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还将隐士与真人作了比较，意亦取《庄子·刻意》篇开头对几种所谓的“士”与圣人所作的比较。笔者将在下一章详论之。
总而言之，阮籍的诗文深深地刻着庄子精神的烙印，他将庄子的游世哲学溶入其为人处世之中，虽然他的《咏怀诗》始终流露出哀怨的神情，但这种哀怨也如同庄子，是一种智者的忧伤，一种生命本来的无常。钱穆先生对阮籍在《庄子》传播史上的评价甚高，他称：“两汉治黄老学，魏晋以后始转重老庄，阮籍开其端。阮书有《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发挥《庄子》旨趣，较之后起向、郭，遥为深远。”
除嵇康和阮籍之外，“竹林七贤”中山涛、向秀等其余五人，其诗文存者较少。向秀的《庄子注》已在前面讨论过，山涛不算真正的《庄子》倾慕者，刘伶不屑于为文，唯寄情于酒，吕安的《髑髅赋》相比于曹植等逊色许多。此五人的风流器度主要见于言行，因此将置于下章“士风之变”中予以讨论。
西晋文学与金谷宴集
西晋文学的繁盛主要集中在晋武帝太康时期（280—290），钟嵘在《诗品序》中称其代表作家为“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三张”即张载、张协、张亢，“二陆”为陆机、陆云，“两潘”为潘岳、潘尼，“一左”为左思。虽然钟嵘称这些文学家为文章之中兴，然而与曹操父子和嵇康、阮籍相比，其风力已颓。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西晋文学家基本上依附于政治集团，生活中缺少苦闷与冲突，因此由曹丕开始的文的自觉此时反而转弱，文学流于形式。尽管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所作诗文不少，但绝大多数为模拟之作，雕琢的痕迹明显，只有少数作品发自真情实感。
“三张”的诗文中绝少玄言，即使在诗歌方面造诣颇高的张协（255—310），也唯有《七命》一篇文章涉及玄言，但是和曹植的《七启》一样，不过最后仍归于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七”作为一种文体，从枚乘的《七发》开始，即以道家的寂寞无为释世俗之病累，到了曹植的《七启》，则仅有其形式，如人物的名字和对话方式等，但主旨最后从道家转向了儒家。如张协在《七命》的末尾，当循华先生以耳目之娱诱惑无效后，乃言晋国国政之美，冲漠公子于是蹶然而兴，叹自己固陋而守狂狷之志，然后愿意步其后尘而出焉。
除了“三张”，西晋文人基本上都属于“二十四友”的圈子，例如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左思、刘琨、挚虞等。关于“二十四友”，《晋书·刘琨传》称：
“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人士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
西晋元康六年（296年），征西大将军王诩前往长安，石崇与潘岳、陆机等三十人在石崇的别墅金谷园设宴相送。据石崇在事后写下的《金谷诗序》，我们可知，这些时贤昼夜于金谷园游宴，或登山临水，或饮酒作乐，最后石崇有感于性命难常，便提议大家各自赋诗言怀，不能者罚酒三斗。这次雅集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东晋著名的兰亭集就是此次聚会的流风遗韵，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则无处不有石崇《金谷诗序》的影子。金谷宴集之后，金谷园便成为石崇、潘岳等文艺青年聚会的固定场所。他们于此谈论文学、吟诗作赋，后来渐渐形成稳定的小群体，即“二十四友”。
作为金谷园的主人，石崇当然是“二十四友”的核心人物。与其他文友相比，石崇（249—300）的诗文更多表现出出世的色彩。他在《思归叹序》（《文选》作“思归引”，《全晋文》作“思归叹”。）中说自己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五十岁时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于是隐遁于河阳别业。“河阳别业”就是石崇的别墅金谷园。对于石崇在金谷园中的生活，他在《思归叹序》中如此描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然而这样逍遥的日子没过多久，石崇便不得不再次出任，他于是感到困于人间烦牍，常思归而咏叹，因此作《思归引》。在《思归叹》中，他接着表达类似的感受：
“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郁茂兮芳草盈。玄泉流兮萦丘阜，阁馆萧寥兮阴丛柳。吹长笛兮弹五弦，高歌凌云兮乐馀年。舒篇卷兮与圣谈，释冕投绂兮希彭聃。超逍遥兮绝尘埃，福亦不至兮祸不来。”
