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在考虑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新的变数是不容忽视的。近些年来整个世界格局在发生明显变化，西方世界自身的问题在暴露和显现；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的戒心在明显增强；中国在以一个经济大国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的时候，所引起的摩擦也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会面临一种风险，即不恰当地将利益摩擦与价值问题联系起来，将利益的摩擦想象为一种价值上的对立。现在必须明确的是，利益是利益，价值是价值。如果将利益之争人为地误导或演变为价值冲突，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利于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但从长远说，只能使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有一种自信和胸怀，走向世界，包容世界，影响世界。在继承人类共同遗产的基础上，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也以一种负责任的世界公民的态度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为解决人类和世界共同面对的种种问题，做出我们的贡献。
其次，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毫无疑问，在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日益做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的情况下，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换言之，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之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结构和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做出了周密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实际上，由于转型的停滞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而且要看到，这些年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现在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权力运作中的暗箱操作，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政治行政体制中的“癌症”。暗箱操作不仅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性，而且严重损害民众利益。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这是形成转型陷阱，并且使得走出转型陷阱的种种努力都不能见效的重要原因。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政府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机制，从权力的公开运作开始，使权力成为一种能够受到制约的力量。实际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已经在不断给这个体制惹麻烦，只有使权力受到制约，社会才会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要走出目前的僵局，要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需要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加强改革和转型的顶层设计。现在的问题是，顶层设计不是没有条件的。尤其是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障顶层设计不至于变为既得利益集团设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顶层设计的前提是政府的自主性，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自主性。这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保证民众对改革的参与。二是防止社会的苏丹化。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因此，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的激情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过程。90年代的国企改革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造就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如前所述，改革陷入困境，不仅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是很难推进和实施的。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
忧患意识太浓的精英阶层会毁了中国
王小东（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在绝对意义上都是非常优秀的，更不要说在整个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的相对比较了。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难道就与中国政治制度没有一点关系吗？很多人认为西方的道路是人类的共同方向，中国必须走。西方的制度不是完美的。这次已经延续了几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充分展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缺陷，需要改良或改革，需要新的制度设计。“十八大”的政治报告说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走什么路呢？在没有把问题想清楚，没有把方案设计好的时候，动还不如不动。
很多专家、学者，经济学专业以及非经济学专业，都对于中国经济不看好。他们几乎年年都预测中国经济在下一年“硬着陆”甚至崩溃。这个世界上如有什么风吹草动，则更是如此。比如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某些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便说中国的经济形势比美国还要危险得多，中国的制造业到2008年底就会垮掉一半，而且是不可逆的。我当时曾在《中国青年报》撰稿说，这样的预言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中国经济因受世界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而遭遇的困难其实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方式就可以很容易解决。后来发生的事实如何？我的预言是正确的，而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预测则每每不准确--其实我们可以说是每每太离谱。
实际上，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在全球占据了即使不是说支配性，也可以说是主导性的地位。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仍在健康发展，且增长速度可观的大经济体。《金融时报》说：“2011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按产量计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夺回了19世纪时失去的’世界第一‘宝座。”中国钢铁、铝、铜、能源、水泥等方面的生产量或消费量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其中有些项目占到了世界的一半，或接近一半。从工业配套来说，除了一些高端的设备、产品目前还不能生产外，综合来说，中国的工业配套是世界上最好、最方便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工业发展极，在今后几十年中，全世界的制造业仍旧会向中国聚拢，这个趋势并不是像一些人一厢情愿的那样，可以轻易改变的。从这些硬指标看，与一些学者和媒体的轻蔑评论不同，中国现在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而且在将来几十年中，优势会越来越大，超过近现代史上英国及美国所曾获得的地位--只要我们这个民族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犯最愚蠢的错误。
