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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神道设教”与理学确立(1)

(第一节)神道设教

“澶渊之盟”是北宋武力收复五代以来北方失地的最后一次认真努力。这次战役虽然以小胜结束,但最终订立的盟约,却是宋廷每年向辽输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名副其实地“化干戈为玉帛”。古云:“天子之事,惟祀与戎。”既然戎事不行,精力自然转向“祀”来。和议成立后,“上(宋真宗)既罢兵,垂意典礼”,也是“偃武修文”的意思,倒也和太祖太宗的政策相距不远。但对于宋真宗赵恒而言,“澶渊之盟”的输款结好,无论如何唤不起踵武汉唐的感觉来。既欲彰显盛世,则无论远述秦皇汉武,近譬唐代玄宗,致力祀事都是标明盛世,点缀太平之一大景观。《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四年(1007年)十一月条记载说,殿中侍御史赵湘曾上言请封禅,真宗不答。王旦等奏:“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真宗也表示“朕之不德,安敢轻议?”但他的内心总有一点不甘:既不能收复燕云失地,建立祖宗梦寐以求的功业,又想当盛世的明君圣主。这种两难情结被聪明透顶的王钦若捕捉到了:

“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

“以神道设教尔!”一语道破天机。紧接着降神、天书、封禅、祥瑞等事也次第展开。“天书降神”的整个过程《宋史·礼七(吉礼七)》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笔者另有《“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可以参看。

按“神道设教”之说,始于《易·观·彖》: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钱锺书《管锥编》释《易·观·彖》,曾以大段篇幅论说“神道设教”,指出鬼神之教最初出于禁忌避讳,亦是宗教和礼法的萌芽:

按《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物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可申说此二句,古人政理之要言也……盖世俗之避忌禁讳(taboos),宗教之命脉系焉,礼法之萌芽茁焉(Freud,Totemund Tabu,2,Aufl,26(Gese-tzeskodex),91(Gewissen),未可卑为不足道也。李商隐《过故崔兖海宅》:‘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道出‘神道设教’之旨,词人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千言。

“神道设教”还是一把双刃剑,不仅用来辖制百姓,亦且可以警示君王,这也是理学政治文化设计的一个关键。宋真宗君臣虽然借用过这个口号,但未必具有这样完整的自觉。恰恰是在南宋明清的儒臣中,“神道设教”才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钱锺书复言:

“夫设教济政法之穷,明鬼为官吏之佐,乃愚民以治民之一道……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不如其为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王政行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华、陆、顾、文论神道,树义别于二魏。二魏为治人者言,法令之力所不逮,得宗教以裁约之;华、陆、顾、文抉剔治于人者之衷心,遭荼毒而不获申于人世,乃祷诸鬼神以冀疾苦之或苏。”

可见这个设计一直贯彻到清朝,都没有大的改变。后世批评者或谓之中国特有的“愚民政策”,毋宁说这种“宗教-法律”混合的现象,是人类历史必经之阶段之一。即如欧洲人文发轫地之古希腊,倡导科学文艺复兴之意大利,以启蒙运动对抗神学的法国,或者以实用理性着称的英国,也无不具有“神道设教”的类似设计。至今西人法庭宣誓犹手按《圣经》,口称上帝(God),用以约制“自由心证”的率意性,亦中世纪“神道设教”(法律学术语称为“神誓”或“神示证据制度”)之遗意耳。

(第二节)儒学宗教化

宋代优礼文官,不但言论相对宽松,而且有一套福利制度作为保障,特有的祠禄制度即其一端。当然这也是造成冗官现象的原因之一,所以招致的批评声音一直未断。

设置祠禄制度的原因,《宋史·职官十(杂制)》说是“佚老优贤”,或者多领一份闲俸,或者为官员退养闲职:

“大抵祠馆之设,均为佚老优贤,而有内外之别:京祠以前宰相、见任使相充使,次充提举,余则为提点,为主管,皆随官之高下,处以外祠。选人为监岳庙,非自陈而朝廷特差者,如黜降之例。”“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或丞、郎、学士以上充副使,两省或五品以上为判官,内侍官或诸司使、副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为大夫,以副使为郎。为都监,又有提举、提点、主管。其戚里、近属及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时朝廷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

鉴于真宗朝祠禄之职都是现任实权官员兼领,我疑心这套制度建立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收买官僚队伍,以取得他们对于“天书降神”的必要支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记载真宗曾向宰相王旦行贿一坛珍珠,即是着名的例证之一。赵翼就认为:

