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这应当算是很高的收入了，1989年时一个月可以赚到5000元钱的人就算是富人，可是我却一点没有当上富人的感觉。1992年年底，由于北京办事处的业绩十分突出，美国总部给予我个人1万美元的奖励。
当时我自己已经攒下了30多万元，加上这1万美元，手里已经有了40多万元钱。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北京方庄买一套房子已经不成问题。按理说，我是那种特别喜欢享受的人，只要是可以给人以享受感觉的事情，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去尝试一下。可当时我却宁愿还是住在筒子楼的14平米的小屋里。肯定不是那间小屋让我觉得舍不得，对于公共厨房、公共卫生间，我早就厌烦了。当时的原因是，方庄那套看过4次的两居室没有我想象中的房子好。我更向往一种极为豪华舒适宽畅的房子。
1993年的春节，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当时我阅读了台湾的一本杂志，杂志上写着：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每年拿出2000元台币用来投资，每年投资的利润可以达到20%，那么他大概在40岁时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好像是这样计算的，其中的具体数字我真的回忆不起来了"。20年，这个概念让我当时有一种沮丧的感觉。赶紧拿出了计算器和所有的存单，那一天我就是特别想算一算到底什么时候我能够攒到自己的第一个100万，什么时候我能够看到自己的第一个1000万。我是从上午10点开始算的，大概中午时知道自己如果仅仅依靠目前的工资赚到1000万，除非我的工资可以再增长100倍，即使这样也需要20多年的时间。从中午我就坐在屋子里，一直坐到天黑，我才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约他一起去酒吧。那天晚上我决定辞职，找一个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财富的机会。
当然，我没有马上就辞职，而是一直在寻找机会。当时我想过，如果靠40万元自己生产一个产品，不是不行，不过那可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我想赚钱，又想比较轻松地、舒适地赚钱，那就只有捡现成的产品来经营了。那时候有大量国外的产品在中国寻找市场，只要找准了，给一个产品做中国总代理，就可以赚钱。当时我在国际大厦里上班，这里全部都是各国跨国企业的驻京办事处或中国公司的总部，可以直接接触到国外企业的负责人。我开始留心与这些公司的人接触，希望寻找一个比较好的代理项目。
一天中午午饭后，我一个人到赛特饭店的酒吧里休息，坐在吧台上喝着啤酒。一个老外坐到了我的旁边，老外想抽烟，向我借火。当时已经2点多钟了．酒吧里的人陆续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了，我没有注意到酒吧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老外烟抽得很猛，一杯酒的功夫就向我借了三次火。第四次向我借火时，他开始与我聊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刚刚进入办公室，电话就响了，是那个副总裁打来的。他对我说，前一晚上他兴奋了许久，因为他发现了一个足以帮助他开拓北京市场的人，就是我。他想在北京建立一个办事处，由我全权负责，并约好中午时见面。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但也是一个极为冒风险的机会。午饭时，他对我说："王，我可以给你比现在高10倍的工资，你来帮助我办起这个办事处吧？"我对他说："你最大的目的是想在中国打开市场，还是想在北京先站住脚？"他很奇怪地看着我："当然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这两个并不矛盾。"我告诉他，这对于我来说却不是一回事。如果仅仅是想在北京站住脚的话，我可以给他介绍更合适的人选，因为我已经决定为自己做事情。所以，如果想打开中国市场的话，我希望能够成为这家公司产品的中国总代理。他一听更是一惊："你这样太冒险了，如果无法打开市场的话，你个人是要受到经济损失的。"我对他说，这一点我已经考虑到了。其实我没有告诉他，昨天晚上聊过之后，我料到他会再来找我，所以当晚几乎一宿没睡，将家中所能够找到的有关北京房地产的信息全翻了出来，并且一一分类认真分析了一遍。从分析中我清楚地知道，这的确是一个很冒险的行动，因为我需要自己去培育市场，这可能需要1年甚至2年的时间，可是如果我坚持下来后，这个市场却是相当广阔而且利润丰厚的。
