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府放射线防护局的鲍尔夫拉姆依·凯尼说：“我们对手机采用防护政策是为了把危害限制在最小范围以内，以确保我们国家公民的身体安全。”
而在日本，情况就不一样了。2002年6月14日，日本环境省公布了一项方针，与放射线防护局联合开展推广鼓励手机环保标签的活动。
这项活动计划中，由政府、劳动者、消费者、环境保护市民团体代表13人组成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来认定对哪些产品颁发环保安全标签。
日本环境省提出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从预防为主的原则出发，以经济诱导政策来促进生产商和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然而这立即遭到生产商的极力反对。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索尼等生产商加入的行业团体“BITCOM”以“贴标签既不合适也毫无意义”为理由拒绝参加活动，并且发表声明说：环境省采取的贴标签等活动没有科学依据，如果把没有贴标签的手机认定为有电磁波危害的产品，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有问题。只要在ICNIRP的SAR数值2．0W／kg以下就是安全的。
1997年开始，欧洲把公布SAR数值作为生产商的义务规定：美国的sAR数值为1．6w／kg，比德国高出1．0w／kg。
三、WHO关于电磁辐射的预防建议
电磁辐射预防建议——极低频电磁场(高压线、核磁共振、电气化铁路、电焊、电动缝纫等极低频电磁场)的预防建议。
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及WHO专题工作组经评估认为极低频(0Hz～100kHz)磁场与儿童白血病及脑癌有关，当工频(50／60Hz)磁场暴露强度超过0．3μT或0．4μT时，儿童白血病的患病风险增加2倍，据WHO统计显示有1％～4％的儿童长期暴露于强度大于0．3μT的工频磁场环境。虽然人群流行病学资料及实验室研究资料尚不能证明工频磁场与儿童白血病存在因果关系，但是WHO在其新出版(2007)的环境健康标准极低频电磁场专论中强调，尽管低强度环境电磁辐射生物学效应机制尚未阐明，但不能就此排除低强度环境电磁辐射能够产生有害的健康影响的说法。同时由于电磁辐射无所不在，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暴露于电磁辐射，因而即便其对人类健康影响十分轻微，也将会对人类的公共卫生产生巨大的冲击；如果其中某种健康影响是不可逆的(如肿瘤)，那么其所造成的经济健康损失必将是沉痛的。
WHO认为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极低频电场和磁场对公众产生已知的健康危害，鉴于电磁辐射健康影响研究存在一定的科学不确定性，wH0认为各国在制定电磁辐射预防策略时应当综合考虑电力行业对社会和经济的巨大贡献，应当采用低成本的预防措施，而不应当主观臆断地将暴露限值降低到不符合科学规律的程度。
WHO建议如下：
(1)各国决策者应当为公众及职业暴露人群制定极低频电场和磁场暴露指南；国际暴露指南是最好的暴露指南。
(2)决策者应当制定极低频电磁场防护规划，对各种发射源的电磁辐射进行检测，从而确保公众及职业暴露人群的暴露水平不超过暴露限值。
(3)在不影响健康效益、社会效益及电力行业的经济利益前提下，采取低成本措施合情合理地预防极低频电场和磁场暴露。
(4)决策者、社区规划者及生产商在新建电力设施及设计新型电力设备(包括电器在内)时应当采取低成本的措施预防极低频电场和磁场暴露。
(5)如果能产生其他额外的效益(如增加安全性)，或不需要增加成本或成本很低时，可以考虑改变现有工艺以降低设备或设施的极低频电磁场暴露水平。
(6)在考虑改变现有的极低频电磁场发射源时，应当对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考虑。
(7)地方政府应当加强网线管理，在新建电力设施或对现有的电力设施进行线路改造时应当减少非故意地面电流，确保安全。以前瞻性措施防范违反网线管理规定行为或判断现存的网线管理问题是代价昂贵的，可能也是不合理的。
(8)国家管理部门应当采用有效的、互动交流的公开策略使所有业主参与，从而形成明智的决策。这一策略应当包括如何减少各业主自身暴露水平的内容。
(9)地方政府应当改善极低频电磁场发射设施的规划，在为大型极低频电磁场发射源选址时应当由企业、地方政府和公众进行良好的协商。
(10)政府和企业都应当促进电磁辐射研究，减少极低频电磁场暴露对健康影响的科学不确定性。
（第三节）辐射案例的纠纷问题
一、变电站变身楼市杀手
2006年12月底，某通信公司欲在南京市鼓楼区建设一个枢纽工程，结果遭到附近几栋楼里居民的反对。
居民们认为，该工程距离他们的住处太近，电磁辐射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伤害，数十位居民连续几天围住公司大门，进行抗议。
