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院的界定
1.书院之名“书院”名称的由来，要追溯到唐朝。唐开元年间，国家富庶，经济和文化空前昌盛，唐玄宗任命学士马怀素为修书使，专门负责国家图书，并且组织了一批文士在乾元殿整理编辑国家藏书，还委派了官员负责管理，设立了乾元院。次年，乾元院改名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设宴召集张说等人饮酒，唐玄宗非常高兴，当众宣布：“朕和众贤士在这里饮酒欢乐，就叫集贤吧。”于是丽正书院更名为集贤殿书院。唐玄宗任命张说担任集贤院学士，管理书院事务。此时的书院就其性质而论并非教育机构，而是藏书、校书的图书馆。因此一些读书人也将自己收藏图书和治学的书斋、书室取名为“书院”。为什么读书人对“书院”二字情有独钟呢？原来从汉朝起，私人讲学授徒的地方一直称为“精舍”，或者叫“精庐”。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起来，佛教的经师们借用名称，把传经授徒的地方也叫做精舍、精庐。这样混同起来，弄得僧俗不分，释儒难辨，不知道精舍、精庐是哪一家的。而自视为正统的儒学先生们极不情愿同僧侣们共用这一名称，感到用“书院”来命名治学读书、讲学授徒的场所比较恰当，于是，用书院取代了先前的精舍、精庐。
唐代有一些私人创建的书院，它们大多是一些退避、隐居的儒家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山西也有称之为书院的私人读书处，如费君书院，在永济县中条山太乙峰下，邑人费冠卿读书处。杨巨源有《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诗传世。还有唐宪宗时（806—820）介休绵山的静林书院，相传为唐令狐楚读书处。根据书院的定义，它们并不具有作为正式教育机构的性质，都不能称为真正的书院。但其中的一些文化特征、功能与后世的书院有重要的联系，也说明早期的书院绝大多数以读书为主要功能。
2.书院之实五代十国时期，连年战乱，官学废弛，却为民间私人兴办书院提供了机缘。人们要读书求学，没有官学可入，可以进入书院学习，这就为书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书院的数量虽然还不是很多，规模也不算大，但是由于有讲授活动，书院已开始向私立教育机构的转型。宋初，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书院之实源于私学，与春秋学宫、汉代精舍一脉相承，吸收唐代修书院、读书处的优长，五代时完成了传统私学向书院的过渡，北宋时步入成熟发展期。
书院的兴起，打破了学校单纯官办的传统，开启了书院教育与官学并行发展的教育体制。书院作为古代教育中出现的一种制度化的私学体制和教育组织形式，具有鲜明的私办的自主性质，但又不同于古代的私人讲学，二者有明显的区别：过去私人讲学没有固定的校舍，一般都是以私人住宅为依托，书院已形成教学、藏书和祭祀三大事业的完备规制；私人讲学没有固定的经济作长期稳定的支撑，书院一般都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私人讲学没有严格的教学计划和相应的规章制度，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书院则有明确的办学方针、施教系统和制度；书院是一种大规模的教学设施和教学活动，是私学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是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的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又吸收了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学与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之后，我国古代教育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三足鼎立的格局，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山西书院出现较晚，据今天能见到的史籍记载，萌芽于北宋时期。但是进行私人讲学的活动早就开始了。山西最早进行私人讲学活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卜子夏。卜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又称卜子，是孔子的学生。孔子死后，卜子夏在他的故乡西河讲学，开创了山西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例；东汉时期的介休人郭泰，字林宗，也曾在家乡“闭门教授，生徒数千”；隋唐时期的河东龙门人文中子王通，字仲淹，他的“河汾讲学”，也属于私人讲学，那时还没有书院这个名称，但对山西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正统八年（1443）薛宣被削职后回到家乡河律，继续从事理学研究。他广招门徒，设馆教学，史称“河汾授徒”。从秦楚吴越各地奔涌而来的学子齐聚河汾，河汾之地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薛宣一方面传授给他们必要的知识，另一方面向他们阐释自己的学术见解，并且相互辩论，寻幽探微，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汾学派”。后来薛宣退休还家后，再一次聚徒讲学，直到天顺八年（1464）去世。薛宣设馆教学，并没有用“书院”之名，但实质上具备了书院的性质。薛宣去世20年后，在他当年设教的地方，后人才创建了“文清书院”。
