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将《春秋》一经对于国君人臣父子伦理和纲常秩序之重要意义表露无余。故孙复的再传弟子胡安国先以《时政论》二十一篇进上，“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并且声言“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献言之后，“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以表无意于权势。这时的赵构也开始对《春秋》真正感到了兴趣：
“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
今日视之，赵构南渡之初，于经学诸书中独主《春秋》一经，不但是当时情势的需要，也是对熙宁王学的矫枉过正。从此胡安国得以专意传注《春秋》，且讼王学言：
“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
胡安国的注经特色之一，就是把他的现实关怀明确地写入传注。例如在卷一“鲁隐公元年”之“春，公会戎于潜”传云：
“无不覆裁者，王德之体；内中国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猾夏之阶，其祸不可长也。为此说者，其知内者之旨，而明于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会同之有书会戎，讥之也。”
针对两宋的纳币求和，将“夷夏大防”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又如卷十“哀公十三年”之“夏，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传云：
“黄池之会，圣人书法如此者，训后世、治中国、御四夷之道也。明此义，则知汉宣帝待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萧傅（萧望之）之议非矣。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刘文靖之策失矣。何况于以父事之如石晋者，将欲保国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为此，至于亡国，则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这更是针对性极强的历史批评。甚至认为即便亡社稷，也应当以保持中华文化为第一要义。故明清之际王夫之《宋论》言及胡安国《〈春秋〉传注》，认为对于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是书也，着‘攘夷尊周’之大义，入告高宗，出传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耻，起建炎之衰，诚当时之龟鉴矣。”
胡安国之《春秋传》此后即成为南宋元明清科第之基本教材。而《春秋》一经的地位也从此孤标特出，未遭异议，一直影响到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着名议论。后话不提。
又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四甲编《春秋书国灭》条，说胡安国注《春秋》时，甚至明显地责备到徽、钦二宗的“北狩”：
“胡文定《春秋传》作于渡江之初。其论国灭也，曰：《春秋》灭人之国，其罪则一。而见灭之君，其例有三：以归者，既无死难之节，又无克复之志，贪生畏死，甘就执辱，其罪为重。许斯、顿牂之类是也；出奔者，虽不死于社稷，有兴复之望焉，托于诸侯，犹得寓礼，其罪为轻。弦子、温子之类是也；若夫国灭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毙焉者矣，于礼为合，于时为不幸。若江、黄二国是也。其旨严矣。如刘禅、愍怀，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时鞑虏入蔡，残金之主守绪，乃能聚薪自焚，义不受辱，庶几于江、黄。”
这等于借《春秋》大义，向国君守臣提出了国难当头的三种可供选择的出路：被俘、出走或者死难，并且明确宣示了死难殉节虽然“于时为不幸”，但是“于礼为合”的严厉要求。结末罗大经提及蒙元入蔡灭金，金哀宗完颜守绪（1198～1234年）自缢的史实，认为符合《春秋》“义不受辱”之旨，等于又为亡国君主树立了一个新尺度。这时距离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厓门之战”失败，陆秀夫背负小皇帝宋恭宗赵昺投海殉国，只有45年。
徐梦莘回顾“靖康耻”前后北宋亡国的情况时，曾引乾道六年（1170年）左宣义郎、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刘焞的上书，感慨地说：
“重念国难以来，州镇牧守不可胜数，仓卒之间，望风弃城，盖十八九；婴城自守，百无一二。至于整兵迎敌，以必死抗节者，又绝无仅有。”
这和南宋亡国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誓死抵抗的情况，已经形成对比。
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首倡“《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之说。这里的“责备”，是“求全责备”之意，意即对于“贤者”应提出更为严厉的道德标准。在理学先导周敦颐“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系列里，“贤者”正是儒士砥砺人品道德的第一级阶梯。如果我们在注意到，明末除了南明弘光以外，崇祯、唐王、鲁王和永历等几位或者临朝称制，或者监国之主，以及史可法、黄道周、李定国等一大批佐命大臣，陈子龙、夏完淳等一大批在野儒生都是以死殉职，所谓“死社稷”、“死封疆”、“死城守”者比比皆是的话，就更容易品出胡安国、罗大经的这一段话，对于理学亡国君臣的历史分量了。
