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广泛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总部特务团在改编之初就编制了宣传队，作为团直机构，归团政治处宣传股领导。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机关再次进驻武乡，总部特务团也来到武乡先后在韩壁、枣林、寨坪、苏峪、左会等村驻扎，团宣传队也经常在武乡进行宣传活动。当时，特务团宣传队有20多人，宣传队队长罗村田，副队长程思三，下编两个分队，宣传队里，大多是年轻人，年龄大的二十来岁，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宣传队一般以分队形式在武乡及周围的县进行宣传活动，他们常常结合当前发生的事情，马上编写成歌曲、快板进行演唱，特别是经常利用武乡的民间开花调作曲谱，编出新词来进行演唱，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南关、榆辽、关家垴等战役战斗中，他们都走了前线，为战士们鼓劲加油，并即时地把战场上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编写演唱出来，战斗结束后，又主动去慰问伤员，慰问支前参战的民兵、担架队、拥军队等。
1941年11月，日军调集其精锐——号称“钢铁大队”的三十六师团葛目直幸大佐二二二联队，以三个混成步兵大队，5000余人攻打黄崖洞，妄图彻底摧毁我兵工厂。总部特务团在天寒地冻、雪花纷飞的日子里，与日军浴血奋战八昼夜，给来犯者以沉重打击，创造了敌我伤亡6：1的光辉战例。在这次战斗中，团宣传队，做了许多宣传鼓动和战场勤务工作，对鼓舞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第十一节）总部特务团宣传队
特务团奉命开赴黄崖洞，执行保卫兵工厂任务后，部队首先在板山修筑各类防御工事，自己动手烧石灰，打石料，挖壕沟，引水等，生活十分艰苦。宣传队在团直属区用石头垒砌好自己的住房后，政治处邹开盛主任即指示他们，多编练一些生动活泼的节目，迅速下到部队，把连队、工地的文娱生活开展起来，活跃部队生活，提高指战员的施工热情。全队积极行动，日夜排练节目，到左会垭口、桃花寨、南口、水腰口各连队驻地化装演出，也给兵工厂的工人们表演。他们到兵工厂的工地上敲锣打鼓，扭起秧歌舞，跳起小花戏，唱一支歌后，再说一段快板书，热闹非凡。大家唱呀，跳呀，扭呀，情绪十分高涨。有时坡滑地不平，扭得摔了跤，爬起来又再扭，乐得战士们个个哈哈大笑，队列里掀起了一片欢声笑语。节目演完了，指战员们热烈鼓掌，拉拉队呼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为了满足同志们的要求，只好临时再演几个。
宣传队虽然人少，但个个都是文艺骨干，他们中有人会唱京剧，有人会唱晋剧、河北梆子，也有人会唱上党梆子、上党落子和武乡秧歌。
战士们还特别喜爱说唱自编的。一次，在桃花寨四连工地演出时，有一个河北籍的战士顺口溜编得特别好，而且出口成章。在黄崖洞保卫战中，他立即自编了一段快板：
打起竹板叮当响，
我来说说兵工厂。
彭副总司令下命令，
要咱欧团守黄崖洞，
坚决保住兵工厂，
武器生产不能停，
步枪小炮麻尾弹，
消灭鬼子万万千。
四连防守桃花寨，
这个地方真不赖，
桃花盛开满山红，
上下齐心乐融融。
修建工事筑地堡，
坚守阵地牢又牢，
俺连个个英雄汉，
鬼子休想过这关。
这个战士演唱得有声有色，加上那逗人喜欢的调皮样，引来大家的热烈掌声。宣传队员下连队，除了参加演出，活跃战地生活外，还抽出时间为战士们烧茶送水，一起参加构筑工事的劳动。宣传队副队长程思三谱写的《劳动英雄真光荣》歌曲，易记好学，深受连队战士的欢迎。
东方太阳红又红，
我们山上开了工；
太行山上我们逞英雄，
劳动的英雄真光荣。