我的决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因为他的公司可以减少支付相当大的一笔费用。所以他很痛快地就答应了，随后的两天里，每天晚上下班后我与他会面，将代理协议等细节认真讨论。之后他回国去与董事会商讨，大约10天后，他又回到了北京对我说："王，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天。互换了名片后我才知道他是意大利佐利雅建材公司的副总裁，到中国来是想了解一下市场，并且寻找在中国的总代理。他对我说，他们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一种专门为别墅或者是复式结构房屋的露天阳台设计的玻璃顶棚。他在北京好多处地方看过之后，觉得这样的产品在中国没有销路，因为当时北京几乎没有多少别墅，更不要说大面积的别墅区了。但这却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我知道，从1992年开始，北京的名人花园、顺义和通县以及机场路附近都在兴建别墅区。只不过当时大多数还没有完工。于是我与他聊了很久，当天晚上，他还专门请我去吃了顿饭。
现在说起这个"合作伙伴"来是很轻松的。可是随后的1年多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开拓市场，我将自己的全部40多万元钱都投入了进去，当时此类的产品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安装成本相当高。由于北京地区的风沙比较大，所以对这个产品的安装工艺也就要求特别高，既要有很精确的尺寸，使其不留任何缝隙，又要保证天窗的开启自如，这不是随便找几个民工就可以做到的，仅培训工人这一项就花去了好几万元。而最关键的是，每个月都要支付工人固定的工资，不论是否有生意。加上必要的广告费用，40多万元那时候特别不经花。1年的时间，30万元全进去了，却没有做成一笔生意。我当时想如果有200多万元的话，一定会在北京所有的媒体上做整版的广告，不信还会没有生意。有一段时间，实在有些撑不住了，我甚至想拿着剩下的10万元去广州全部用来买彩票。
在我已经弹尽粮绝，连向朋友借的5万元钱都快用光时，接到了机场路附近别墅区的工程，一共有7家要安装，使我一下子就赚到了20多万元。之后通县的别墅、顺义的别墅、昌平的温泉别墅，生意一个接一个，工人加班加点都做不完。
到1995年时，商品房中大量的复式结构出现，我的生意更加火爆，意大利公司看到市场开拓得如此好，又给我让出了2%的利润。我也开始将业务发展到广州、深圳以及上海。我用了5年的时间就赚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0万元。现在，年销售额就高达500万。
赚到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给自己买了一套宽敞的大房子。我现在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在城里，大概是1998年购买的四室两厅的楼房，房子在东二环上，这套房子的装修就花了70多万元。这套房子的最大特点就是舒适，工作一天后挺累的，有时晚上坐在30多平米的观景阳台上往外看看，品品茶，觉得挺惬意的。还有一套房子是在昌平凤凰山的一个村子里，是一幢两层的大概300平米的房子。本来盖这幢房子之前是想给自己和朋友们找一个度假休闲的地方。但是，后来这幢房子一次也没有让朋友们去过。因为这幢房子里面几乎没有装修，四白落地的墙，水泥地，原来打算盖这个房子时，是想把它装修成一个比较豪华、舒适的地方，所以除了厨房和卫生间进行了装修外，一层的厅和二层卧室都没有打隔断，只留下了原木的柱子，准备让装饰公司的设计师可以有更好的发挥空间，现在这些原木的柱子反而成为了这里的特点。之所以没有装修，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开车来这里休假，站在二楼的窗前往外眺望，外面是漆黑一片，白天时可以看到的对面的山和山下的水库，都看不到了，窗外的世界寂静得让我特别想狂喊几声。那天晚上我突然间觉得任何装饰在这里都是会被淹没在寂静和黑暗里的。没有任何雕饰在这里才是真正的舒适。不过，卫生间还是花了十几万的装修。因为在城里的房子没法装那种超大的浴缸，所以这个愿望在这个小楼里实现了。
现在我有两部车，大多数时间我更喜欢自己开着奥迪四处跑，另一辆是去年刚刚买的新款奔驰。
而那些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和知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工作的白领一族，则属于高学历、高智商、高收入、高消费、压力大、节奏快的一批人。
通常他们的上班时间固定而灵活，但一上班往往就像打仗一样忙碌，因为老板或客户盯着出活儿，也因为薪水是以工作量计。因为忙和注重隐私，同事之间有合作也有距离。他在公司接打电话都非常职业化，讲求效率和服务意识，并综合电话、传真、上网等方式来处理工作。每件工作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延迟意味着公司与个人的经济和信誉损失。