虽然仕途颇为亨通，但和曹丕一样，石崇在骨子里的性情属于道家的艺术与自由。他在《答曹嘉诗》中曰：“世事非所务，周公不足梦。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他在内心并不认可儒家的人生价值观，而是仰慕道家的修身养性和出尘不羁。在《许巢论》一文中，他借对许由和巢父的评价表达了自己功成身退无为化世的思想。然而，石崇并没有真正达到老、庄的超脱。尽管他五十岁之后，屡屡兴起思归之志，但在行动上依然牵于政事，以致最后为孙秀所杀。
在金谷雅集中，还有一位座上宾，就是贾谧（？—300）。和石崇一样，贾谧虽然身为政治权贵，却也对文艺颇为爱好，而金谷园作为西晋文人最大的聚点，他当然时常参与其中。当时“二十四友”文人集团因为有了这位权贵的参与而盛极一时，岂知日后祸起亦由于他。就在石崇写完《思归引》后，很快贾谧与其姑姑贾南风杀害太子司马遹，而赵王司马伦又借为太子报仇的机会杀死了贾南风和贾谧，西晋历史上致命的“八王之乱”（291—306）至此更加激烈。贾谧死后，赵王伦为了铲除贾谧旧党，开始磨刀霍霍朝向“二十四友”。结果石崇还未及动身归田，便死于赵王伦亲信孙秀的手下。
“二十四友”中，与石崇一起遇害的主要人物还有潘岳和左思。潘岳的诗歌以写哀伤之情著称，他的《悼亡诗》辞采华艳，烂若披锦，乃至成为后世追悼亡友尤其是亡妻的典范。在辞采之外，与西晋诗坛一样，潘岳的诗歌很少言及老、庄。他对《庄子》的阅读仅从他的《秋兴赋》可以得知，在此赋中他写道：
“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闻至入之休风兮，齐天地于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行投趾于容迹兮，殆不践而获底。阙侧足以及泉兮，虽猴猿而不履。龟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绿水。”
“齐天地于一指”，“侧足以及泉”，以及最后一句“龟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绿水”均引自《庄子》，意在表明自己深知荣华不足恃，将返己之性情，养生全真，以无用之用为大用也。然而，和石崇一样，潘岳的这种愿望仅停留在纸上，尚未来得及实施，便也死在孙秀的屠刀之下。石崇和潘岳死后，“二十四友”成员大多数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星散。
“二十四友”文人集团中又一位死于“八王之乱”的要人，即陆机（261—303）。陆机出身吴国贵族，其父陆抗乃东吴大司马。晋武帝平吴之后，张华将陆机、陆云二人带到洛阳，并很得意地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陆机的诗作皆承古诗和乐府的传统，历来文论如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皆对之评价甚高。但是今天我们读他的拟乐府诗等，除了辞采可佳之外，似乎不像前贤所叹美的那样，而是模拟痕迹十分明显，且已经有《十九首》在前了。无论陆机作得如何好，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又陆机的乐府诗比起曹操父子，又略逊色了一些，因为曹操父子都是以乐府古题自作诗，完全是心灵的歌唱，而陆机却仍在因袭旧题、敷衍成篇。陆机诗歌的这些特点以及在词藻和对偶上的追求，都是西晋文学的普遍现象，即流于形式主义。而他之所以被誉为“太康之英”，在于他入洛后所写的一些思乡和怀人诗，这些诗歌饱含他的人生感慨，因此真正地有价值。另外也在于他以自己的高才造就了西晋形式主义的新文风。
陆机的诗歌中几乎看不到玄言的影子，但是在他的鼎鼎大作《文赋》中，却显然受到了庄子“言意关系”和审美理想的影响。笔者将在第六章中详细论及。
在“二十四友”的主要人物中，只有左思和刘琨逃过了“八王之乱”这场长达十六年的政变。左思出身寒族，后来因为其妹妹左芬入宫而在朝廷任职，以故得以成为“二十四友”的成员之一。左思自幼好学不倦，加入“二十四友”集团之后，他曾为贾谧讲《汉书》。在贾谧被诛后，他便退居田园，专心读书，后来一直不肯再仕。左思虽然家世儒业，却深明老、庄的止足之分，在《咏史诗》中，他引用《庄子·逍遥游》曰：“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棲一枝，可为达士模。”在“二十四友”中，左思很早就急流勇退，他在洛阳生活了30年，然而自291年八王之乱伊始之时，他便决意离开洛阳，退隐田园。左思在另一首《咏史诗》中直接表达了他的淡泊胸怀与归隐之志：
“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為数來遊？