宣传队把这支歌向连队教唱，战士们学得很快，而且还会两部轮唱。工间休息时，他们自动分成两部分，连长、指导员或排长领头指挥大家轮唱，唱得特别开心，顿时驱散了疲劳，振奋了精神，施工情绪更加高涨。
宣传队不仅进行文艺宣传，而且还教连队战士练习日语喊话。根据团部领导要求，各连都要学会几句常用的战场用语，如“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日军官兵放下武器，参加日本反战同盟”、侵略战争死路一条“投降过来平安回家”等等，宣传队会日语的队员认真地纠正发音，让战士们把这些喊话的日语句子学得非常流利。
黄崖洞保卫战打响后，宣传队参加了团救护所，照料伤员和动员民工担架以及转运伤员等工作，伤员从左会垭口抬下山到左会村，在这里进行护理、包扎和初步治疗，然后再转运到野战医院，宣传队分成若干个组，一部分留救护所护理伤员和进行慰问，另一部分跟随担架护送伤员，他们身背步枪，两人一组，带领三至五副担架转运，负责途中的安全与照料。队员们不怕苦，不怕累，一趟又一趟地穿梭往来。大家满腔热情地工作，受到一致好评。有的同志还被派到洪水镇动员民工担架，保证伤员及时转运。
战斗结束了，我们胜利了。宣传队又很快集中起来，锣鼓喧天地欢庆胜利。这时，队员们又下连收集英雄事迹，很快编成文艺节目进行演出。罗树田写词、程思三作曲的《黄崖洞战斗胜利曲》，是祝捷晚会上演唱的第一个节目，受到了指战员的欢迎，并在连队中进行了教唱。其歌词是：
狂风叫，大雪飘，
守备的英雄们杀敌人热情高。
拉炸弹，上刺刀，
同志们准备得很好。
鬼子冒死冲，
手榴弹如虎叫，
鬼子消灭了，
扞卫我们的水腰。
瞧瞧瞧，
瞧南口赤峪口，
还有那水腰口，
敌人的尸首满山抛。
英雄们建功劳，
像太行山一样崇高，
鬼子的狗胆也吓破了。
程思三同志还创作了大型活报剧《保卫黄崖洞》，揭露了日军使用燃烧弹、毒气弹的凶残面目，以及日军冒死进攻、尸体狼藉的惨败景象；塑造了我特务团指战员不畏强敌，昼夜奋战，用地雷炸、小炮轰、机枪扫、手榴弹打，不怕流血牺牲，与日军格斗拼杀，以及司号员、通信员等积极参战，奋勇杀敌，顽强固守阵地的英雄形象，同时还表现了地方民兵和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对敌开展地雷战、袭扰战等事迹。根据地群众爱戴子弟兵，抬担架运伤员，热情慰问部队等场面，也搬上了舞台。活报剧采用全台表演和在二道幕（一层薄纱）后表演（灯光幕后照射），就像皮影戏一样，观众隔着一层薄纱清楚地看到表演人物的显影，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队员们在左会村日夜排练。特务团首长很关心这台戏的演出，常来排练场观看和指导，因宣传队人手少，还在团直抽借了一些同志帮助演出。这幕活报剧效果很好，获得军民一致好评。
为了扩大影响，他们还集体创作了反映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舞》，把保卫战中一系列的战斗动作，如瞄准、甩手榴弹、刺刀拼杀、打小炮（掷弹筒）等，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配上口琴和敲打乐器进行表演。在当时算得上是个创新。
黄崖洞保卫战后，地方政府和部队驻地周围的群众，扭着秧歌，抬着猪、羊等慰问品，来到部队，祝贺胜利，看望建立功勋的子弟兵。一二九师的首长也派先锋剧团远道赶来祝捷和进行慰问演出。他们高超的艺术表演，博得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赞扬。演出之后，宣传队员马上乘机向先锋剧团的艺术家进行请教学习。
黄崖洞保卫战后，部队奉命进行精简整编。全团整编为五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迫击炮连、团直警卫连、通信连和侦察连。在整编中，宣传队也被精简，历经五个年头的征战，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历史使命。
