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北京60多个工厂3万多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工宣队数千人首先进驻武斗已延续百日的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赤手空拳的工宣队员遭到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抵抗和突然袭击，5名工宣队员惨遭杀害，731人受伤。次日凌晨，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紧急召见了北京高校学生造反派头目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并警告说："谁如果继续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围起来，实行歼灭。"毛泽东的鲜明态度，保证了工宣队对清华大学和随后对北京其他高等学校的进驻和领导。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友人赠送的芒果转赠给首都工宣队；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15日，又接见了进驻清华的工宣队代表，公开表示对工宣队的支持和关怀。8月25日，根据毛泽东"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作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整顿教育的时机到了，各地应依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要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人"，"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8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刊登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的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按照这个指示，8月29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了北京市的全部大专院校。这年的夏、秋，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专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了工宣队、军宣队。全国县镇以下农村中、小学则由进驻的贫下中农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了起来。
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进而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调整或建立革命委员会、整党等所谓"斗、批、改"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对于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成功的经验，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高潮的到来"。
但是，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是基于毛泽东的错误认识，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在文化、教育部门同其他部门一样严重存在着。新中国建立以后，学校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个错误认识的前提下，工宣队、军宣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派性和派性斗争。他们不了解各学校内部的复杂情况，缺乏正确的判断标准，虽然起了遏制派性、促进联合的作用，但也错批、错斗了一大批群众。同时，由于他们不熟悉教育业务和教育规律，贯彻执行了一套"左"的教育方针，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和工农兵实践经验在大中学教学中的作用，贬低科学，排斥打击知识分子，使一代青少年失去了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实行由贫下中农掌握教育大权，树立贫下中农在学校的优势地位，并且永远由贫下中农占领阵地的原则。农村各学校在公社、大队革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有教师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领导学校的工作。
贫管会成立后，废除了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都由贫管会决定。贫管会在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中，先后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把"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通通说成是"封、资、修的大杂烩"，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把实行校长负责制说成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贫管会废除了新中国建立后形成的所谓一切"旧"的教育制度，强调突出"政治"和师生思想"革命化"，把学校纳入了"左"倾思想办学的轨道。
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吉林梨树县（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此后，全国各地农村中小学贫管会纷纷以此《大纲》为模式，对本校进行管理。具体规定如：中学要建立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委员会，小学由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实行一元化领导；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社办或大队联办；学校经费实行民办公助；教师的工资改为工分加补贴；中小学12年一贯制缩短为9年；废除考试、留级等制度；中学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小学开设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5门课，中学开设毛泽东思想教育、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5门课；老师、学生要走出校门参加社、队的"三大革命运动"，宣传毛泽东思想，搞社会调查；贫下中农进校担任兼职教师，讲村史、校史，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贫管会的成员一般都是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农、雇农，他们缺少文化知识，不懂教育，更没有学校管理经验。因此，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只能搞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损伤教师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教学质量。从根本上来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毛泽东错误认识的产物，它不是"教育上的革命"，而是"革"教育的"命"。因此，它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后，军宣队逐步从学校撤出。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中央批示精神，各地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了学校，并撤销。贫管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随即被撤销。
批判"黑六论"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同年第4期《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首次提出："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社论号召："彻底清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把上述这些反动观点批透。"此后，一度在各种报刊上，特别是在学习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文件的时期，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黑六论"的浪潮。
"中国赫鲁晓夫"在当时是污蔑刘少奇的用语。强加在他头上的"黑六论"实际在刘少奇的所有著作和讲话中都没有其中任何一个提法，更没有总提法。
