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山长的聘用一般来讲，名气愈大的书院，对山长的要求愈高，非大儒或名宿莫任。宋代时，多由不愿出仕或弃官归田学者建院自任，后期则由吏部任命，遂为学官。故宋末多由州府学教授兼任山长。元代前期多为入元不仕的宋遗民担任，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后，根据朝廷的规定，每所书院设山长一员，由各行省所属州县宣慰司任命，从而使山长成为学官的一种，后期一些书院则以下第举人权充。但是，有元一代充任山长的仍有不少布衣因受荐举而被授以书院山长的，也有以州学正兼任书院山长的。明代时山长和元代不同的是，山长不是学官，而是由地方官延聘，或士绅公举，实行聘任制的一种职务。对其人选，明代多以品望为主，少有地域限制。一般来讲，各书院首先强调的是学问和品行。如明代虞乡王官书院，“其必选敦行孝弟、博习经史、务本崇实之人延请为师，以立院主，使之开设科条，以待四方俊秀，徐以劝导乡里”。清朝书院的主持人有山长、院长、掌院、掌教、主讲等称谓。书院的主持人一般也不是学官，但在主持人的聘任方面，政府的权力却大大强化了。雍正十一年（1733）前，书院的主持人既有地方官延聘的，也有并非地方官延聘的；而在雍正十一年（1733）后，书院主持人则均为地方官所延聘，将书院主持人的聘任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山西境内书院主持人的聘任，不但强调品行、学问，对地域也有规定。大多数书院都制定了相关的章程。如清徐县梗阳书院规定：“山长由绅士公议，于年前择定品学兼优堪以掌教者，禀明县主，由县主备关聘请，现奉大宪面谕。不得因上宪及地方官徇情推荐，以致虚糜脩膳，亦不得以本学绅士掌教，以致年久弊生，如清源延请徐沟，徐沟延请清源，凡非本学绅士亦均无不可。”特别是清后期，鸦片成为公害，人们对吸食者极为痛恨，山长若有此种行为，必不能保其位置。以河津文清书院为例，规定“至延请山长，不拘何项出身，总以品端学粹，不染习气，禁绝洋烟，教法森严者主讲，由绅士延访定议禀商邑令送关。现在经理书院绅士任占鼇、柴逢年、孙肇基、郝永芳、齐懋勋、柴广载、周骏声，凡七人”。其次是注重出身资格。县级书院山长的资格，一般要求是贡生、举人以上，例如文清书院“津邑自同治二年（1863）敦请荣河县进士出身王麟祥主讲，品学兼优，师表人伦而又循循善诱，不特本邑生童从游者众，即韩城、吉州、稷山、荣河诸生亦负笈而来。甲子科本邑登贤书者六人，尤近科所罕有，此山长得人之效也”。平遥县道光年间创建超山书院后，学董公议“山长由绅士询访进士之有品学者，禀县尊送关敦请，上游亦不札荐”。因而历任山长都有进士功名，而且多有宦海经历，学识渊博，社会阅历丰富。比如梁学海，汾阳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梁述孔，定襄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贵州即用知县；王鼎彝，介休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贵州仁怀县知县；吴信臣，灵石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广东南海县知县；赵昌业，宁乡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徐继畬，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曾任福建巡抚，太仆寺卿；王丕显，五台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浙江即用知县；何莱福，灵石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翰林院编修；宋志濂，崞县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陕西凤县知县；庞玺，代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翰林院编修；武达材，文水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即用知县；王舒萼，灵石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户部主事福建司行走。以上为平遥超山书院历任山长，共12人，全为进士。其中徐继畬在平遥超山书院任教最长，达8年之久。
（3）山长的待遇山长的待遇无定例，院各有差。例如，文清书院：进士出身每年束脩银140两，举人出身每年束脩银120两，副榜出身每年束脩银100两，火食青蚨80千文，节敬银4两。
从教书院：掌教先生每年束脩120金，每月10金，月底馈送；膳仪每年60金，每月5金。月初馈送；贽仪端阳、中秋、年节、寿仪各4金。
霍山书院：山长脩金通年160两，聘礼银4两，三节共银12两。
梗阳书院：山长脩金120两，膳金80两，聘金8两，节敬共银8两。
上党书院：山长脩金260两，聘金、贽敬各4两。