2、书院的类型
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在山西境内，有家族书院、乡村书院，以及县、州、府、省各级地方书院，明代还有藩府书院。
1.家族书院如太原晋溪书院、榆次常家的石芸轩书院、阳城陈家的止园书院、陵川郝家的棣华堂书院、洪洞刘家的万安镇书院。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核心是人伦关系，其出发点则是家庭。家族书院的特点：一是家族性，其创办经费是家族提供的，其主持院务者为家族成员或受聘于家族成员，其服务对象为家族成员的后代，有时也会接收他姓子弟或从游之士，但不是通例，影响不了其属于家族的性质。二是以教学授受为主要任务。开办家族书院的目的很明确，很专一，就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良好的道德素养，从而提高家族的总体素质。一般说来，家族书院就学的学生为族中子弟，年龄都不大，有的教学程度不高。但也有一些家族书院，却能进行较高层次的教学或研究，培养出不少优秀人物。如明清两代的阳城陈氏止园书院，由于重视教育，陈氏家族科甲鼎盛，人才辈出，从书院走出登上仕途的陈氏子弟共有38人，其中举人19人，进士9人，6人入翰林，享有“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美誉，逐步成为山西的文化巨族，陈廷敬是其中的杰出者。榆次常家石芸轩书院，是一所培养族中子第的书廊学府，培育出了许多研究经史和在书法、绘画方面有较深造诣者，使整个家族书香满溢、人才济济，形成了商、儒转型。
2.乡村书院凡书院建于乡村而不属于一家一姓者，或由某个有力之人单独创建以教乡人；或是由邑人、乡人、邑绅、乡绅为主倡建，众人响应共襄其成；或是由官府创建于乡村者，都属于乡村书院。这类书院在山西境内为数不少，分布较广。最早大力提倡创办乡村书院的为北宋时著名的程朱理学奠基人程颢，他于治平四年（1067）任晋城县令，最突出的功绩是倡办乡村书院。他针对晋城饱经战乱，穷乡僻壤，民风淳朴而文化落后的状况，大力倡导办学，在全县建立乡校72所。现在晋城市区北的古书院村，就是因程颢在那里亲自设教讲学而得名的。数量最多的为芮城县，有考盘书院、跃龙书院、弦歌书院、乐善书院、归儒书院等。乡村书院是书院的一部分，成为唐宋以来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最主要的文化教育组织，承担了中国古代社会普及教育的任务。
3.藩府书院见于明代，如晋藩养德书院、晋藩敏学书院、沈藩勉学书院。藩府号称王者，虽涉足书院，但除了讲学之外，主要以刻书为务，出版了一批至今仍称善本的书籍。出书最多的当属勉学书院了。在山西藩府书院中至今除了其所刻的著作之外，我们很难找到其活动的资料了。
4.与盐池相关的书院如明正德九年（1514）巡盐御史张士隆创建河东书院后，明清历届河东盐池的官员都十分重视这所书院的建设，乾隆年间运使沈业富修复，道光二年（1822）盐法道续捐经费大加修葺，定陕豫商籍及河东三十六属民籍生童，均准送书院肄业。还有明天启三年（1624）御史李日宣为其老师曹于汴讲学而建的弘运书院，后专为“商籍生童肄业之所”。康熙五十八年（1719）河东道和明详准，将藩库存储的盐池生息银拨归弘运书院作为经费。所以运城以盐务专项为依托建立的书院影响很大，这是当时其他州县不能相比的。
5.县、州、府、道、省各级书院宋代的书院，都是私人创建的讲学处所，元代书院仍以民办为主，明代则大量变为官办。到清代，进一步加强了书院的官学化。清朝时山西的书院大部分是地方官创办的，书院的层次逐渐明显，形成了省、道、府、州、县、乡不同层次等级的书院。如省城有4所书院，晋阳书院为省属，崇修书院为太原府属，汉山书院为阳曲县属，令德书院由巡抚创办，委托冀宁道负责管理。运城的河东书院和弘运书院属于河东道，而设于蒲州府治的另一个河东书院和设于永乐镇的蒲阳书院，则属于蒲州府；敬敷书院属于永济县。
（1）县级书院：这些书院绝大多数创建于县城或城郊风景名胜之地，由各地知县创建，宋元时此类书院大量出现，明清之世则成普及之势。在山西境内，除了个别的县如岚县、山阴县没有设立书院外，其余县都建有这一类书院。县级书院学生的来源主要是一县所辖范围之内的生徒，其院舍修建、山长聘任、生徒选择，一般由该县的行政长官决定。
（2）州级书院：唐代没有州级书院的记载，宋代以后开始有州级书院。山西境内大多州都建立书院，由州官创建，招生的范围扩大到所辖各县，择优录取生童入院肄业。从理论上讲，生童的程度要高一个层次。如岢岚州芦阳书院，浑源州恒麓书院，忻州直隶州秀容书院，保德直隶州莲峰书院，平定州冠山书院，沁州铜鞮书院，绛州东庸书院，解州解梁书院、河东书院等等。有些散州只相当于县，所建书院，其实也只是县级书院。如应州金城书院、辽州晕山书院、吉州文昌书院等。