关于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的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次年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现在国内的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地主阶级早已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了，反革命也基本上被消灭了。我们说国内的主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刘少奇的这些分析是符合当时国内基本状况的，同毛泽东本人当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但是，反右派斗争后不久，毛泽东在八届扩大的二中全会上轻率地否定了八大关于我国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来，他发展到把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刘少奇尽管对此有不同看法，并且在工作中尽量给予抵制，但他考虑到中央的团结和毛泽东的威信，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更没有提出过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及其它主张。关于所谓"驯服工具论"，1958年《北京日报》曾开展"共产党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为了给这次时论作个总结，1958年6月3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的一篇谈话，有针对性地谈到党员和党的关系问题。他说："不作工具作什么？作党的工具好不好？很好。""作什么样的工具？驯服的工具，还是调皮的工具？是容易驾驭的，还是不容易驾驭的？……动脑筋的人就不能作驯服工具，作驯服工具的人就不能动脑筋了？作一个驯服的工具，又有理想，是绝对不能统一，还是能统一？这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有一致性的。"显然，刘少奇在这里是指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需要，听从党的安排，这绝不是提倡无原则和奴隶主义。共产党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为人民服务是唯一的宗旨，党的铁的纪律是建立在党员高度觉悟、自觉遵守的基础上的。这样一个本来正确的命题被林彪、江青一伙抓住不放，肆意歪曲，是因为它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等谬论水火不容。于是，林彪、江青一伙就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刘少奇的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观点变成"驯服工具论"，大加讨论，以达到他们制造动乱、乱中夺权的目的。关于"群众落后论"，1941年刘少奇写了一篇文章叫《人的阶级性》。他分析了农民阶级的两重性，在指出其革命性的一面的同时，又指出其落后性的一面。他说到了农民阶级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和落后性等。他的这些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观点。有的革命导师对农民的落后性的分析往往超过刘少奇在该文中所说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说："工人是必须依靠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但必须努力去做工作，不做工作，就去依靠，是靠不住的。他打了一个比方：椅子本来是可以依靠，有毛病，不可靠了，修好了，又可以依靠了。"刘少奇的用意是强调我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要多做工作，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教育人，提高工人觉悟。这无疑是正确的。林彪、江青一伙却断章取义，把刘少奇这两段话中的有关"落后"、"破椅子"等语言单独摘录出来，再捏造成"群众落后论"，加以讨伐。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推销他们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取消党的领导，煽动造反，搞乱全国。
关于所谓"入党做官论"，则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无中生有硬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罪名，连牵强附会都谈不上。如果说真有什么人推行"入党做官"，那恰恰是林彪、江青一伙。林彪把他20出头的儿子林立果放到空军，突击入党，一步当上了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进而实际掌握空军大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把上海的"造反英雄"陈阿大等流氓地痞拉入党内，甚至直接拉人中央委员会，充作班底，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名声，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建设。
关于所谓"党内和平论"，在延安整风期间，针对王明"左"倾路线曾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党内同志当敌人，甚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的恶劣影响，1941年7月，刘少奇写了《论党内斗争》一文，他说："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与加强党内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一致，是要在思想上、原则上去解决问题之后，才能在组织上、行动上解决问题。"他坚决反对"机械过火地党内斗争"。这些被林彪、江青一伙归纳为"党内和平论"，似乎刘少奇失去原则立场，对党内坏人坏事视而不见，提倡做老好人。事实上，刘少奇不仅在上述关于如何处理党内矛盾斗争问题的论述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他也从来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拿原则做交易。林彪、江青一伙歪曲、污蔑刘少奇，无非是要在党内把老干部都整掉，把一切敢于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党员统统打下去。
所谓"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也是一顶强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帽子。从40年代起，刘少奇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对待工作、自身待遇的态度以及处人处事的方式问题，并形象地用"吃亏"和"占便宜"来作比喻。1964年他同王光美一家谈话，说："吃点小亏，占大便宜，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规律。整天想到个人，最后是没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还是丧失一部分的。为人民作事，大家就会照顾，规律性就是这样。现在是人民作主的国家，有公道真理能得到发扬。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即不会有个人，不考虑个人利益则最后有个人利益。占小便宜，吃大亏，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这是符合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在别的讲话中，刘少奇也讲过类似意见。这些话不能说刘少奇用语十分严谨，但他的用意十分清楚，即用平易近人的拉家常的方式说明要摆正个人利益的关系，要做老实人，做老实事，从整体上和根本上看，党和人民不会亏待有贡献的人的，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林彪、江青一伙丑化刘少奇，是企图把我党的干部说成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都必须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批判所谓"黑六论"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否定老干部以致整个干部队伍的重要一步。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长时间内在人们思想上引起极大的混淆，给党的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带来严重损失。
"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1968年出现的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为名，把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教育部门广大知识分子下放集中劳动、"重新学习"的"新"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