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和唐前期，主要实行府兵制条件下的征兵制。此乃一种耕战相兼、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与均田制、租庸调制相辅相成，属于均田制、租庸调制在军事方面的配套制度。隋朝规定，民（男子）年18岁为丁，至60岁免除兵役义务。唐朝的府兵3年或6年点选一次，规定以身体、财力和每户成丁多少为条件，“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议·擅兴》）。一般21岁入军，61岁出军。玄宗先天二年（713），改为25岁开始服兵役，50岁免役。府兵由设置在各地的军府管理，平时散居务农，农隙进行训练，并轮番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战时领命出征。出征时，自备兵器、口粮；战争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新唐书·兵志》）。唐初，府兵社会地位较高，可免除赋役，征战有功者可得勋级，死亡者家属可受抚恤。府兵制的优点是不仅为国家节省养兵费用，而且免除农民长年征战之苦，同时也化军阀拥兵自重的问题于无形，但缺点是军队战斗力普遍偏低，“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 “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高宗显庆五年（660）以后，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农民大规模逃亡，不再愿意应征入伍，“浮逃户”问题日趋严重，对军队的兵源构成巨大威胁，而且优待办法被取消，府兵社会地位下降，导致大批逃亡，战斗力下降，根本无法与强悍的少数民族军队抗衡，府兵制面临名存实亡的危机。
开元十一年（723），李隆基采纳宰相张说的兵制改革主张，以募兵制取代府兵制，筹组雇佣兵。府兵制属于义务性质，而募兵制则带有商品经济的色彩，雇佣兵代表兵士职业化的趋势。改变首先由中央卫戍部队开始。开元十二年（724），朝廷于关内招募“长从宿卫”，充当卫士，称为“彍骑”，大约募集10几万人。开元二十五年（737），边军体制也进行改革，配置“长征健儿”的名额，宣布凡兵士家属随军者，可就近获分配土地、屋宅，从而使兵士无后顾之忧，专心在边疆服役。此规定最适合不习惯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包括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等胡人，以致少数民族从军者众。经过10余年的经营，李隆基将募兵制推广至全国。由于取消府兵轮番戍守边疆的做法，百姓离乡背井守卫边境的困苦得以解除。同时，朝廷要求雇佣兵进行集中训练，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一定保证。随着募兵制的实施，内地与边疆的兵力配置比例发生逆转，出现“金字塔倒砌”的现象。天宝年间，在沿边设置的八大藩镇（军区）中，驻屯军队接近50万，蕃兵蕃将多不胜数，军事统帅主要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胡人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卢龙（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三镇的节度使，拥兵20万，成为唐朝立国以来最有势力的将军。
兵制改革使唐朝的军事力量得以恢复和增强，为收复失地创造条件。唐初，北方的领土一度统一，朝廷设置安北都护府，管辖长城内外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帝国的版图更在高宗时期达于极致。但在武则天做皇帝的初期，即公元68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的李尽忠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煽动部下反叛唐朝，而且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反击，结果失败。此后，在公元703年，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还攻占了蔚州（现在河北的蔚县）和定州（现在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致使丝绸之路最后断绝，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声誉和外贸经济。
唐玄宗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旨在收复失地，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此外，有效地解决了军队粮食的供应问题。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少数民族，慑于帝国的军事威力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在准备充分之后，唐朝军队发起军事进攻，逐步收复营州等失地，重整旗鼓统一北方。自动取消割据的独立番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得以复置，朝廷重拾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帝国在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则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打通丝绸之路。南征北战中，唐朝的军事威望终于得以重新建立，李隆基的《平胡》正是这一过程的写照：“杂虏忽猖狂，无何敢乱常。羽书朝继入，烽火夜相望。将出凶门勇，兵因死地强。蒙轮皆突骑，按剑尽鹰扬。鼓角雄山野，龙蛇入战场。流膏润沙漠，溅血染锋铓。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
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唐朝再一次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开元年间，前来朝贡的蕃国数目多达70余国。根据《唐六典》的记载，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开元时代，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络绎于途，不少外国人亦在朝廷任职，中外交流之繁盛。
以藩制藩，各个击破
其实，在唐德宗即位之初，消除藩镇割据就已经列上了他中兴大唐的日程表，毕竟藩镇割据是中兴最大的绊脚石。但是，也许是时机未到的缘故，他最开始所采取的措施是温和的，有条不紊，缓慢进行。
德宗继位之后，在蜀地淫侈专制已有14年之久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老哥们入朝后，又耍小聪明，暗使属下蛮将寇侵州县。德宗本来已下诏派他归镇，在大臣杨炎苦谏之下，德宗就把崔宁留在京城，命朱泚的范阳军前往其驻地，从容地拔掉了一颗钉子。建中元年（780）春，他当机立断地惩处并撤换了西北泾源镇的一个篡权者，而不像代宗在以前所做的那样承认他的指挥权。甚至位列盐运使之首的那位受人尊敬、办事特别干练的刘晏也证明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一年夏天，他被贬和被处决，他的以扬州为基地的行署也部分地被解散了。
