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以上的记载，可知黄帝族迁徙的走向主要是东、西、北三个方向，亦正与传世文献《国语》所载黄帝后裔姬姓的周人于周初封同姓诸侯大多在黄河北岸的河东、河内的封国地理位置吻合。例如《郑语》载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北有卫燕狄鲜虞……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腾薛邹莒。”这些分布在黄河北岸及以东下游的姬姓封国，虽不敢妄言他们就是当时黄帝时代东徙支系的后裔。但在空间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血缘和地缘间关系的密切。这一点徐旭生曾“疑惑那里面有一部分为黄帝氏族东迁时沿留下的分族”是有“的”而发，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山海经》里有关黄帝氏族子孙繁衍的史影，在先秦早期文献的《国语》记载中也反映出黄帝族子孙繁衍、枝繁叶茂的史实。
据《国语·晋语四》的记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文中“姓”和“宗”，据《说文解字》第十二下，女部：“姓，人所生也”，黄帝为姬姓，又《说文解字》七下，宀部：“宗，尊祖庙也”，即家族。可见黄帝氏族所繁衍的后裔族系种姓纷繁庞杂。而分出去的子孙，从《山海经》中所见都分布在东、西、北三面的情形看，便揭示出黄帝族发祥地应在分出去支系所处地理位置的中部。就是说黄帝族崛起地是在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带，即在今陕西关中东部地区。这一点亦在考古学上得到有力的支持。
黄帝族崛起于黄土高原的考古学信息，主要是我们注意到这一现象，即仰韶文化的分布其中心是在黄河流域中上游的陕、晋、豫地区，其中陕西关中东侧的华县、华阴一带庙底沟类型尤为密集，此地并且还是该文化半坡、庙底沟两个主要类型的核心地域。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如果我们认为作为群体象征符号的“黄”（为土）、“帝”（为花）是黄帝氏族集团的文化符号的话，那么黄帝氏族发祥于黄土高原的陕西关中东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情况则是对以上认识一个有力的支持。
至于黄帝氏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里已给了一个梗概的叙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可见黄帝氏的后代子孙增殖繁衍甚多。太史公对黄帝氏子孙分布情况，应该说是有所本的，非无稽之说。这与黄帝族年代相当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比拟，亦得到了相应的印证。从庙底沟类型的发展趋势走向看，西到甘肃，北达燕山南北，东逾海岱，南已越长江，分布地域不限于黄河中上游，已跨越大半个中国。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受到庙底沟类型彩陶花卉纹母题文化的影响。如果说民族主要是依据语言和文化来划分的话，庙底沟彩陶花卉纹的这种扩散或传播，便可视为其他族群或部落对其文化的认同。而文化的认同就是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说庙底沟文化可以认为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早的一次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黄帝族的发展和华夏文明的形成。
（第四节）从《山海经》看黄帝时代的社会
本节同样以《山海经》为蓝本，对黄帝时代的社会作一扼要的检讨，以说明黄帝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科学实践活动、文化、社会习俗等情况，下面分11个方面予以概述：
其一，自然环境。阅读《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使人感到似乎进入了一个自然生态宁静、地理环境优美的世界。从《南山经》到《中山经》所记载的内容看，满目山山水水，山上是荆棘丛生，林木郁郁葱葱，其间有多种走兽飞禽，江河泽薮里游动着各种鱼类。这些山间水里的生物，即为当时原始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无论是树木花草，还是鸟兽虫鱼，其中不少都是原始人的医药用材和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牺牲”或“供品”。
此外，再看《海经》的内容，大抵都记载着许多氏族、部落方国和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氏族或方国人们的体质形态、族系生殖繁衍和人们生产、生活、科学实践、创造文字、历象、作乐律、兴医药以及其社会习俗与精神文化等等。然所记事，无不粗野纯朴。
因此，由《山经》与《海经》两大部分所记事物看，前者主要是讲山山水水的地理形势和山上、水中存在的动植物；后者主要是讲当时古人群体的形态和天体等异物异事。其形式和题材，殊为简易，但物与人的概念，可谓“泾渭分明”，甚有条理。
其二，社会组织形态。若要对黄帝族所处的社会有所认识，首先就有必要从《山海经》所记黄帝族的历史背景及其时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有所了解，然后结合考古文化才能有一个近乎历史真实的认识。
在历史文献方面，据《国语·鲁语上》：“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说明黄帝时代，酋长与氏族成员间的关系仍属于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原始社会阶段。这一史实，也在考古学文化上有明确的物证。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合葬墓向东发展，为豫西和晋南地区的庙底沟类型文化所沿袭，表现黄帝时代也盛行这种葬式。多人二次合葬墓是当时对偶婚制的反映，即在母系制度下氏族间的一群男子与另一氏族间的一群女子互为婚姻的产物。《国语·晋语四》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是其书证。可见黄帝时代的早期仍还保持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特征。
其三，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山海经》中所见基本上为三种：
在渔猎方面：据《海外南经》云：“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又“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以鱼为食者，在《海经》中大凡五见，如《大荒北经》云：“无肠之国，是任姓……食鱼。”文中“任”姓，与上《晋语四》载黄帝之裔有“任”姓者合。
在狩猎方面：据《大荒北经》载：“弄明生白犬……是为犬戎，肉食。”这是以狩猎或畜牧为其生活来源者。
在农业方面，以食黍或食谷为生者，在《海经》大凡七见，例如《大荒北经》载：“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又《大荒西经》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
《海经》所记的“任”姓、“依”姓、“姬”姓的氏族或方国，与前面《晋语四》所载黄帝后裔得姓的十二姓中的“任”姓、“依”姓、“姬”姓子孙相吻合，说明这些食鱼、食肉、食谷的氏族方国为黄帝的后裔。同时也说明这些后世子孙的生产生活方式尚且如此，则黄帝时代肯定以渔猎、狩猎或畜牧和农业为其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其子孙的经济生活之所以不尽相同，则是囿于他们所处的地域自然条件或习俗等诸多原因所致。
其四，科学实践活动。《山海经》里所记原始人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不断完善了原始社会初民对世界的认识。初民的科学实践活动表现了他们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可贵精神。其事例很多，这里仅举夸父追日一例，即可见其一斑。据《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这是原始人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太阳东升西落远行的情景。夸父从太阳升起之处去追赶太阳日落之处，最后力竭而渴死。这虽是一则神话，却反映了初民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精神。
其五，创造“文字”。《山海经》的记录形式，是图画文字，其来源是《山海经》的编辑和作者采自先秦时代民间口耳相传的历史逸闻和图画文字。其字体的形式和特点犹如今日云南纳西族的“人则图人”、“物则图物”的“东巴文”。这种属于原始先民的语言记录符号的图画文字，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都有发现。形体结构，除在陶器上刻画横竖的符号外，属于彩绘图像者当以仰韶文化的阎村和洪山庙陶瓮上所绘制的“耒”、“耜”和“梳”等“物则图物”具有“图画文字”功能的彩绘图像最为典型。黄帝时代是中国图形文字产生的时代，《山海经》的记录形式和仰韶文化中的一些图像，就是文献和实物的互为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