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削去燕、代两国的“北边郡”和吴、淮南、长沙三国的“南边郡”，将其收归中央直接管辖，使这些王国封域同匈奴和诸越隔离开来，改变了诸侯王国“外接胡越”的状况。这样，不仅防止了诸侯王国同胡越的勾结，而且有利于汉朝边防建设，并为后来汉朝成功地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和经略诸越创造了条件。
第二，削藩之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从而导致诸侯王国行政体制的变化。原来的王国-郡-县三级制，已经不复存在，而变为王国（郡）-县两级制，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行政体制的变化，使诸侯王国的独立性大大削弱，汉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第三，削藩之后，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辖郡则由高祖时15郡增至44郡。这一减一增，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汉初以来干弱枝强的局面基本上扭转过来。这一变化，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再次，“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王朝的威望大为提高，汉景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严格控制王国，采取了“抑损诸侯王的地位，将王国的权力收回中央”的措施，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改革王国官制。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抑损诸侯，减黜其官”。这其中包括三点内容：一是降低王国官员品级，“改丞相曰相”。更名后，王国相由金印贬为银印，其官秩降低，与郡守相同；二是“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尉、宗正、博士官”。以上诸官职皆仿照朝廷，省去这些官职，也就等于降低了诸侯王国的地位，从而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三是“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即裁减以上诸官的员额。上述措施，改变了诸侯王国百官与朝廷“同制”的旧制，从而抑损了诸侯王的地位和权力。
另一方面，剥夺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令诸侯王“不与政事”。规定王国四百石以上官吏，须由朝廷任免，即“天子为置吏”。诸侯王只有任免四百石以下低级官吏的权力，其“掌治其国”的权力基本上被剥夺了。
最后，削减诸侯王的经济特权。景帝对诸侯王国的财政进行改革，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在汉初诸侯王国的财政收入中，按人头征收的“口赋”占大头，其他租税收入仅占小头。中央把大头拿去，留下小头，这是在经济上对诸侯王的沉重打击。不仅如此，经过削藩，诸侯王国封域缩小，封国内田租锐减，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被收夺。可见，削藩不仅是削地，同时也是削租税，诸侯王所食之租税大大削减了。此后，诸侯王财源萎缩，财政入不敷出，甚至出现“诸侯贫者或乘牛车”的现象。随着经济实力的削弱，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汉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七国之乱这场人祸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采纳了晁错的“削之，其反亟”的前谋，才把人祸控制在较小程度。大乱而大治，吴楚七国之乱被迅速平定，景帝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使汉初以来的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基本上获得解决，诸侯国基本上名存实亡，皇权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为汉朝的强盛准备了条件。
兄弟、儿子争夺储位
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力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14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
明争储位的是景帝的同母弟弟梁王刘武。窦太后非常疼爱刘武这个小儿子，认为刘武素有贤王之美名和广袤的封土，为人谦德谨让、孝道为先，而且有雄才大略和安邦治世之能。
而景帝皇后薄氏没有子嗣，众皇子皆为庶出。再说，“兄终弟及”这也无可厚非，先帝文帝不也是惠帝的弟弟吗？
