几年出版的《壮族文化概论》-书中，在这里仅举其中的几件讲一讲。（1）发明水稻种植技术。在人类的餐桌上，主食为稻米、麦类、玉米三大粮食，而人类的一半是以大米为主食的。水稻谁先种植？壮族祖先，这是到目前为止根据考古材料得出的结论。1963年，在南宁市区邕江岸边豹子头遗址发现11720（±260）年前加工稻谷用的原始石磨、石磨棒、石杵等工具；1965年又在桂林南郊甑皮岩发现9000多年前的同类工具；1995年，在湖南道县紧靠广西边境的玉蟾宫遗址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炭化稻谷，成为当年的十大考古成果之一，是迄今发现的全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遗存。道县原是壮族先民苍梧部故地，楚人是战国才到这一带的，故而应为壮族先民种植遗存。（2）青铜冶炼铸造。壮族早在商周时代在汉族的影响下，发展了相当高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其技艺充分体现在铜卣、铜鼓身上。
铸造铜鼓要经过找矿、选矿、炼矿、选黏土、造内外范、刻花纹、固模、配矿（铜、铅、锡各为7、2、1比例）、溶青铜汁、灌铸、焊接等工序，相当复杂。壮族祖先铸造的晋宁型、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是八个铜鼓型号中的最高水平。上世纪60年代越南曾试铸一面铜鼓，结果只达到古代壮族鼓60%的工艺水平。广西民族大学80年代花了10万元请来国内有名的专家试铸一鼓，也仅是半成品。古代的工艺如何把握，至今尚未完全揭开。（3）棉麻纺织。专家公认，中原，长江下游是丝绸的发源地，而棉麻纺织则是岭南越人的功劳。棉麻纺织9000年前即已萌芽，桂林甑皮岩已出土石纺锤，汉代壮族祖先已经能够纺出很薄的可以做衬衣的麻布。元代黄道婆在海南向黎人和临高人学到了棉麻纺织技术，带回苏州，这种技术才传到长江、黄河一带。临高人的语言，实为壮族的一个方言。（4）培育合浦南珠。南珠历史悠久，早在3700年前的商代初年壮族祖先就向中央王朝进贡南珠。沿北海市的南海北岸，排列着阳梅池等八个珠池，是历代壮人培育南珠的基地。一般珠子一经氧化就发黄，失去了相应价值，故有“人老珠黄”之说。而南珠最不容易发黄，故全世界珠行流传一句话：“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东珠为日本珠，西珠为欧美珠，它们都比不上壮族祖先培育的南珠（合浦珠）。壮族的其他物质文化创造还很多，如林业、园艺、养殖、陶瓷制造、经营海上丝绸之路、干栏建筑等等。精神文化如独特的社会结构、兵法、教育、古代科学、哲学、伦理道德、风俗、节日、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创造，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从这里可以看出，壮族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民族，不是一个甘居落后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封闭保守的民族，她勤劳，勇敢，顽强，兼容，礼让，稻作文化培育了一种棉里藏钢的性格，埋头苦干，不善张扬。总之，壮族在历史上无论对祖国、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有的方面贡献是很大的。但是，这些贡献都是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取得的，创造、创新靠的是经验的积累。古代人们生活节奏缓慢，一样创造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地积累经验，成熟期很长，那时的生产实践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个民族有文字，社会发展一般自然要快一些。没有文字，靠人的灵气和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接近先进民族。壮族就是这样，种水稻的时间一久，就摸索出许多经验来，水稻的品种和产量并不比别人差。唐代贞元（785-804）初，“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①皇后一听便哇地哭了起来，还是皇帝沉得佳气，说哭什么？到浙江去运75万担大米，再到广西去运120万担大米来，不就得了吗？近现代以来，壮族社会发展的步伐放慢了，当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峰，壮族也有一点资本主义萌芽，但很快便被压住了，壮族落后了。其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制度的原因，历史上是主要的；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有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但没有一种全民族通用的有一定发展程度的文字，则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因为没有文字，造成了壮族文化的断裂，包括古今断裂、文言断裂、传承断裂、内外断裂、上下断裂，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壮族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拉大了，社会制度是先进的，政策是正确的，条件是具备的，为什么广西老赶不上人家？80年代以来，条件和地理位置相对优越的广西，经济建设不可否认取得了历史上不可比拟的成就。但其步伐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广西从来没有进到15名以内，有些年GDP在全国倒数第三；80年代初广东与广西经济发展之比是4：1，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一下子拉大到17：1；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对大陆所有省区的现代化程度进行排名，广西倒数第五。虽然这次排名不一定很准确，但也不会差得很远吧？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看是两条，一条是思想观念滞后，另一条是壮族有自己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汉语文又多数人没有过关，吸收不了现代科学知识。能应用汉语的不在乡村生产第一线，在第一线的汉文大多不懂，壮文又没有给他。手中无文，书店里摆满了科技书，传媒上有科技传播，跟他有何关系？