在财政问题上，德宗也明确地亮明他的态度：自治的藩镇与其他藩镇对朝廷同样有正规的财政义务。建中元年（780）春，平卢节度使和魏博节度使上呈德宗大批贡品，皇帝大造声势，把钱财作为正式税收转交国库。同年三月，德宗派11个黜陟使（此官设立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类似巡查钦差）分巡天下。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识时务”（史官以此4字评价，可见这位洪大使确实是个坏大事的书呆子），见魏博节度使田悦属下兵士有7万之多，就下令“裁军”，罢掉4万兵（可能此数是规定藩镇拥兵的最大限额），让这些人回家务农。
本来，田悦“事朝廷颇恭顺”，很有顺臣守法的样子，现在看到朝廷要窝心给自己一脚，裁撤士兵，激起他心中嫌怨。但田悦和他叔父田承嗣一样，属老奸巨滑之流，他假装顺服朝命，罢裁4万官兵。然后，他又把这些已经脱掉军服的将士召集于一处，激怒他们说：“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士兵大哭。田悦于是“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重新让兵士归营。于是军士“皆德（田）悦而怨朝廷”。
宰相杨炎想收复原州和秦州，就派李怀光和朱泚等人前往泾州集结。泾州诸将知道李怀光军法严峻，又刚刚擅杀朔方五将，就推刘文喜为首，拒不接受李怀光来统军。唐廷就以朱泚为泾原节度使。刘文喜不受诏，于建中元年五月据泾州反叛，并把儿子送去吐蕃做人质以招授兵，唐廷马上下诏李怀光、朱泚去平讨。唐德宗马上表现出其坚决的一面，对刘文喜索求旌节的要求一口回绝，也不听信朝中诸臣请求赦免刘文喜的意见。同时，他对泾州城内兵士仍旧像对待唐兵一样，赐以春服，吐蕃当时又和唐朝刚刚缓和关系，也不发兵相救，不久，“城中势穷”，诸将共杀刘文喜，传首阙下。如此，算是德宗给诸藩镇又“上了一课”。这次胜利，无疑给了德宗很大的鼓舞，给了他“以藩制藩”，用武力平定藩镇的信心。他在等一个机会，可以大展宏图，毕其功于一役，打一场大仗，彻底把藩镇除掉。很快，他的机会来了。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北成德镇（驻守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德宗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命朝廷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一下可触了各节度使的眉头，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谋联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德宗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他的儿子李纳被打得大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德宗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
但是，德宗在削藩过程中所采用的以藩镇打藩镇的做法，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十月，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继玄宗、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泾原兵马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德宗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正月，走投无路的德宗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德宗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德宗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德宗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而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贞元元年（785）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第二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德宗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德宗又以吴为节度使留后。
显然，德宗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他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表现了出来；特别是由于引发了“泾师之变”，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德宗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德宗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德宗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总的来说，781至786年的一次次叛乱，更加深了安禄山之乱造成的后果。唐皇室在这样一个国家保持皇位：它在许多方面实际上维持着统一，从各方面看又只是在形式上维持统一，它的不受挑战的政治中心依然是在西北的长安。由于大部分藩镇的岁入基本上或全部由地方当局自行处理，中央政府惟一可靠的财源是长江诸镇。因此，运河体系的突出的重要性和保护它的必要性得到了确认。这一时期，在运河两侧已建立的河阳、忠武和武宁从此被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保卫运河，在以后的年代里它们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河北地区依然不受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各镇抱成一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实际上的独立地位日益被接受。但是，据此看来，恰恰在与以往形势的延续性方面，这一世纪第二个25年的大叛乱，与第三个25年的大叛乱是不同的。安禄山之乱引起了朝一个新时期发展的全面变化，而781至786年的几次叛乱虽然与前者相比都是军事事件，但引起的是程度的变化而不是性质的变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到781年，虽然皇室权力历经沧桑被弄得十分衰竭，但成为帝国特点的一种松散结构，却使它能够经受得住战争和暴乱的猛烈冲击，而不致产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松散结构的基本特征是，藩镇割据的状态之下，没有那个藩镇的实力大到可以兼并其他藩镇，问鼎中原，诸镇的大部分主要受益者无意于争夺皇位，而只是满足于控制各自的地盘。这一次次叛乱，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巩固了地方的权力，使中央企图重新控制诸藩镇的努力倒退了约30年。
德宗匡扶大唐的雄心壮志在战火中点燃，又在战火中熄灭。但是，他所作的这种种努力并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最起码，他给了他孙子唐宪宗一个削藩的指示。
整肃诸侯，奋力一博
掐指算起来，暂且不提唐宪宗晚年如何宠幸奸人，但他在位期间在藩镇割据这方面还是作出了很多成绩。反过来说，这唐宪宗一生，跟藩镇的交往就占去了他的大半生。关于他这些年对于藩镇的行动，其实说起说起来还有颇有成就的。从他祖父便开始的削藩计划，到他唐宪宗一代便大功告成，不管是拣吃前辈的功劳，还是他自己的辛苦努力，他在大唐的史册上，着实应该大大书写一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