窦后就把这意图当面告诉了景帝。景帝对母亲非常孝敬，为了给母亲一个答复，就说：“我基本同意，等和大臣们研究以后再决定。”不料，景帝在一次朝会上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表示不赞成。散朝后，景帝只好对母亲说：“这事以后再说吧，我会积极按照你的意思办。”
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公元前154年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夕，梁王入朝，当时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说：“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窦太后听了非常高兴，梁王更是心中窃喜。这时窦婴端起一杯酒献给皇上，说道：“天下是高祖打下的天下，帝位应当父子相传，皇上要擅自传给梁王，这就违背了高祖立下的制度规定。”景帝酒醒后惊悟失言，此议搁置起来。窦太后却因此憎恨窦婴。窦婴本是窦太后的从侄，却因为这件事被开除了进出宫门的名籍，就连节日也不准许他进宫朝见。
后来，七国之乱爆发，梁王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窦太后再度暗示景帝传位于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劝诫太后，袁盎对窦太后说：“从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认为传子才是正确的。”窦太后自知理亏，从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归国。
再来说暗斗，暗斗的主角是汉武帝刘彻的母亲王美人（后封为皇后）。王美人名娡，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境）人，父王仲，生母为臧儿，兄弟王俗、田蚡、田胜，妹王姰。一开始王美人嫁给了金氏，并生下女儿金俗。她的母亲是已故的燕王臧荼的孙女，有一天请人卜筮，算命的说她女儿有华贵之命，于是就把女儿从金家抢回来，将她与其妹王姰一起送入了太子刘启宫中。不久王美人真的得到了太子刘启的宠爱。
王美人入宫后给刘启生下4个孩子，一龙三凤，前3个均是女孩，分别被封为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而龙胎就是后来威名远播的汉武帝刘彻。刘彻为景帝的第10子。传说在王美人怀孕时梦见了太阳钻入怀中，刘启听说了很高兴，认为梦很吉利，也对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
汉景帝即位不久，也就是公元前156年七月初七，刘彻生于长安未央宫的猗兰殿，初名刘彘。刘彘从小就聪明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太平广记》上记载说，刘彘3岁时，景帝曾把他抱在膝上玩耍，问道：“彘儿愿意做天子吗？”刘彘回答说：“这是由天定的事，不是孩儿决定得了的。孩儿愿意每天在父皇面前承欢膝下，侍奉父皇。孩儿也会用心学习，以符合皇子的身份。”小刘彘信口而应的回答，却又如此乖巧，自然很讨景帝的欢心，也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
刘彘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景帝遂改刘彘名“彻”。“彻”字表示充满智慧，达到圣德的要求。
根据汉朝的制度，皇位由嫡长子继承，但景帝的皇后薄氏没有儿子，所以在刘彘（刘彻）4岁的时候，景帝册封了年纪最长的刘荣为太子，刘彻被封为胶东王。按理刘彘（刘彻）是不可能继承皇位，注定一辈子要做他的王爷了，但由于他的聪颖机警，更由于其母王美人的巧于应付，以及景帝的姐姐、刘彘（刘彻）的姑姑馆陶长公主刘嫖的帮助，刘彘（刘彻）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太子刘荣的母亲栗妃，虽深受景帝宠爱，但为人善妒嚣张，不懂后宫生存之道，处处咄咄逼人。而王美人却广结善缘，处处小心谨慎。景帝登基第二年的秋天，匈奴遣使和亲，因送出的不是景帝的亲生女儿，匈奴因此没完没了地骚扰边境。景帝只好与妃嫔们商议，从自己的女儿中选出一位嫁到匈奴和亲。嫔妃们自然舍不得自己的女儿远嫁到偏远的大漠，只有王美人表示愿意让自己所生的南宫公主与隆虑公主前去和亲，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真公主出塞和亲。王美人深明大义的举动在景帝眼里就是母仪天下的表现，因此对王美人更加宠爱。
王美人又善于把握时机，她趁馆陶公主向栗妃求亲未果恼羞成怒之际主动示好，结成儿女亲家，既替馆陶公主挽回了面子，又替自己的儿子找到了一个政治靠山。
身为皇帝胞姐、窦太后的爱女，馆陶长公主在景帝的后宫中来去自由，在景帝一朝是个相当有分量的人物。馆陶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陈阿娇，开始长公主是想把自己的女儿许给当时的太子刘荣，将来太子一即位，女儿就是皇后了。于是，便派人问栗妃的意思，长公主自以为门当户对，栗妃肯定会答应，没想到竟遭到了栗妃的一口拒绝，长公主是何许人，哪里受过这等气？遂与栗妃结下冤仇，心存报复之念。