陵川书院：脩金100两，膳金60两，聘贽节礼等仪12两。
宗程书院：院长脩金120两，膳金60两……
超山书院：山长束脩火食银300两……
（4）山长的影响书院山长是书院的组织者和学术带头人，更是书院的灵魂性人物，对书院的学术研究、学术传承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对书院影响是巨大的，对山西文化教育也起着重大深远的影响。盂县人王珻，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在晋阳书院处于颓废衰败之时，受聘为晋阳书院山长。从他执教开始，就为晋阳书院确立了“引掖自学，先行而后文艺”的宗旨，倡导和实施因材施教、注重实践、勤奋修业的教学方法。在他的教诲下，山西一时“人文”蔚起，科第联翩，十余年间，乡试、会试，登举人进士者百余人。雍正十三年（1735）王珻病归故里，晋阳书院学子为了怀念他的教育功绩，立《教泽碑》于三圣阁，镌刻他的教育规条。是年，山西提督学正以其“品端学邃，训进有方”向乾隆皇帝写了奏章。后来者都谨从他的教育思想，使书院数十年教泽不衰。晋溪书院创办的几百年间，很多有名望的学者前来讲学，如明末的国学大师阎若璩、文学大师傅山、思想家顾炎武以及后来经学大师出身的山西巡抚张之洞、“戊戌六君子”中的杨深秀以及杨锐等等都曾做客晋溪书院，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直接担任过晋溪书院的山长，亲自主持教务，为山西培养了不少人才。沁州吴正（吴琠的孙子）雍正十年（1732）进士，主持晋阳书院，“经史百家，无不淹贯”，“一时名士多出其门”。乾隆三十四年（1769）著名考据学大师戴震，偕同他的弟子、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来山西，戴震应聘到汾州府纂修《汾州府志》，段玉裁则应聘主讲寿阳受川书院。第二年，戴震还应邀到书院指导。临汾彭作邦，嘉庆甲戌科进士，历典贵州、四川乡试，居京师供职20余年，惟以著述为事，回到山西后，主讲晋阳书院，“令生徒兼习经史，日与讲论。一时以实学相勉，学风为变”。盂县人田雨公，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历充河南、江西主考官，咸丰年间辞官归里，先后执教于平定冠山书院、榆次凤鸣书院、省城晋阳书院讲席20年，“治经有法，承其指授者，后皆知名”。朴学家王轩，洪洞人，于同治、光绪年间先后主讲弘运书院、晋阳书院、令德书院18年，三晋学子，多受其教。清末著名方志学家杨笃，乡宁人，光绪年间担任《山西通志》纂修的同时，兼职令德书院分校，主讲《仪礼》、《说文》等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于光绪初年亦曾担任崇修书院讲席、令德书院协讲等职。书院聘请名师硕儒是书院名质提升，英才云集的关键，使大儒与书院相得益彰。
2.其他的职事类别
明代以降，随着书院的发展，还设立了一些职事，主要有：
监院，主要负责对书院进行监察。他是地方政府派驻书院的代表，负责与学政、县长、巡抚、总督联系，以监督山长、主讲等人的工作。
主讲，主要为生童教授课程，解疑答惑。绝大部分书院的山长同时兼任主讲。
协讲，主要是协助主讲进行教学活动。例如批阅生童每日的学习心得，解答他们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甚至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以求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协讲也选择品学兼优的儒士充当，且受到政府的监督。
襄校，负责教学工作，主要监督生童每日的学习进度，并对他们所学的知识进行考核。
斋长，负责监督诸生童对书院学规制度的遵守情况。
司课（值年学长）掌管课卷，并分给膏火银两以及稽查院中家具什物一切琐碎事务。司课要由山长和肄业诸生共同选举产生。司课本人必须身家殷实，人品端正方直，以免他们舞弊作假。
董事绅士，主要掌管经费，催当商息银及给发膏火、笔资等事。须由众绅士公举。
以上书院职事，不是每个书院都必设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设置章程，因而在职事设置上是不规范的。如晋阳书院设有院长1人，斋长2人；令德书院设有主讲1人（由晋阳书院院长兼任）襄校1人，监院1人；崇修书院设主讲1人，监院2人，斋长2人。至于州县书院，一般只设院长1人，监院1人，有的书院设院长1人，斋长1人。
书院还设有院夫、门子（门斗）斋夫（斋役）等职事，负责管理书院的一应杂务后勤，属于书院组织机构的下层成员。这类职事，以勤谨可靠为基本条件，一般由首事公择，不称职者随时可以撤换。由于工作需要，大多常年住院，所领工资，叫做“工食钱”、“工食银”。
7、书院的学生
书院的学生主要有生员、童生两大类，二者习惯上合称生童。生童还分内肄业生员、外肄业生员、内肄业童生和外肄业童生。
1.生童的录取