“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

皇帝贿赂百官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邵氏闻见录》卷第一记载赵匡胤使曹彬伐江南,许诺“功成以使相为赏。”后来后悔,“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钱布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宋代以政变开国,奉行稳定过渡的方针,并且接受晚唐五代教训,强调以文官辖制武帅,所以对于文士相当优容。无论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还是“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记述,甚至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美谈,都意图证实宋初君明臣贤,雍雍穆穆的太平景象。文彦博也以为宋代体制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决定了真宗不会在文官中采用强迫方式推行他的新设计。另一方面,经过中晚唐激烈的“三教论衡”和社会变革,“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抵制佛道、兼攻二氏的立场虽然有所缓和,但毕竟还没有退让到公然相信“降神”,崇奉“天书”的程度。这就决定了宋真宗的策略是“收买”,而非“压服”。上下官员接受了祠禄宫观的职务和薪俸,也就意谓着接受了“神道设教”的体制。作为平息反对意见,顺利推行新政策的必要成本,还是划算的。好在他刚刚裁减下一大批职务空额,不必顾忌财政上有无裕余。

赵翼谓之“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如《宋史·职官十》载“元丰中王安石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为集禧观使;吕公着、韩维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元佑间冯京以观文殿学士、梁焘以资政殿学士为中太一宫、醴泉观使。范镇落致仕,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都是油水颇厚的兼差。蔡京柄政时尤其注意提高官员工资福利,以牢笼官吏,收邀人心,这对官员日常补贴也确实起到了功用。朱弁《曲洧旧闻》卷六说:

“蔡京丰吏禄以示恩,虽闲局亦例增俸入。张天觉(商英)作相,悉行裁减。邹浩(志完)以宫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尝谓晁检讨曰:‘天觉此事,吾侪无异词。但当贫屡之际,不能不怅然。’乃知天下喻义者少。”

最后一句委婉地批评连邹浩这样的元佑党人,在高福利政策面前也难免气短,变成“小人喻于利”了。

用大臣权知祠禄之责,本源于“唐天宝七载,以给事中杨钊充九成宫使”,五代因之。宋真宗赵恒则以之为常差,以应付纷至沓来的降神、天书和封祀等职事。开始也许是权宜之策,但后来事情又起了变化。熙宁变法时,精明的王安石开始考虑用这些职务来安置反对派,“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诏:‘宫观毋限员。并差知州资序人。以三十月为任。’”但已非“优礼”,而是贬黜:“大抵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者,如降黜之例。”王安石变法时期为此下过一系列的诏书,使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职级序列。先是“宫观毋限员。并差知州资序人。以三十月为任。”并特别指定“杭州洞霄宫、毫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自今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观置管干或提举、提点官。”级别则比照同级官员降一级使用:

“奉给,大两省、卿、监及职司资序人视小郡知州,知州资序人视小郡通判,武臣仿此。”

这无疑壮大了冗官的队伍。不但没有裁减冗员,反而膨胀起来。正因为这一系列职务充当着波涛汹涌党争之“泄洪区”的作用,所以朝政越是反复,它的领域越在扩大。

赵构“泥马渡江”以后,一度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宫观亦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圣观使三种宫观使。但由于旧京官员随即南渡,夹屁股追了过来,祠禄制度遂欲罢不能,成为官员退养福利一个甩不掉的大包袱,而与两宋官制共相始终:

“绍兴时,士大夫多流离,困厄之余,未有阙以处之。于是许以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续又有选人在部无阙可入与破格岳庙者,亦有以宰执恩例陈乞而与之者,月破供给。非责降官并月破供给,依资序降二等支。理为资任,意至厚也。”

但是越到后来,这种恩赏优秩就越像是办干休所了。开始六十岁是个坎儿,后来则八十才是坎儿了:

“旧制,六十以上知州资序人,本部长官体量精神不致昏昧堪厘务者,许差一任,兼用执政官陈乞者加一任。绍兴二十二年,臣僚言:‘郡守之职,其任至重,朝廷以年及七十,令吏部与自陈宫观,乞将前项指挥永为着令。’从之。盖不当请而请,则冗琐者流竞窃优闲廪稍;或当请而不请,则知进而不知退,识者羞焉。……绍熙五年庆寿赦,应文武臣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该今来庆寿恩,年八十以上,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以上二年,选人三年,凡待庶僚者,皆于优厚之中寓闲制之意焉。”