转念长公主又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平时自己很喜欢的刘彘，精于世故的王美人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有一天长公主带女儿入宫。当着景帝的面，长公主有意把刘彘抱在膝上问：“彘儿想要个媳妇吗？”小刘彘笑一笑，并不说话。正好有一班宫娥在殿内侍立，长公主指着她们开玩笑地又问道：“这些人做你的媳妇你愿不愿意呀？”小刘彘摇摇头说都不喜欢。最后，长公主指着自己的爱女问他：“那阿娇呢，给你做媳妇，好不好？”刘彘咧开嘴乐了，他马上说：“要是阿娇姐给我做媳妇，将来我一定盖一间金屋给她住。”长公主听了“大悦”，景帝想他小小年纪唯独喜欢阿娇，大概是前生注定的姻缘，于是就认定了这门婚约，让刘彘娶比自己年长的陈阿娇。
于是，6岁的刘彘与10岁的陈阿娇订了婚，时为景帝六年。同年九月，皇后薄氏因无嗣被废。从此，馆陶长公主屡屡向景帝称赞刘彻如何聪明、如何达理，使景帝更加喜爱这个孩子。
同时，长公主经常向景帝进谗，诬陷栗姬，说栗妃崇信邪术，心眼很小，没有容人之量，日夜诅咒其他妃嫔，景帝听后对栗妃厌恶起来。有一天，景帝对栗妃说：“我百年后，后宫诸妃皆已生子，你应善待她们，千万别忘记了。”一面说，一面暗中看栗妃的反应。谁知栗妃的脸有怒色，半天不发一言。待了多时，栗妃仍然无语，并且转过脸不看景帝。景帝不禁暗中叹气，便决意废去栗妃。他刚出宫门，就听见里面有栗妃的哭骂声，景帝忍气而去。
此后长公主每每趁与景帝闲聊的机会就不停地夸奖刘彻如何聪毅仁孝，若立为太子必能继承大统。景帝也有点动了心，但决心还没有下。王美人知道景帝这时候正在生栗妃的气，于是暗地里派人指示大行（礼官）上奏景帝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正在气头上的景帝被这不合时宜的话一激，不但诛杀了大行，而且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栗妃从此彻底失宠，被贬入冷宫，连见景帝一面也难，不久因怨愤一病而亡。
早在刘荣在储位时，梁王刘武的野心就未曾泯灭，刘荣一废，他又蠢蠢欲动起来。先是窦太后提出：想以刘武为嗣。景帝征求大臣的意见，可大臣们都表示反对，景帝本来就不是真的愿意立刘武为太子，这下就有了拒绝窦太后的理由。于是在废刘荣的当年，景帝立王美人为后，7岁的刘彘改名刘彻，立为太子。
公元前148年，临江王刘荣不慎犯法，被从江陵（今属湖北）征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严加看管、审讯。刘荣极其愤懑、悲伤，写完向父亲的谢罪辞后，自杀身亡。
刘彻被立为太子，梁王刘武仍不肯就此罢手。刘武广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储存金银“且百巨万”，又派刺客暗杀了反对他为储的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阴谋败露后，梁王大为恐慌，买通韩安国走长公主的后门，疏通窦太后，稍得宽释，但景帝对他已疏远多了。梁王刘武连沮丧带惊恐，到中元六年竟一病不起，于当年四月病逝。
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临终前对太子刘彻说：“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景帝似乎已经感觉到儿子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多嘱咐也无益。不久，景帝病死于长安未央宫，太子刘彻即皇帝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大帝。
清静恭俭；寡恩忍杀
清静恭俭
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裁用。景帝即位后，继承了父亲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农抑商，发展经济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刘启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公元前156年，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即由17岁推迟到20岁，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文帝时，算赋已由西汉初年的每人每年120钱减到只收40钱。景帝时期也不时地对人头税进行减免。
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简约，刑网要宽疏。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
其一，继续减轻刑罚，景帝在位期间，曾数次大赦天下，并废除了一种分裂尸体的酷刑，将其改为弃市。在文帝时开始了对古代残酷的肉刑的刑制改革，将肉刑改成了笞刑，但打的次数很多，如劓刑改为笞300，应当断左脚的改为笞500。这本来是为了废除肉刑，但笞数太多又出现了经常打死人的现象，不符合原来体恤百姓的初衷。所以，景帝又逐渐减少了笞数，同时规定了刑具——竹板的长短、宽窄，竹节也要削平，中途也不准换人。这样使文帝开始的刑制改革终于完善了。
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为了避免枉屈无辜，景帝三令五申，强调决狱务必先宽，即使不当，也不为过，要求判案时尽管依据律文治罪，但若罪犯不服，必须重新评议，一切都要体现宽厚仁慈。
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