不仅如此，黄宗羲（1610～1695）还标示出史家书写“殉职”的体例：“曰死之，曰战死，曰败没。”其间显有高下之分：
“死之者，节之也；战死者，功罪半也；败没，则直败之耳。”
显然认为“死之”是文臣一种主动选择的节义行为，“战死”已意味武将虽然尽力但没有尽到职责。至于“败没”则属于失职以后的身不由己，无足道哉。
黄宗羲此言或许出于对于崇祯煤山自缢的肯定，据载当京师将陷，臣僚屡上迁都“南徙”或“南巡”之言时，朱由检曾说：
“国君死社稷，正也。朕死决矣！”
崇祯虽然以刚愎昏庸着称，临死一言，总算是说了一句明白话。因此被南明朝廷谥为“烈皇帝”。
南宋理学史家首创“纲目”、“学案”、“本末”三体，即是欲以《春秋》经旨参以天理、人道、大纲、统闰，加以概括，编述为一体，以明经发覆，标立正道，订正统续，昭彰天理。而集理学大成的朱熹尝禀学于白水刘勉之、绩溪胡宪、屏山刘子翚三先生。《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全祖望案语云：“白水、绩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尝师事也。白水师元城（刘安世），兼师龟山（杨时）。绩溪师武夷（胡安国）。”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弟子，杨时曾在程颐门前“立雪”，胡宪就是胡安国的侄儿。在重视师承渊源的南宋理学来说，这无疑是一份完美的谱系。朱熹也不负师望，大倡《春秋》“尊王攘夷”之说，这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他和学生的讲谈录《朱子语类》中：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
“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耳。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意则诛乱臣贼子。”
因此，他在与友人书信中提及《通鉴纲目》时，一再强调目的是要以“《春秋》谨严之法”，“会归理之纯粹”。自称“义例精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他还强调“夫《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者，正以复仇大义为重，而掩葬之常礼为轻，以示万世臣子遭此非常之变，则必能讨贼报仇，然后有以报君亲者。”此番史论如果是针对两宫北狩、南渡偏安的现实，那么其中的经世涵义，也不言自明了。
王应麟（1223～1286）和胡三省（1230～1302）都是素有家学和师承，跨越宋元的理学史家，也再一次经受了宗社覆亡、家国残破的深切痛楚。在他们笔下“《春秋》大义”之说，又生出一层刻骨铭心的议论。如王应麟以为《春秋》之法在于“谨严”、“切近”，以之行褒贬，正名分，明纲常，存天理。并举例言之：
“《春秋》以道名分成，皆三纲之大者也。曰‘成宋乱’，以宋弗督讨，而贿赂是取也；曰‘宋灾’，以蔡般弗讨，而细故是恤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无辨，而宗庙之礼乱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强，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严乎！”
以春秋之宋国为例，颇有针对南宋亡国之祸的现实状况而发的意味。他还声言“拨乱反正，莫近于《春秋》。”并以为：
“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此中之“汉”，正如元人误读“汉寿亭侯”、“汉锺离”之“汉”，亦此中之“汉”，正如元人误读“汉寿亭侯”、“汉锺离”之“汉”，亦寓有深意在焉。后文再论。
胡三省为他穷毕生精力注释《资治通鉴》的工作定位，则直截了当的说：
“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后也。”
胡三省的同年黄震也是宋末理学的中坚人物，宋亡后饿于宝幢而卒，气节可知。他梳理了“道学”渊源流派，而且注意力集中在南宋当代史上，也对《春秋》“凡例”寓褒贬惩善恶的功用表示过怀疑，但仍然肯定《春秋》是为圣人“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自见”，以达到“整一人心”的效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也对司马光《资治通鉴》颇多批评，认为“必先正蜀汉之称而后可”，强烈呼吁为三国“正统观”全盘翻案。
（第四节）《春秋》大一统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向来是减少战争频率及其伤害，整合国家资源最为经济有效的方式，故自西周以来，“盛世”理想都与“统一”密切相关。而其思想及理论资源，即来自于《春秋》学“公羊学”强调的“大一统”观念。又经过理学的发覆，对于中国宋后的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所以中国自元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如南北朝、晚唐五代与两宋那样，以割据或者偏安之主，或者倚恃天险长期与中央政权抗衡，或者通过纳帛输金以求自保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于“《春秋》大一统”的观念随理学扩展而深入君心民心。
