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指出："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既能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并认为其他各行各业，也要象军队那样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过的社论，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五七"指示勾勒出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平等社会。这是一个空想的理想社会，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成为全国各行各业效仿的样本。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出现以"五七"命名的工厂、农场、医院、大学，其中尤以"五七"干校为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夺权、派性争斗在全国猛烈展开。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出现了大批靠边站的干部、知识分子。在全面内战时，这些干部、知识分子的处置和安排都无人过问。随着1968年全国夺权斗争进人尾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单位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如何处置这些人，让他们有组织、有系统的继续受到"触及灵魂"的"斗、批、改"，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5月7日，成立了仅3个多月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进行"斗、批、改"精简机构的过程中，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机关农场，定名"柳河‘五七’干校"。干校人数后来陆续增加，到10月初，共有学员504人，主要是原省直属机关的干部。学员在校耕种了3000余亩土地，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在劳动中接受"思想改造"。经过近5个月的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对此，毛泽东批示："广大干部劳动下放，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通讯，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编者按指出："毛主席的这个最新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月14日，《人民日报》登载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灵魂深处的一场大革命——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基本体会》。《体会》分三部分："光辉的‘五七’指示是办校的根本方针"、"改造世界观是办校的根本任务"、"同工农兵相结合是办校的根本途径。"《体会》说："在筹办‘五七’干校的时候，省革命委员会就明确指出：‘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为指针……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五七’干校是‘炼人’的。在干校，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改造世界观这个问题转的。学员的生产劳动、学习、军训、日常生活，都和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锻炼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紧紧地联结起来。战地整风、地头讲用会、战评会、批判会已成为‘五七’干校学员们自觉的制度"，"柳河‘五七’干校从创办的那一天起，就把改造学员的世界观，看作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把他们放在风口浪头上，去经受考验和磨炼，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远征开荒，拦河筑坝，别人认为干不了的事情，他们干，还要干好。""柳河‘五七’干校办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走到工农群众中来了。学员同原来农场的100多名工人和贫下中农混合编队，为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到工农群众中来，并不等于就同工农结合了。要真正做到同工农相结合，必须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结合的过程，就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
此后，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样板，全国各地刮起了创办"五七"干校之风。到"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除部分在职干部外，主要是"文革"中受到打击已靠边站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当时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先后下放干部数十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五七"干校的形式，继续打击迫害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1969年10月林彪借口"战备"发出的"一号命令"成了驱赶靠边站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最后通牒。毛泽东指示中虽然把"老弱病残"排除在外，但实际上，下放时，六七十岁的老人和许多患慢性病的体弱人员也往往被无情地下放到"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到农村生产队。
为了强调"劳动改造"，当时的"五七"干校大多数选在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的偏远、贫穷地区。下放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往往不分年龄、性别，编成连‘、排、班，按时出工劳动。劳动中，"五七"干校的负责人往往人为地制造困难，加大劳动强度，如限制伙食，雨雪天出工，让老人、妇女等从事打井、挑粪、盖房、放养牲畜等重活。此外，在"五七"干校下放的干部、知识分子还要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进行"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问题"严重者会受到批判斗争。大批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思想改造"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左"倾错误的产物。它既不可能是任何进步意义上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机构改革措施，也不可能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有效形式。事实证明，这种以惩罚干部、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体力劳动重要性为指导的"五七"干校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消耗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的宝贵时光，给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干部、知识分子以可乘之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五七"干校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和反对。
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自此，各地"五七"干校陆续撤销。
刘少奇冤案的铸成
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后来，刘少奇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历史冤案。
刘少奇冤案的铸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毛泽东对中央在一线工作同志的不满。
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等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它以派工作组为直接依据，而追溯到1962年以来中共中央在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使得毛泽东下决心"炮打司令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当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打倒刘少奇时，毛泽东回答："那就早哕。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解释为什么"炮打司令部"时，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显然，毛泽东把刘少奇与他在工作上的分歧，误认为是刘少奇在夺权。这正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的原因。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名次排列在紧接毛泽东之后，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标志着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的下降，实际上被废除了接班人的地位。
.林彪、江青一伙的推波助澜。
毛泽东的大字报等于向全国、全党发出了一个战斗号召：打倒那个另立于党中央之外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17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的传抄散播，迅速传遍全国。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处于被不点名批判的地位。8月21日，《红旗》杂志第ll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指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随后，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直接向刘少奇宣战。
lO月9日至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提出并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还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林彪、陈伯达的目的是把斗争的矛头，更明确地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和全国各级党委。
为了制造声势，利用红卫兵及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的力量来打倒刘少奇，张春桥亲自出马直接部署这一行动。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接见了蒯大富。在张春桥的授意下，12月25日上午，蒯大富率领5000余人兵分五路，在西单、王府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发传单，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会上攻击了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说它"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
3月，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此文采取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手法，把这部著名的对党的建设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歪曲为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认为"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在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同时，林彪、江青又秘密地设立专案组，制造伪证，极力地把刘少奇打成叛徒、特务。
3月，康生利用北航红旗战斗队等6个组织收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声称他已经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中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3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与此同时，围绕着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发起了一次批判。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由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一文。其矛头直指刘少奇。戚本禹以"权威"的架势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戚文在问了8个为什么之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随后，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戚文，电台也进行了广播。
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戚本禹于7月18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从此就剥夺了刘少奇的行动自由。8月5日，造反派组织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7、8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上万群众，组织所谓"揪刘火线"，围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一时间，北京城里响起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口号。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锤定音。
12月18日，中央成立了审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专案组"，利用各种手段，企图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然后再诬陷刘少奇是美国战略特务。1967年3月后，又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诬陷活动。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采取断章取义、弄虚作假、逼供信等手段，拼凑虚构的材料，制造伪证，于1968年9月提出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发表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歪曲历史事实，无端指控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
然而，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呢年冬，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刘少奇因病回长沙休养。在长沙文化书社，刘少奇被捕。刘少奇被捕后，全国总工会、各地学联等群众组织团体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致电谴责湖南省军阀赵恒惕，要求释放。此外，还有刘少奇亲友同乡等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可是，康生、江青等人却不顾事实，诬陷刘少奇投敌叛变，而在被释放后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