他们追求资讯的海量和效率最大化，因此网络是日常工具；并经常出差，坐飞机是家常便饭，在城市之间处理业务、结交同行、获取信息，并以此站在行业的最新前沿。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处于工作状态。他们是靠自己的专业吃饭的，是食脑一族，竞争对手不但是同事，而且是全国的同行。如果有必要，他随时要充电要学习，但他的身体也在透支。
他们的工作有付出必有回报，但工作的惯性使他们不付出都不行，而回报的不合理则可能导致他们的跳槽。对于他们来说，跳槽也成了平常事，但工作环境和性质没有太大区别。开会是日常工作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务虚的会基本不开。他们的性格再内向也走向了沟通与合作。他们可以基于私人的理由选择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却很难有决心和胆量尝识换一个行当。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不分，生活成了工作的组成部分。因此他没有太多时间顾及家庭及感情生活，相关问题由此而生，倒是办公室恋情在这个阶层显露迹象。
他们的工作业绩被记录下来，体现在月底发放在工资卡里的钱或额外奖励，因为进入高收入阶层，所以被税务局盯得很紧，每月纳税。培训和旅游的福利随公司的制度而定。同事之间因业绩不同的收入差异彼此保密，工作满一定年份即享受7天带薪年假。公司或可租房供其居住，或有通讯交通和伙食补贴、出差补贴或高于国家机关标准。公司为其购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或许有部分公司股。有的公司还有逐年加薪制度。
他们可称得上是优越感和压力感并存，一方面他们比很多人有事业成就感和生活素质上的优越感，自认是城市精英，另一方面工作压力不断掏空他们的智慧和体力，淘汰的危机与发展的危机四伏。他们的身心高度紧张，患得患失，工作的佘暇获得的不像是幸福而更像偷来的快乐。
以前，中关村曾经流行这样一句戏言：在大街随便撞着个人，也许就是位院士或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这句话是形容中关村知识分子扎堆儿，智力高度密集。而今天中关村的变化正在修改着这句戏言：在街头不经意撞着的也许就是位院士、博士，兼高科技企业老板、高级员工，兼百万富翁。时间在改变着中关村，而改变着的中关村又在改变着中国历史上有钱人的概念和形象。这种改变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财富的拥有者向着财富的创造者回归，向着知识就是财富，有真才实学方可立足当今社会的轨道回归。
近年来，随着高科技企业产权改革，职工分红权、认股权的逐步到位，一批新富人渐露峥嵘。其中许多过去"穿官袍""戴红帽"的私企，通过改制择清了与挂靠单位的关系，使企业资产落到了所有者的名下，虽然这些巨额资产大多数还是以企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的形式存在，并不表示涨鼓腰包的钞票，但是通过改制，出现了一批巨额资产的拥有者。这些企业的老板、合伙人、企业老总、CEO或上市公司董事长，首先成了富人中的佼佼者。
当然，他们的压力与风险也十分巨大，他们的工作重心在于决策和管理，因此他们的私人时间与工作能否区分开来，取决于他们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一般来说，上下班的概念对于他们形同虚设。他们要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代表企业接受媒体采访，出席各种有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并在任何时候都能把握政策的走向带来的变化，制定出应对之策；还要面对危机进行公关，在整个市场发生变化之后把企业带人安全航道；而在平时。
三、靠自己的知识、技术或发明致富
在中国最新崛起的一批富人中，有一类人是凭自己的知识、技术或发明而跨入富人行列的。他们的出现改写了富人的学历、知识结构，改善了富人的社会形象，并越来越赢得社会的尊重和敬佩。这类新富群体，包括职业经理人、技术专家、管理专家、高级策划咨询专家，以及拥有自己的发明专利的人，总之，是一批凭自己的知识吃饭的人，靠自己的知识、智力成为财富的拥有者，属于知识精英。他们能够跻身富人之列真正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点，体现了知识的价值，并使多年的"脑体倒挂"痼疾得以部分割除。他们多分布在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高新技术园区、软件园区之类的知识园区中。要维护企业形象和市场渠道，创造企业的新赢利点和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