1938年4月初，日军对我晋东南区实行“九路围攻”大烧杀以后，唱戏赶会一类的娱乐活动停止了一年多。1939年夏季，日军虽然在白晋线上扎下据点，但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却巍然驻扎武乡东部与敌抗衡，时局暂时处于平静状态。在这种形势下，群众对唱戏赶会等娱乐活动有所渴望，需要恢复戏班活动；其次是政府发动群众抗日救国，需要一个剧团来做载体，但财政经济困难不能全供给；其三是旧戏班散了摊一年多，老艺人希望有个发挥技艺的场所谋生。鉴于上述三个原因，武乡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成立剧团。随即派曾任一区区长的王宣恒同志联络原鸣凤班、庆阳班等演员李海水、梁旭昌、崔来法、韩希江、梁全法、韩二全、崔海林、粱全会、郭子俊、王四孩等人筹建剧团。
1939年9月25日，趁八路军柳沟兵工厂开庆祝会邀请艺人演出机会，王宣恒和王四孩在武乡东南部的几个村庄搭驾了二十四五个人，成立了武乡县抗日光明剧团。该剧团作为县政府下设的一个抗日救国文艺团体，从成立之初，团长王宣恒就宣布：我们是县政府领导的抗日剧团，没有供戏东家，也没有剥削，不唱烧香敬神戏。将来还要演新戏，为抗战服务，为大众服务。剧团在柳沟村演了三天三夜，接着先后到蟠龙、洪水、西营等地演出，剧目主要还是传统戏。他们在演出的同时，利用上午的休息时间开始排练新戏，有自编自演宣传抗日救国的小剧目《换脑筋》、《上前线》等。
（第十二节）武乡县光明剧团
由于日军常常到武乡“扫荡”，光明剧团也经常在演出中间不得不停止演出而转移。有一次，剧团在苑家垴演出时，敌人从榆社和段村两路袭来，在分散转移中，鼓板师温和尚同志与敌遭遇壮烈牺牲。还有一次剧团在涉县西辽城演出时，日军对太行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剧团亦在包围圈内，演职人员不得不连夜背负服装道具进行转移，在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冲出外线脱险。
1942年，组织上派县青救会干部高介云同志到光明剧团任专职团长。稍后又派梁树森同志任专职指导员（内部兼党支部书记）。这期间，增加了幕景和道具，晚上停演了古装剧，纯演时装剧，上午下午也不再“出头官”，改为开演前锣鼓吵台召唤观众。
1943年夏季，正在精减人员的时候，张万一等几个知识分子参加了剧团。当时有几个老艺人认为增加人员就要增加开支，有所议论。但张万一同志未辜负领导期望，月余时间编写出大型反特锄奸剧《疤三会》、《战争之夜》等剧本，不久，又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故事，改编成剧本，兄弟剧团获悉纷纷前来抄录。同时高介云团长编写了大型古装连本戏《朱仙镇》和《风波亭》，都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就此，新老人员的关系更加融洽。
1943年6月，日军占领武东重镇蟠龙，剧团活动的范围大大地缩小，再加上连年灾荒，群众无意搞文娱活动。光明剧团的演职员又大多是蟠龙附近的人，都不敢在家，政府出于搞宣传和解决剧团人员生活的需要，向各村推荐演戏。因而，团员只能吃派饭无法养家糊口。有些演员只好另谋生路，有的担煤卖炭；有的被雇佣教农村剧团；有的投亲靠友，生活之艰苦，超过社会上任何一种职业人员。环境越恶劣，斗争越坚强，在这一时期，每当敌据点兵力减少时，政府和地方武装紧密配合，掩护剧团到敌占区和游击区演出。每地只演一个晚场，都是抗日内容的时装剧，演完当夜即自带服装道具向后转移。有时应群众要求演到凌晨两三点钟。在撤退时演职人员一字形排队，边走边在路上打瞌睡，走三四十里路才正式休息。