有些人会说，这些只是数量，但中国经济的质量不行，在很多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提起：（1）在一些产品上我们虽然受制于人，但和我们利用了这些产品形成的出口相比，这些产品的价值总量究竟有多大？我们倾向于把自己往不利的方向说，这当然有利于缓解别人对于我们的怨愤，但实事求是地说，其价值总量就不很大；（2）从发展的角度说，与一些中国专家、学者的渲染相反，实际上我们的整个产业基盘的技术提升相当快，一个又一个制造业的重要领域，我们从十几年前的籍籍无名，迅速成长为对于处在顶峰的国家形成重大危险的竞争对手。
从更为综合的基本面看，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政府手头宽裕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企业感到劳工短缺，并且工资上涨迅速的国家。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在绝对意义上都是非常优秀的，更不要说在整个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的相对比较了。
总体来讲，经过这几十年的体制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也已经达到了相当好的程度。然而，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国内精英阶层却罔顾事实，对于中国经济的“唱衰”，甚至说中国的经济在两、三年内就要崩溃，却一直持续着，持续了几十年。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为这种“唱衰”的一个常见的辩护就是所谓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忧患意识必须是合理的，在方向上、位置上要合理，在度上也要合理。譬如说，一个人要关心自己的健康，不能讳疾忌医，要着重注意自己的易感疾病，但明明没有那个病却整天“忧患”自己第二天就要死于那个病了，这不是合理的“忧患意识”，这是可怕的精神疾患。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一部分在做仅为套取经费而没有任何人关心的扯闲篇研究，另一部分在做博取绝大部分眼球的名为“忧患意识”，实为精神疾患的政治宣传，实事求是的研究少而又少，这绝不是耸人听闻，我们对此倒是应该非常忧患的。
这种名为“忧患意识”的精神疾患，至少会造成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误导我们这个民族在该改革不该革命的时候革命，从而毁掉当今相当好的经济发展势头，至少是制造动乱，阻滞这个好势头；二是导致上至决策层，中至企业家，下至老百姓误判经济形势，坐失唾手可得的机会，更不要说深谋远虑、大胆进取了。
然而，为什么在经济基本面相当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唱衰”
者，而且“唱衰”者囊括了中国“右派”和“左派”的几乎所有主流学者，主流媒体（事实上只有少数被边缘化的“民族主义者”、尚不成气候的“工业党”坚持中国经济的大形势是好的--当然，真正在搞实业的“沉默的大多数”往往也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根子还是在政治领域。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主要是前三十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犯了一系列错误，也由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中国的政权在软力量方面，在西方政治学术语的“政治合法性”方面，没有能够借助经济上的成就翻过身来--哪怕是这么伟大的经济成就。
经济体制这么好，大家都这么骂，事实上确实是说明政治上的问题很严重。我们确实不能指望经济永远这样高速发展--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一旦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停滞，政权的抗冲击能力如何？这个问题必须在今天就引起高度警惕。
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是依靠制度改革、制度建设，还是调整混乱的意识形态，依靠宣传方面加强力量来扭转局面？很可能两方面都要做。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要做，这么严重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要说政治体制不用改，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十八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两句话，一个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一个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句话相当重要。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走什么路呢？在没有把问题想清楚，没有把方案设计好的时候，动还不如不动。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内民主，我很赞成。然而，民主指的是什么？是咨询性民主还是票选？如果民主指的是票选，则八千万党员这个范围都言之过早。如果民主指的是咨询性民主，则在全民范围内搞民主问题也不大。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许多人常常希望用激烈的根本性的变革来解决，希望中国马上出现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包括最近还有人在宣扬长痛不如短痛。但是，在当前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特别剧烈的社会变革，笔者认为：第一，不可能出现；第二，也未必可取。中国存在的政治体制等问题，最起码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剧烈的变动实现的，只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或改革实现。如果是改良或改革，则中国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必须得考虑照顾既得利益的问题。不照顾既得利益不现实，只有在照顾既得利益的前提之下，才能实现改革和改良--当然，如果既得利益一点不能动，那也是谈不上改良或改革的。
政治体制改革既有路径的问题，又有目标的问题，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目标是错的，改过去就更坏，目标对了，但找不到一条可以不付惨重代价的路径，这个目标的设定也没有意义。在目标方面，“十八大”已经说了，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这一条，在精英阶层中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不走邪路”这一条，分歧就比较大了：很多人还是认为西方的道路是人类的共同方向，中国必须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西方的制度不是完美的（这虽然是说过无数次的老话，但很多人心里是不服气的，有必要不断重复），这次已经延续了几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充分展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难道就与中国政治制度没有一点关系吗？这也是说不通的（所以就不难理解完全否定中国政治制度的人罔顾中国的经济成就）。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缺陷，需要改良或改革，需要新的制度设计。有关具体的制度设计，因篇幅所限，不适于在这里谈论。
从放眼世界的视野看，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关键地位，中国有能力为人类创造出一个比以往的人类所有过的都更好的政治制度。中国需要与中国人民更始，需要与世界人民更始，从而走上历史赋予我们的地位，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