他没有接通现代科学信息的手段，地承包到家里，他只能用传统的、甚至是古老的办法种养，各级父母官又不能代替他种养，希望他发财又发不起来，还不干着急？这就是症结。观念滞后实际上也是民族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的综合体现。文字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从泰国可以看得出来，泰族人与壮人在族源上有亲缘美系，讲的话都差不多，同属一个语族，原也是稻作民族。1238年（相当于我国宋代末年嘉熙二年），据说是侬智高部下有一支南下到泰国境内，其后裔在泰国的偏北今彭世洛城以西建立了素可泰王朝，1283年前后，在古高棉文草书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泰文。由于文言一致，又有政权推广，泰人很容易掌握文字，现在已经没有文盲了。自泰国的现代化之父朱拉隆功五世王（1868-1910年在位）厉行改革，特别是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后，普遍掌握了文字的泰国人，努力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到20世纪60、7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的第五条小龙。1988年增长率达到13.3%，最低的1985年也达到3%。我在泰国考察时，在彭世洛郊区访问了一家农家，他们一面种田，一面办了个130型小货车修配厂，生活富裕。
在泰国北部清莱我们随意访问了一家农家，干栏很干净，下层不放牲口，用来作家庭手工业加工车间，牲口在干栏外别栏而居。老太太有九个儿子，她和幼子住在一起，家有大货车、摩托车和卧车，比较富裕。看其发展势头，壮族农家要赶上不容易。越南也是文言统一，基本无文盲，看其北部的农村，发展的势头也不容忽视，从友谊关无论是到河内还是到海防，公路两边的二三层欧式小洋楼正在不断涌现。欧洲荷兰、卢森堡那样的小国家，发展程度很高，它们都有自己的文字。法国则一直在维护法语的绝对优势，很少讲英语。通观国内外，虽有文字但由于其他条件的制约而发展不起来者有之，但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能够发达没有见过。那么，是不是壮族不懂得文字的利害关系呢？是不是壮族没有民族文字的要求呢？不是的，壮族寻求自己的文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早在商代，壮族祖先就开始摸索创造文字。自那时以来，壮族寻求文字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刻画文阶段。这阶段从商代到秦统一岭南，延续1000多年。
这些文字符号最早的是钦州市大寺镇那葛村马敬坡出土昀商代石磐上，有六个符号，同一地方出土的石锛上有三个符号，在武鸣马头乡元龙坡和安等秧西周到战国的墓葬里，出土的陶瓷底部刻有等16个符号。战国时代，这些符号又有发展，仅在平乐县就发现100多个。这些古老文字有象形字，也有会意字，笔画简单，运笔急就，风格统二，有部分字完全相同。因研究不够，目前尚未破译。第二阶段：古壮字阶段。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实行“书同文”，刻画文中断，不可能得到发展。但壮族祖先创造自己文字的愿望并没有消失，用文字记录自己语言的冲动依然强烈。一些学习了汉文的知识分子便摸索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一种能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从而进入了古壮字阶段。这种字在形态上迎合了“书同文”的要求，可避免遭到不测，这是造字人的高明之处。古壮字又叫方块壮字、土俗字，壮话叫做sawndip，意思是还没有成熟的字。大约在南北朝到隋，从民间到上层都已认可，要不它不可能于公元682年出现在一方大首领的重要碑刻《六合坚固大宅颂》上。它出现以来，历代官方从不承认，一再贬之，但老百姓一直用到现在，给壮族留下了相当一批很有价值的文献。80年代古壮字有了一次转机，古壮字文献被当作宝贝由区古籍办加以整理。今年它又风光了一回，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字平台里给了它一个位置，这样，它的文献便可以传播到全世界即将兴起的任何数字化图书馆，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第三阶段：壮文阶段。壮文的产生与1950年中央民族访问团有关，该团的副团长费孝通先生在广西发现有几百万人讲话与汉族不一样，西北、西南的几个团也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回去一汇报，中央觉得中国决不仅“五族共和”，五族指汉满蒙回藏，历史上就只承认这五个民族。但到底有多少民族，大家都说不清。中央于是决定派语言调查队和历史调查队赴民旗地区进行调查。调查队由中央和地方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人员组成，以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师生为骨干，前后参加的有5000多人次。
就是在这次大规模调查中，壮族第一次得到正式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壮语得到了第一次深入的调查，为壮文的创制准备了条件。创制壮文是经过当时壮族各界代表一致同意的，参与创制的有苏联语言学家谢尔久琴科、北京大学教授袁家骅、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傅懋勋、壮族著名语言学家韦庆稳等，都是国内外一流的专家，谢尔久琴科当时是我们学校语文系的顾问。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进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955年完成了《壮文方案》草案的制订工作，1956年12月1日在《广西日报》上公布，1957年11月29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务院第63次会议上通过，批准正式推行。回忆当时真是千山万峒一片欢腾，庆幸壮族终于有了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字，把这视为民族千载难逢的盛事。这是历经3000多年才能得到的权利，多么不容易呀！从以上三个阶段的历史来看，我不认为壮人不懂得民族文字的重要性，不能说壮人对文字没有要求，只不过壮族寻求文字的道路特别坎坷，特别漫长罢了。刻画文遭遇“书同文”的拦击，现在只剩下几个可怜的符号；古壮字一路挨骂，历代封建王朝各级官员（包括大部分壮族知识分子）从不承认；好容易有了一种政府正式承认的壮文，我们有些人又不懂得珍惜她，爱护她，发展她，更有甚者，我们自己的一些汉话都还没有说利索的同胞，自觉不自觉的无视她，阻拦她，贬损她，外人看了都笑我们。美国的一些人可就得了劲，要用这件事作为中国不尊重人权的一个例子，在一年一度的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向中国发难。有同志说气话，让他们闹才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