光明剧团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做抗日宣传，大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44年秋，组织上派政治工作经验较丰富的陈凤翔同志来剧团担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他和团长高介云同志密切配合，吃苦耐劳以身作则，抓团内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剧团一切工作搞得井井有条。这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在黎城南委泉召开太行首届群英大会。光明剧团专为群英会排演了反映真人真事的大型剧《劳动英雄李马保》和《地雷大王王来法》。在南委泉群英会上，有40余个剧团汇演，光明剧团原计划演《李马保》，但边区整风队已先在会上演出了同样的戏，为了不重复，光明剧团立即决定改演《地雷大王王来法》，又加演《万象楼》等剧，取得了好评。
在太行区乃至晋冀鲁豫边区范围的职业剧团中，武乡光明剧团和襄垣农村剧团原来是并列榜首的。为了提高剧团的演出水平，1944年～1945年间，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锋剧团艺术指导员李谟和导演辛鹰两位同志，在光明剧团蹲点辅导时装剧的排练、化妆、布景、表演等工作半年多时间。光明剧团原来唱古装戏的旧艺人，也成了抗日根据地最早学会表演现代剧的双重演员。
1945年春，八路军三分区兵工厂赠给光明剧团长短枪18支。从此，演出带有军事、武装、战斗场面的剧，再不用临时向部队或民兵借枪支了。同时，光明剧团在修改好以往已取得声望的时装剧《天人灾祸》、《关家庄》、《大拥军》、《小二黑结婚》等基础上，破天荒地创作出反映军民鱼水情谊的《胡春花拥军》和反映开展民主运动整顿干部作风的《改变旧作风》，同时还成功地演出了反映蒋管区黑暗的《血泪仇》。在此剧中扮演联保主任兼黄先生的李海水，扮演老农民王仁厚的梁旭昌表演逼真、技艺超群，全边区几十个剧团演同样角色的演员都望尘莫及，观众赞叹不已，都说光明剧团演《血泪仇》是首屈一指。
这三个剧的巡回演出，得到边区政府“突飞猛进”的锦旗和“鲁迅艺术”奖金。在太行区乃至晋冀鲁豫边区，光明剧团的声誉大大地提高，都热情地称之为“政治鼓动家”、宣传教育家“表演艺术家”等。
1946年初，光明剧团奉命调归太行行署直接领导，光明剧团改称太行剧团，演员改为全供给制。期间在涉县温村学习排演了以郭沫若文章改编的剧本《甲申三百年祭》和《水浒》节录《逼上梁山》，并成功地进行了演出。冬季在长治召开的太行第二届群英会上，太行剧团演出了名剧《白毛女》和高介云团长编写的《风波亭》，还有移植剧《逼上梁山》，得到了大会好评。这是光明剧团的鼎盛时期。
1947年春，有些人想纯粹地搞文工团，认为剧团唱古装戏仍有“旧戏班”的嫌疑。经过认真讨论，多数人想搞文工团，结果决定停止演古装戏。一部分演古装剧的演员听到老家武乡又要组织新的剧团，就申请调动工作，经领导批准，梁旭昌、韩希江、梁全法、郭子俊、韩二全、任八孩、郝国川、杜发荣等同志离开了光明剧团，回到武乡县伙同原武西县战斗剧团一部分成员及社会上的新老艺人，在县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组成了土改以后的翻身剧团（后来相继改称武乡大众剧团、武乡新兴剧团）。
1947年6月，太行剧团奉命长途跋涉到安阳的水冶、曲沟、阜城、北当山、东北店等村镇慰问军队，当时正值刘邓大军准备渡黄河，十几万部队密集在几十个村镇，每处每晚演一场（《官逼民反》或《血泪仇》），观众主要是部队。在野外搭台，每场观众都在5000人以上。刘邓大军渡黄河后，剧团返回太行行署。8月，太行光明剧团改名太行剧团，排演了作家阮章竞同志编导的《赤叶河》。演出效果良好，轰动了太行区，人们把太行剧团称之为“赤叶河剧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