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当前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了30多年后，确实在面临着种种不利因素。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复和久治不愈，使得出口拉动的动力已不如往昔。更重要的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廉价资金、廉价资源等，正在不断失去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成本时代，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这些似乎都具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而经济发展步履的沉重，也确实明显可见，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政府投资的拉动，越来越依靠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壮大，越来越依靠大项目甚至泡沫的推动，越来越依靠自然资源的消耗。但由此得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明显放缓，甚至会陷入停滞的结论是过于轻率的。一方面，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仍然是存在的。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落后地区发展的潜力，局部体制变革的潜力，以及走向国际市场的潜力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经济上将要面临的问题，最现实的不是停滞而是亢奋而畸形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以片面、不惜代价追求发展速度为特征，甚至由此形成一种折腾经济的发展模式。而其原因，则是转型陷阱所形成的制约条件。首先，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这种模式的形成，源于既得利益集团在财富追求上的迫不及待。因为只有快速增长才能在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满足既得利益集团快速追求财富的要求，比如，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等。其次，在转型陷阱中，人们不愿意正视转型中遭遇的实质性问题，更不愿意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以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这可以称之为增量依赖症。实际上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再次，在转型陷阱所形成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就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二，体制改革从变革到将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基本被搁置，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理由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实际上是维护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同时也是担心触动既得利益格局会造成的连锁反应以及局面的不可控性。将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措施用维护稳定的理由加以拒绝，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因为这些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恰恰是要冲破转型陷阱所造成的停滞性僵局，冲破造就了转型陷阱的既得利益格局。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改革，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但实际的情况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与将改革走样变形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基础，甚至维护转型陷阱中利益格局的做法具有了表面上的民意基础。也就是说，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甚至为了解决弊端而实施的某些改革措施，都避免不了被“组装”的命运。转型陷阱的形成是与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有直接关系的。恰恰是这种改革模式为转型陷阱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如同有人早就指出过的，本来应该在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前解决的问题，都拖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后。结果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机已经一去不返。
第三，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为一种断裂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开始，引入市场经济的体制，贫富的问题就开始逐步凸显出来。但在那个时候，所谓贫富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处于不断变化中，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贫富的问题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上，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不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变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难，就是下一辈子要改变都已经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种种“二代”的说法，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体制内二代、体制外二代等等。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进一步说，社会结构不但在定型化，而且开始在再生产。这种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就是“断裂社会”。一个逐步定型下来的断裂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回首20世纪80年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而现在，社会的氛围变得日益压抑和沉闷，这与结构定型，门槛加高是不无关系的。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仇富”与“嫌贫”的意识不仅仅是源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贫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在80年代，不同的群体对自己的状况都有满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满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并不平衡感。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也是一个社会的弹性之所在。但现在，在一部分群体中，尤其是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形成的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第四，对社会矛盾误判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且其中的一些矛盾确实还是相当尖锐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和判断这些社会矛盾。应当说，在这些社会矛盾中，有一些本来是属于市场经济社会中正常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在近些年来，有关方面对这些社会矛盾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的“不稳定幻象”。所谓不稳定幻象，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象”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大维稳”的模式，即将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维稳工作，将维稳渗透于政府工作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维稳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政策取向，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其结果是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一些维稳措施，化解社会矛盾的措施，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缓和社会矛盾，而是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与转型陷阱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来自利益格局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安全感。因为，转型陷阱中固化下来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利益格局。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由此形成的大维稳模式，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第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转型陷阱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社会溃败。社会溃败现象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的失控和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在权力肆无忌惮的地方，权力吞噬了理和法，无理可讲，无法可依，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感受。现在，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并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现在，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没有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甚至灿若桃花。但只要有一个问题暴露出来，马上就会牵出一系列的问题，原来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地方，好像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这种社会溃败现象与转型陷阱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用体制固化了一种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如果一个社会在面对这种利益结构时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对正义的呼唤不能做出积极而明确的回应，如果一个社会对于现状不能提出一种在道义上能够服人的理由和解释，如果一个社会要用很不体面的方式来维护既得利益格局，如果一个社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惜与人类的核心价值相对立，这个社会的溃败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这种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概括地说，转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是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陷阱的建构与维护；从制度的角度说，则是由路径依赖形成的路径锁闭。在改革和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因素互动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或制度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经济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主要体现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社会学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层结构及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型下来的力量左右体制变革，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
这种在转型陷阱中定型下来的体制是为“定型化的过渡体制”。这种定型化过渡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新体制本身的缺陷。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恰恰是权力与市场的这种奇异结合，赋予了既得利益群体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在这个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两者结合起来加以使用。正是这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使得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地获得了社会中的资源与机会，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的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并由此获取大量的财富。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由权力和市场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体制，给人们认识这个现象增加了难度。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形成两种制度的根本不同的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这种由权力和市场混合而形成的新体制，不但使许多理论遇到了挑战，而且意味着很多理论背后的假设要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思想界中左和右争论中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因素有关。报告指出，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左”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权力”因素进行呼唤，而“右”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市场或资本”因素进行呼唤。在打破转型陷阱逻辑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为完善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性体制的手段。
如何走出转型陷阱？
走出转型陷阱的关键，是形成打破转型陷阱的力量，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转型陷阱的可能性只有如下几种，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实施的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这个进程；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如下的几个问题都是不可回避而必须加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