故陆游《七十一翁吟》有言:

“七十一翁心事阑,坐叨祠禄养衰残。樽中无酒但清坐,架上有书犹纵观。吏部齿摇心怅望,将军髀满泪丸澜。客来共饭增羞涩,小摘山蔬不掩盘。”

宫观祠庙的建筑耗费人力财力无数,也是后世批评的焦点。倒是范仲淹发表过一个特殊的观点,后来因为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罗斯福1932年“百日新政”名噪一时,叫做“以工代赈”。《鹤林玉露》卷之三甲编《救荒》言:

“皇佑间,吴中大饥。范文正公领浙西,乃纵民竞渡,与僚佐日出燕湖上,谕诸寺以荒岁价廉,可大兴土木。于是,诸寺工作鼎新。又新仓廒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公乃条奏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转徒填壑。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惟杭饥而不害。近时莆阳一寺,规建大塔,工费钜万。或告侍郎陈正仲曰:‘当此荒岁,寺僧剥敛民财,兴无益之土木,公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过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为之乎?莫非佣此邦之人为之也。敛之于富厚之家,散之于贫窭之辈,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赢得一塔耳。当此荒岁,惟恐僧之不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可惜的是,这么超前的经济手段,只有部分用来修筑公共工程,而大部耗费于寺庙宫观“无益之土木”。但也从另一方面证实着两宋宗教经济实力的雄厚。

那么,宋代花费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建立祠禄制度目的究竟何在?仅仅是为了贿买百官,优容秩老吗?我怀疑它的续后发展,越来越像是与佛道两教之外,别建一套以儒学为中心的祭祀体系,悄悄开始了“儒学宗教化”,或者“儒学道教化”的进程。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曾言:

“北宋王朝修建宫观,主要是为了令道士进行为国祈祷醮谢等宗教活动。”

其实不确。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清、卫二指挥奉宫观”,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减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清、卫卒以分配诸军,其工役送八作司;衮州景灵宫、太极观清、卫准此”看来,最初在宫观担任杂役的,并非束发道人,而是军营兵士和御作工匠。仪典也是佛道混合的。

宋代的道教和佛教事务,先由太常寺掌管,后归鸿胪寺,在制度上与文官儒臣的祠禄制度也有清晰的区分:

“中太一宫、建隆观等各置提点所,掌殿宇斋宫、器用仪物、陈设钱币之事。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寺葺治之事。传法院,掌译经润文。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

“儒学宗教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便是基于儒学的祖先崇拜,把皇室祖宗提升、放大成为国家祭祀的主要场所。没有一个朝代像宋代这样对自己的世祚延永如此操心。宋真宗赵恒先后修造了供奉“圣祖”的景灵宫、用以供奉预言赵宋国祚延永“天书”的元符观、供奉太祖出生处灵迹的祥源观(后为醴泉观)、会灵观(后为集禧观)等。而宋徽宗建神霄玉清宫,也是因为徽宗还在藩邸时,即自称梦见老君面谕:“汝以宿命,当兴吾教”。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又宣称他看见玉津园东有天神降临。目的都是托名以重申天佑宋室,自我作神。

这里面还各自揣着小算盘。如“斧声烛影”之后,国祚可疑地落在了二房赵光义及其后代手中,“靖康耻”以后,这一房的嫡系子孙又可耻地被金人统统俘掳到了北方。惟有康王赵构匹马过江,登基为帝,可惜一直生不出血胤子孙,只好把皇位传给了大房赵匡胤之七世孙赵昚。但赵昚又在潜邸创建佑圣观,作为护佑长房一系帝位传承的保障,只是再不供奉“黑杀神”。据载:

“佑圣观,孝宗旧邸也……淳熙三年(1176)建,以奉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十二月落成。或曰真武像,盖肖上御容也。”

据《宋史·孝宗本纪》载:自佑圣观落成以后,孝宗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参拜一次。皇室延祚奉祀的主神,就这样悄悄发生了变化。宁宗又于嘉定二年(1209年)颁布《诰词》以宣扬其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梦粱录》卷二载三月三日为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

“佑圣观侍奉香火,其观系属御前去处,内侍提举观中事务,当日降赐御香,修崇醮录。午时朝贺,排列威仪,奏天乐于墀下,羽流整肃,谨朝谒于陛前,吟咏洞章陈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庭。诸宫道宇,俱设醮事,上祈国泰,下保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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