2000年3月，南京市供电局在雨花台区居民楼附近架设高压线，遭到居民反对，居民们将南京市供电局告上法庭。最终，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判决高压线所产生的电磁辐射不会造成损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有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从环保部门了解到，2005～2006年，仅南京市环保局处理的电磁辐射类污染纠纷就有17起左右。
江苏省核与辐射监测中心办公室主任说，现在关于电磁辐射的纠纷经常发生，监测站的几位工作人员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另外，江苏省人大已经把《江苏省辐射污染源防治条例》列入立法计划，辐射污染问题将有法可依。
某日，南京有人致电报社，说他们小区附近刚刚建起一个通信发射塔，之后她一直感觉到．“头晕脑涨”，“早知道我就不在这个小区买房子了……”
如今，只要与通信基站、变电站等设施有关的问题，人们立即就会与“电磁辐射污染”联系在一起。现在南京市辐射污染日益严重，许多人建议对南京市核与辐射安全加强管理。
二、金国首例电磁伤害察
某检测仪器有限公司原职工沙某的女儿出生后患有多种疾病，20年来无法正常生活。但是沙某夫妇身体都很健康，沙某在了解了一定的辐射知识后，渐渐地把怀疑的目光转到了办公室门口的辐射仪器上。
女儿的病情是否与自己在怀孕期间受到电磁辐射有关？沙某把原单位告到了法院。
这是全国首例电磁辐射人身伤害案，目前法院已经受理了此案。
和着名的河马杀人案相同，此案也是昔日职工把前单位告上法庭，两案的原告都表示，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告单位，但如今还是希望到法院给自己和家人讨一个说法。
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国人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也在逐渐地加强，今后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辐射这一方面，虽然它的伤害是无影无踪的，但是不可回避的是，辐射危害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存在。
沙某和她的女儿刘某正是电磁辐射案的原告。沙某说：“告单位这利r事以前想都不敢想，但现在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谁的责任就应该谁来承担。”她认为，造成自己女儿现在的这种状况，和她怀孕期间受到放在办公室门口有放射性的仪器不无关系。
沙某诉称，1976年9月14目至2002年8月18日，她一直在检测仪器有限公司工作。在1983年10月，单位因工作需要，将3台LWF-B等离子体低温灰化装置设备放置在她所在办公室隔壁和门口使用，该设备电磁辐射性强，对人体危害极大，特别是对孕妇造成的影响及后果更为严重，而她于1983年12月怀孕后一直工作到分娩。由于受高电磁辐射的影响，女儿自出生起就体质极差，被医院确诊为发育不良，每年都要多次到市儿童医院等医院进行救治，并于1992年7月做了右肾切除手术，导致伤残。沙某要求检测仪器有限公司对其女儿刘某进行伤残鉴定，按照鉴定结论支付残疾赔偿金；支付医疗费、继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10万元。
一提起女儿所患的病症，沙某就面色沉重。
沙某介绍说，在她怀孕8个月的时候照了B超，医生说孩子右。肾有问题。女儿出生没几天，就检查出泌尿性畸形感染，但查不出导致畸形和感染的原因，因为他们夫妇身体都没问题，父母也很健康，不可能存在遗传的问题。
“从出生开始，我女儿每天都不自觉地滴尿，泌尿系统经常感染！”
沙某说，女儿8岁半时到儿童医院做手术，发现右肾偏小，肾上全是颗粒状的小泡，而且输尿管开在阴道壁上。手术后，女儿正常生活了1年半，又开始肚子痛，诊断结果又是泌尿性感染，这种情况又持续到16岁，由于长时间地出入医院，孩子对看病都有了恐惧的心理，后来身体不舒服都不告诉父母，自己偷偷地吃两片药。
此外，刘某的淋巴系统也有问题，有时候睡觉起来，嘴高高肿起，而且后腰有一大片并非胎记的划痕。刘某3个月大时身体就突然抽搐，从小多动，行为不受控制。种种疾病使刘某大脑受到影响，上完初中后她就停学在家，不再继续上学了。
多年来，沙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造成女儿多病的原因，媒体对电磁辐射的报道，让她想起怀孕时单位的那台放在她办公室门口的仪器。
在查找了大量的相关专业书籍后，她发现，在医书中找不到女儿患病的原因，在电磁辐射书籍里全都找到了。于是，她似乎明白了一切。
沙某向法院提交了公开发表的20多篇科普文章和专业论文，以证明刘某所患泌尿系统畸形心动过速等病症均是遭受电磁辐射的后果，并向法院提交了女儿长达50页的看病记录。
该检测仪器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机器是否有电磁辐射呢？据了解，该公司主要生产分析仪器、环保仪器、节能检测仪表和实验室装置。