按“大一统”是《春秋》公羊学阐发“微言大义”的主要模板和典范模型。为使读者明了其推演逻辑，略述一二：
“大一统”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以下典籍：一、《春秋经》首条经文“元年春王正月。”二、《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三、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四、《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统风，九州岛同贯也。”
后世公羊家将“元年春王正月”划分成“元年”、“春”、“王”和“正月”。加上《春秋》书法惯常有的“公即位”三字，共得五个要素，即公羊家所谓的“五始”：“元年”为气之始；“春”为四时之始；“王”为受命之始；“正月”为政教之始；“公即位”为一国之始。并认为此“五始”显于《春秋经》之首章，可见其重要。
通过对“五始”进行词序分析，他们见出了“五始”之间存在着自下而上承载统系的逻辑关系：“诸侯”必载系于王之“政令”；“政令”必载系于“王”；“王”必载系于“天”；“天”必载系于“元”。但如果把这个逻辑顺序倒置过来，就产生出一个自上而下的伦理体系，即据“元”以正“天”；据“天”以正“王”；据“王”以正“政令”；据“政令”以正“诸侯、大夫”；据“诸侯、大夫”以正“民”。这正是理学家所认同的逻辑模式。“五始”亦可划为三端，即天、王、人。“元年”、“春”应属天之类；“正月”，“公即位”则属人事之类。“王”位于二端之间，上承天而下系人。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
具体到政治运作，就是要求新君初立，必先颁历授时，以明正朔，并且进行种种礼仪鼎新，这都需要由确定新朝初年始于何日，即“王正月”的开始。如《尚书·尧典》所载大尧继禅，即令羲和授历于民：“迥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何休解传文“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今人陈立注曰：“以上系于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书殊徽号、变牺牲、易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一部二十四史，每于《志》中详述天文历法、地理版图、服饰车舆、仪仗祭祀等等细节，就都是因应着这些变更而来的。
董仲舒把强调“大一统”作为思想、法制统一的基本规律，他曾指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正因为皇权“授之”于天，因此也应当“受制”于天。所以天象变化的征兆，通过儒臣的解释，可以用来警示君王，限制君权。故汉儒可以“天”为由，理直气壮地申说“民本”，如“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春秋》之大义也。”“天下乃皇天之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夫官爵非陛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在汉、唐、宋各代，代表帝统的君权和代表儒家的相权，可以在这个前提下构成一种相互制约关系，就是这个道理。
宋儒大多不赞同《公羊》、《谷粱》学褒贬善恶，“微言大义”的说法，朱熹亦然。但具体到南宋面临的现实，他的口风也有变化，认为：
“《春秋》固是尊诸夏，外夷狄。然圣人当初作经，岂是要率天下诸侯而尊齐晋？自秦桧和戎之后，士人讳言内外，而‘《春秋》大义’晦矣！”
面对北面强敌压境，南宋习《春秋》学的诸臣心理实在难以平衡。在主战、主和两派的纷争中，“恢复”始终是一个主题词，可以推想“大一统”已成为南宋士人的心意情结。最为着名的表述，便是陆游《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随着赵汝愚、韩侂胄主持“兴复大计”的失败，这个豪壮的旋律显得愈来愈微弱，“《春秋》大一统”的豪迈口气，在宋儒嘴里也逐渐变成嗫嚅，直至归于沉寂，最后传出“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钱锺书《宋诗选注》笺注陆诗，尝说：
“陆游死后二十四年宋和蒙古会师灭金，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十一《端嘉杂诗》第四首就说：‘不及生前见虏亡，放翁易箦愤堂堂；遥知小陆羞时荐，定告王师入洛阳。’陆游死后六十六年元师灭宋，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三《书陆放翁书卷后》又说：‘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虽经“端平入洛”，与蒙古共同灭金极其短暂的兴奋，但终于悲壮变成了悲怆，豪言沦落为难言。正缘如此，如果仅仅从个人或者小团体利益而言，宋儒尤其是理学诸公续绝往哲，建构文化努力的投入产出比，应该是最不划算的，因之常遭当时后世功利论者的批评、非难和耻笑。而陈寅恪于抗战期间偶读《建炎要录》，设身处地悟出“对历史抱同情之理解”，才打破历史学的冷漠，开创“宋学”研究之新纪元，对于宋儒的文化集成作出了新的评价。倒是理学的“北枝”把“《春秋》大一统”的声音放大出来，这就是元儒的“用夏变夷”，贯穿于郝经、许衡、郑玉、赵汸等人的《春秋》学观点之间，并通过他们，达于明清。此题关系甚大，望有心者留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