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自非攀龙客，何为数来游？”左思的胸怀本趣不在仕途，而在于追步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则大有庄子“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境界。
刘琨（271—318）诗歌的“清刚之气”在西晋诗坛比较特殊，但由于他的诗歌几乎不涉玄言，所以在此不予讨论。
东晋玄言诗与兰亭雅集
虽然西晋文学中涉及玄言较少，但玄学清谈之风却越来越盛。“二十四友”的诗文尽管内容空泛流于形式，但基本上仍属于吟咏性情的范畴。唐代诗人韦应物在《金谷园歌》一诗中曰：“嗣世衰微谁肯忧，二十四友日日空追游。”即当时晋惠帝如此不堪做皇帝，诸侯王之间已经开始动乱，而“二十四友”诸人仍然在金谷园中日日饮酒作乐，作那些浮华空虚的诗文，没有人真正忧心国家。渡江之后，东晋偏安于江南一隅，士大夫们仍然以玄谈为务，刘勰对此评价曰：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亡国之音哀以思，然而江左文风却是一片升平气象，因此刘勰慨叹：“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不再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是变成了《老子》的说理之作；赋也不再是直书其事，直抒其怀，而成了《庄子》文义的说明。因此，钟嵘在《诗品序》中痛心而叹，称自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影响及于诗文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到了江左，流风所扇，结果在东晋的文坛，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诗人，其作品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文变染乎世情，东晋文学的平典寡味，正是因为玄谈风气之盛，玄谈之盛又在于《老子》，尤其是《庄子》成为时人阅读和谈论的热点。整个东晋文学都深深地刻下了《庄子》的烙印，下面将以郭璞、孙绰和许询为例予以讨论。
1、郭璞的游仙诗
郭璞（276—324）在西晋惠怀年间避乱江左，他一生著述甚丰，为《尔雅》、《方言》、《山海经》、《水经注》等重要典籍作注，后来全部传世。郭璞的文学以《游仙诗》和一些赋著称，特别是他的游仙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颇高。文论普遍认为这些游仙诗使得西晋以来的诗风为之一振，而且让游仙诗从此成为固定的一种诗歌体裁而流传下去。
昭明太子编《文选》，便将游仙诗作为诗歌二十类之一类，唐人李善注《文选》时，对郭璞的游仙诗如此评价：
“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
李善认为，郭璞的游仙诗并没有太多“仙趣”，而是更多自叙，即文不称题。他所说的“见非前识”，指的是钟嵘。在《诗品》中，钟嵘先称郭璞的游仙诗改变了永嘉平淡之体，但不甚符合游仙诗的题中应有之义，“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像“奈何虎豹姿”和“戢翼栖榛梗”这样的话分明是坎壈咏怀，而不是真正的游心于玄远。
郭璞可能以游仙之名表达自己胸中的不平，但他的诗文深受《庄子》影响却是十分肯定的。他在《答王门子诗》中说：“遗物任性，兀然自纵……非涉魏阙，非滞陋巷。永赖不才，逍遥无用。”遗物就是庄子的外物说，“魏阙”出自《庄子·让王》篇中山公子牟所说的“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取庄子的重生游世之意。末句的“不才”和“无用”是庄子哲学的核心价值之一，以“不才”而逍遥一世终其天年，以无用而成其大用。郭璞的《游仙诗十九首》中，亦多用《庄子》之致，比如其一曰“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对庄子至高的人生境界极其仰慕。又其一曰：“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亦取《庄子·齐物论》的独化说，“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郭璞引用《庄子》最多的是《客傲》一文，相关引文如下：
“郭生粲然而笑曰：‘鹪鹩不可与论云翼，井蛙难与量海鳌。虽然，傣将祛子之惑，讯以未悟，其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