宋代书院接受生徒不分籍贯地域，四方之士皆可居学肄业。元代有些书院是专门教授乡里子弟的，但也有不少书院的生徒并不以籍贯为限，也有一些书院在选择士之俊造者入院的同时也招收幼学者入院，实行分教，如夏县涑水书院。明代书院既有不以籍贯为限的书院，也有只教授本乡、本宗族、本地区生徒的书院。不少书院也采用分斋制。清代书院对书院生童的控制显著加强了，书院的生童都要经过官方所主持的甄别（考试）方能录取。最初招生并无定额，后来根据书院经费和房舍等客观条件确定名额，所以生童的录取要受到限制。
（1）受范围的限制书院一般只招收本属区内的生童。如晋阳书院的肄业生员，由“各州县秉公选择”；河东书院规定“河东三十六属民籍生童，均准送院肄业”；崇修书院则为“府属生徒肄业之所”；个别情况也有例外，如河东书院还准许“陕豫商籍”生童入院就学。
（2）受数量的限制为了确定肄业诸生名额，甄别（考试）一般在每年正月下旬进行，确定名额，以定去取，并出榜晓谕。这种权力在清代已由官府掌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官学化的特点。如省属晋阳书院定额为生员120名，童生40名；令德书院“肄业高才生额五十名，以上由学院于各学内调取，如有空额，由监院官禀请冀宁道商调充补”，后来增至70名。州县书院一般为20~30人。有很多书院中的肄业生员定额是依据膏火费而定的。如望洛书院在“肄业生童宜有定额也”之条例中是这样规定的：“查造就人才之地，必视其人肯就学而加以讲习之功则学进，必因其才有可造而予以砥砺之益则业精，自当选择以定其名数。今拟内肄业生员以二十名为率，外肄业生员亦定以二十名，其所以分内外肄业者，恐诸生或有原系就馆于外，势不能舍彼归此，听其在已馆课读列为外肄业，惟遇课文讲书之期，必传令一体考校。至愿列内肄业之人，传餐设榻。总在学舍住宿童生肄业毋庸分别内外，有愿就内肄业者亦取定二十名一体肄业等因，卑府查得额多则滥，且膏火之需亦所不给，应斟酌膏火之多寡以定肄业之名数。今查该县交当银已有二千五百两，按年实收息四百五十两，除馆师脩膳外，可给二十五名膏火，应内肄业生童额数酌定以二十五名为准，更取外肄业生二十名，遇课文讲书一体考校等因，蒙此卑职遵照宪议办理，除现在考取内肄业生童二十五名为准给以膏火，外肄业生员二十名一体校课外，仍造具内肄业生童花名清册呈送，伏乞宪台查考备案。”宗程书院“自乾隆时陈润太诸人输银三千二百五十两于当商，岁以一五为之息，始定内课生童十人，月廪银九钱；外课十六人，月廪银四钱。道光时文庙工竣，赢钱二千缗复贳诸当商，岁论息以一分，增内课生三人，月廪钱一千二百，内课童三人，月廪钱六百，外课童二人，月廪钱四百。同治四年余复以廉俸银五百五十两蠲之当商，岁仍以一五为息，增生童内课五人，外课五人，月廪如初”。
（3）受甄别考试的限制一般来说，诸生要进入书院学习，除那些类乎蒙学的书院或家族所办书院外，其他书院均要遴选录取，叫做甄别和考试或荐调。
首先要看品德。清朝以前，并没有严格要求。乾隆元年（1736年）上谕规定：书院生徒，由地方官“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乾隆九年（1744年）礼部先后议复曰：“通行各省督抚公同学政，将现在书院生徒细加甄别，务使肄业者皆有学之人，不得莠良混杂，即令驻省道员，专司稽查。”
其次是看程度。生童虽同居一院肄业，其学问大小实际存在着差别，在招生和平时考试时，生童是分开录取，分别确定名次。生员，在唐宋时期是指通过州、县考试合格，进入州、县学学习的学生，在明清则是指通过郡试考试合格，取得秀才身分的学生。通过甄别考试，录入书院后，定为正附、内外随课等身份，肄业生员分正课、附课，正课又分内课、外课，内课是寄宿生，外课是走读生，附课是旁听生。童生是指那些还未考入地方府、州、县学的读书人，也分为童生正课、童生副（附）课。正附课生童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月课成绩而变动，正课生连续几次考试名次在后，则会降为附课；反之，附课生连续几次名列前茅则可升为正课。
2.生童的待遇
生童的待遇是有厚薄之分的，即每生膏火的标准视生员或童生、正课或附课、住院和不住院而有所区别。举例以说明之：
晋阳书院：“高才生五十名，每名月支膏火银三两，计十个月，共银一千五百两。住院者为内课，膏火全给；不住院者为外课，减半发给。”
宗程书院：“内课生三人，月廪钱一千二百；内课童三人，月廪钱六百；外课童二人，月廪钱四百。”
望洛书院：“正课生员十二名，每名每课给膏火银四钱。副课生员十六名，每名每课给膏火银二钱。正课童生八名，每名每课给膏火银二钱。副课童生十六名，每名每课给膏火银一钱。内肄业生童每月二课，加给膏火银数目旧无定额，现定为生童各十名，生银二钱，童银一钱五分。”
有的书院设有奖励机制。有的书院规定，官府考课优胜者可由副课升正课，落后者可由正课降为副课，根据考课成绩，生员分为超等、特等、一等；童生分为上、中、次等，其膏火也随之升降。例如：
梗阳书院：“书院生童膏火县主每月初旬内官课定夺名目，生卷超等捌名，首卷膏火银三两，二三名每名膏火银二两五钱，余五名每名膏火银二两；特等十名，每名膏火银一两五钱；一等童生卷上取六名，首卷膏火银二两，余五名每名膏火银一两五钱，中取八名，每名膏火银一两，次取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