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17日，林彪借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私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第一号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随后，各地加强了战备动员、教育工作，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紧急疏散城市人口、物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修筑战备公路、桥梁，制造轻武器，储存战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组建了防化、消防、救护、运输、抢修、治防等队伍，加强了通讯警报网的建设。许多重要工厂和工业设施向边远地区大搬迁大转移或酝酿搬迁转移。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
中苏恢复边界谈判之后，中苏边境形势趋向缓和，备战高潮也逐渐降下温来。1970年，尽管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尽管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仍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人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以致在经济建设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但是像九大前后那样的备战高潮却没有出现。1970年以后，中国的备战工作逐渐转入常规性常备性的正常阶段。
中共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虽然在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骤然猛增的国防战备费一方面挤占了经济建设的投资，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成的防空洞、防空壕多数在后来闲置无用；城市人口疏散、工厂企业搬家、兵力物资调动也造成了大量的物力浪费。同时，由于当时认为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最好的备战，因而，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在政治上也助长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理论的发展。
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对当时全球的战略形势也产生了影响，引起了美苏两国的连锁反应。美国除继续增兵越南南方外，还在地面、空中增加了对中国的侦察活动；苏联也把空军和太平洋舰队调到中国边境，驻远东地区的苏联部队也由15个师增加到40个师，后来甚至超过50个师。尽管中国的大规模备战完全是防御性的，但积极的防御战备也使得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备战高潮对于避免战争、走向缓和有一定的作用。
"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展开"斗、批、改"是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和核心内容，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政治运动。它的提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但其全面展开是在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一斗、二批、三改"，简称"斗、批、改"。经过两年的造反、"批判"、"夺权"，当"全国山河一片红"实现时，"斗、批、改"的一些任务已经实现，多数则因当时动乱的局面，执行得并不"理想"。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远未取得胜利，因此又提出了"斗、批、改"的具体内容。
《红旗》杂志1968年第12期刊登了姚文元8月25日写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斗、批、改"分阶段进行的最新指示："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虽然只有"工厂"，其实全国都是如此。
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指导下，作出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认真做好整党工作"以及工人阶级永远要领导学校等部署。全会公报要求全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
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要"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林彪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列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内容，向全党提出"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脚踏实地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表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斗、批、改。"
中共九大正式确定了"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全国范围内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步骤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其指导思想是：以"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改造一切，彻底批判和否定"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辅以"落实政策"，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全国建立新秩序。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在"天下大乱"之后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在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抓"点"，在全国推广"六厂二校"经验，用以指导全国的"斗、批、改"。全国范围内的"斗、批、改"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即在工厂、学校、公社等基层单位建立有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代表、军代表等三方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以制止派陛武斗，使各派在革命的基础上实现联合。但是，由于各地严重的派性斗争，勉强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各派形式上的联合，实际上不是一派掌权压制多数就是两派或几派争权，相互拆台。同时，由于参加结合的军代表不了解单位的情况，反而使一些地方的形势更加复杂。
二是大批判。"斗、批、改"是以"大批判引路"，无论干什么，先搞"革命大批判"，主要是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所谓的"黑六论"、"人性论"、"唯生产力论"等，进而否定建国后17年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下制定的各项政策法令、工作条例、规章制度。大批判涉及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它往往要求各地找出所谓散布、推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让群众一哄而起，批领导，批同事，甚至自己批自己。大批判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助长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蔓延。
三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九大以后，其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极左思潮的影响及派性干扰，这场运动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夸大敌情，捕风捉影，滥施专政，以致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四是整党建党。从1968年冬到中共九大前后，全国各地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以及毛泽东提出的"吐故纳新"方针，普遍开展整党建党工作，逐渐恢复了在全面动乱中被破坏的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生活。但由于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处分了一些不应处分的党员，吸收了相当数量不够党员条件的人人了党。同时，一些"造反起家"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混人党内。这样不但进一步打击迫害了许多党员干部，而且使一批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五是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实行自上而下的精简下放，如下放干部，办"五七"干校等。许多单位在精简下放的名义下，把大批干部、技术人员下放，借机排斥知识分子和异己力量。
六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主要是结合"大批判"中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建国后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实行"大破大立"，对中国调整阶段所制定的一系列工作条例完全否定，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实际工作中的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
以上各项内容在"斗、批、改"中是交叉进行的，没有按毛泽东所说的步骤进行。另外，在"斗、批、改"运动中，又出现了超出毛泽东具体规定之外的内容，如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和"给出路"、"教育革命"、"上山下乡"、"文艺革命"等。
由于"文化大革命"总的指导思想是"左"的、错误的，因此，"斗、批、改"的各项具体工作也必然是"左"的、脱离实际的。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的问题都混淆不清的情况下，"斗、批、改"的结果，不仅不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实现所谓"天下大治"，反而否定了建国后17年积累起来的许多宝贵经验，给人们的思想和各项工作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中共九大后展开的"斗、批、改"运动，由于"九一三"事件和随后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而中断。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实现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在正常情况下，中共九大应在1961年召开，但因60年代初期国家面临严重困难，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形势和党内状况的错误估计，党的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以及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等原因，中共九大未能如期举行。
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领导开展了对刘少奇的批判之后，明确提出了筹备中共九大一事。他说："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些事。"但由于会后全国形势朝着全面动乱的方向发展，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无法展开工作，九大的筹备工作再次推迟。
秋，毛泽东委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调查，以便确定召开中共九大的日期和具体准备工作。lO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给各地参考。11月，中共中央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通报》中强调了5条：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人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新生力量"（造反起家分子）选人党的中央委员；要把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领导统统清除。这5条实际上成为各地准备九大、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
9月，除台湾省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后，召开中共九大的条件已经成熟。10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当时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全都没有"重建"，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代表根本不可能是党员选举产生的，只能是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的。江青等人趁机将他们的帮派体系塞进九大，甚至个别非党员也参加了九大。而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因被审查或监禁而未能出席九大。
中共九大的议事日程是：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月1日，中共九大正式开始，毛泽东主持会议，致开幕词。毛泽东在概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希望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随后由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分8个部分，而基本思想则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报告系统地、全面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并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所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报告第一次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确认为党的基本路线，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由此规定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报告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夸大了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并提出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4月2日起，大会分组讨论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正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斗私批修"，批判的矛头指向参加会议的老同志。14日，中共九大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人发言之后，大会对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进行表决，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严重错误，它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文化大革命写入了总纲。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高度评价了林彪，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人了党章，开创了党史上从未有过的恶劣先例，严重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它删去了党员权利的条文，使党员处于无权利的地位；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放弃了党内监督，强化了党内集权。4月15日起，大会进行第三项议程，酝酿提名和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并继续分组讨论在各地、各单位落实大会提出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