（3）府级书院：唐代没有府级书院，宋代开始出现，大部分都设在南方。元代由于府的数量很少，而且大多分布在今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当时皆为边远之区，没有建立书院。明清时期，府的建置稳定下来，府署书院开始建立。清代各个府城都有自己的书院，以此作为所属州县生童的肄业之所。府级书院位于府城所在地，大部分创办于知府之手。由于政治经济因素，有时一城之内有府、县、总督三个政治中心，或先后或同时建有不止一所书院，如宁武府有府署鹤鸣书院，同时右都御史总制边务，驻兵于宁武关，为了加强宁武关的固守功能，命三关兵备使修建了宁文书院。
作为所属州县生童的肄业之所，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府、州、县级书院的等级概念是相当明确的。在《霞浦先生教泽碑志》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等级的存在：“（道光二十四年，福建霞浦人陈德先）始主山西之洪洞玉峰书院讲席。越二载，知平阳府长白延公闻其贤，礼聘主郡之平水书院，洪之士如失慈母，相与奔命吁留，得允。岁余，延公复申前请，曰：‘所以为大贤者，将为人人师也。郡属十县一州之士斐然可栽，顾不获明师，而先生独私在下邑，非所以广教也。且洪士皆吾弟子，先生来郡，岂患不被其泽者，而吾且得朝夕备咨諏，助治化。’敦迫就聘，洪之士负笈而从者盖中分学矣。”
（4）省级书院：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始有省级书院出现，只可惜这一省级书院维持的时间不长，至天启初年魏忠贤禁毁书院时就被迫停止了。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各省总督巡抚建立省会书院，但在此之前的90年内，省级书院承明代之余绪，仍然存在，并得到继续发展。如晋阳书院，原名河汾书院，明嘉靖九年（1530）建，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奉诏毁天下书院，河汾书院也即行停办。万历二十一年山西巡抚魏允贞将河汾书院三贤堂移建于右所街，改名为三立祠。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矫诏尽毁天下书院，三立书院废止。魏被诛后，书院很快又得以恢复。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令各省省城设立书院，三立祠改为晋阳书院，成为省立官办书院。省级书院有许多优势：一是经费充足；二是受到皇帝的关照；三是师资水平高，有些为当代一流学者；四是肄业诸生须在全省范围内经过严格筛选方可入院。这是同期府、州、县级书院做不到的，也是唐、宋、元、明各朝所未曾有过的。
清代中后期，省级书院又有新的发展，省会城市又增设了一些省级书院，如令德书院。这批书院有自己的特色，其创建的目的是讲求中学，引入西学，为传统的书院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尝试着将中国古老的书院制度与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接轨，是书院改革的产物，记录着书院由古代开始近代化的情况。
书院是一种包含多层次的综合教育体系，它是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相结合的产物。书院的分层次发展，对于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乡镇书院的增加，对国民的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贡献很大。正是由于书院的分层次发展，在办学条件上有明显区别，教学效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光绪末年改制时，书院便根据各自的层次，分别改为高等、中等、初等学堂。
3、书院的命名
书院的名称，虽然只是该书院的一个标记和名分，但大多有其内在的含义，体现着创办者的办学宗旨、目的、要求和期望。从书院的名称中，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和书院教育体系的特殊品位。山西书院的命名，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以书院所在地命名，尤以古地名为主诸如太原晋阳书院，清徐梗阳书院，大同云中书院、平城书院，忻州秀容书院，长治上党书院，沁州铜鞮书院，平阳府平阳书院，蒲州府河东书院等等。又如平陆傅岩书院因何得名呢？“颜曰傅岩，志地也”。“平，古虞国，有商傅相版筑之迹……傅岩之名因版筑而志地也。夫筑以成基，于学亦犹是耳”，故名。天镇县培风书院，因在城北2里培风堡，故名。榆社县书院名曰箕城书院，是因为榆社乃箕子之遗封。和顺县梁余书院的得名，是因和顺本晋大夫梁余子的采邑，北齐建邑初名梁余县，梁余书院取意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