该检测仪器有限公司代理律师对刘某表示同情，但他认为，从本案来看，沙某母女胜诉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人身伤害案胜败的关键在于因果关系，证据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如果有司法鉴定认为刘某所患疾病是电磁辐射造成的，检测仪器有限公司肯定会承担责任。但现在沙某拿不出这样的证据，而且机器早已不存在了，无法进行鉴定。
此外，按常理推断，如果确实是电磁辐射造成的，那么沙某的身体也应该受到伤害，但现在沙某身体没事，其女儿刘某疾病的根源就不一定是电磁辐射。
沙某的代理律师也认为官司输赢的关键在于证据，即能否证明刘某所患病症与其母怀孕期间所受电磁辐射有因果关系。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有资质的权威机构能做这种鉴定。在这种情况下，沙某的代理律师建议：由法院出面让有关部门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并把论证结果作为证据，这是最佳的办法。
三、深圳畸形胎儿问题采访
2007年10月15日，深圳市某报的记者从深圳市妇儿医院得到令人担忧的消息：近几个月来，这里的B超室检查出的畸形胎儿数量较以往有大幅提高。此事引起了有关专家的重视，也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深圳其他医院也有畸形新生儿居高不下的说法。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有关部门。
11月28日下午，该报记者来到深圳市妇儿医院，采访超声科李医生。提到畸形儿，他感慨万千：“我7月15日调来妇儿医院工作，到今天才4个多月，居然已经检查发现了40多例严重畸形的胎儿。其中不到20天的一个时段，就发现了1l例畸形儿。最不可思议的是10月的一天，连续4个接受检查的孕妇都怀了畸形胎儿。而我在内地工作十几年，一般一年也才遇上十几例。”
据李医生介绍，如果加上轻微畸形胎儿(如多趾、轻微唇裂)还不止40多例。这些畸形儿情况各异，五花八门：分别有骨骼系统畸形、泌尿系统畸形、消化系统畸形、心脑血管系统畸形和面部器官畸形，其中最多的是泌尿系统畸形，而且有的畸形儿还几种类型兼而有之。
在深圳，他还遇到了非常罕见的案例：没有眼睛的畸形儿，两个鼻孔垂直长的畸形儿。真是匪夷所思。
在他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部分畸形新生儿的照片和放在瓶子里的标本。这时头皮发麻的记者才深刻体会了什么叫“触目惊心”……同样身为“花朵”，这些脆弱残缺的小生灵却永远不可能同样地享受生活的阳光，这多么可悲可叹！
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共有各种先天性畸形者约3000万人，我国新生儿有3％~5％是先天畸形，每年出生畸形儿38万以上。主要的101种先天性异常中，严重的先天性畸形依次为：无脑畸形、脑积水、开放性脊柱裂、唇腭裂和先天性心脏病等。畸形儿类型不同，畸形程度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轻微的畸形，如多趾、轻微兔唇、缺耳廓等，都不影响新生儿的存活，而且可以通过后天的手术很好地纠正；严重的畸形，如缺失大脑、心脏及食道闭锁、无腹壁、内脏外露的，即使生下来，也很少能存活，相对来说，给家庭、社会造成的长远影响还比较小。
但另一些畸形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就比较大了：如小脑儿，先天脑部发育不足，意味着可能是痴呆。这些畸形儿虽然能生存下来，却只能永远面对一个病残的人生。
畸形儿的产生是社会的不幸，更是家庭的不幸。这么短的时间发现这么多畸形胎儿，李医生震惊了。他为此也询问过同事是否见过这种阵势，同事们也认为“畸形年年有，今年特别多”。那么，深圳市妇儿医院发现的这个怪现象是不是代表深圳的畸形儿正越来越多呢？
记者随后又赶紧询问了其他大型综合医院，医院的统计表明：本医院今年的畸形新生儿比例较往年并没有很大提高。但在对专家的采访中，记者得到的答复是，相比其他地区，深圳的畸形儿比例“的确不低”，而且症状更复杂。就在去年，某医院还接生了一个身体畸形多达7处的新生儿。这使记者刚刚放松的心又悬了起来，记者不禁要问：
在这片如此美丽的土地上，为何会生长出这么多畸形的花朵？
畸形儿的产生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国外专家这样认为：造成婴儿畸形的因素很多，有10％纯粹是环境因素造成的，20％是遗传造成的，70％是环境、遗传互相影响造成的。也就是说，畸形儿形成的偶然性非常大。而妇儿医院的病例记录也表明，真正纯粹由于遗传造成畸形的比例很小，60％～70％原因不明，很难具体断定。但是，记者通过对孕妇情况的综合调查，查阅医学资料，请教专家，也总结了一些产生畸形儿的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