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以武汉失守为界，1938年10月以前，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防御阶段；1938年10月以后，则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政治上，国共两党能密切合作。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科学地阐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张国焘叛逃、王明执行右倾投降主义政策，中共相应地开除张国焘党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共大力发展党员，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发生重大分裂，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参政会召开，容纳社会各界为抗战献计献策。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纷纷支持政府抗战。
军事上，日本继续保持战略进攻态势，战事由沿海向内地推进。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正面战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会战，组织了台儿庄、徐州、武汉等会战，虽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局部胜利，但未改变战场劣势，大批国土沦失，且人为出现了花园口决堤和长沙大火等灾害。
在经济上，国民政府为进行长期抗战，重新设立经济部，确立战时经济体制，大力开发后方经济。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沦陷区资源，设立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发展会社。一批爱国的经济界人士在后方开展工业合作运动，支持抗战。
在外交上，国民政府加紧与美、英、苏等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合作，积极寻求外部援助，苏联空军志愿大队和白求恩、柯棣华来华，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宋庆龄设立保卫中国同盟，利用国际友好人士的物资支持，为抗战服务。日本加紧对国民党集团的诱降，并成功地诱降汪精卫集团。日本与苏联边境纠纷不断，张鼓峰事件爆发。
在文化教育上，西南联合大学开学，成为抗战期间教育界独特的景观。《新华日报》创刊，中共在国统区有了公开的宣传阵地。
是中国抗日战争具有重大影响的转折年。以广州、武汉失守为界，中日战局和政略逐渐发生重大转变，并给中日、国共间关系以重大影响，从而影响抗日战争的进程。
国民政府建立战时经济体制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主管经济的主要有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第四部等，由于政出多门，机构重叠，经常发生扯皮、推诿、政令不一等弊端，很难适应战争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战时国防经济建设，就必须改变政出多门的弊端，统一全国的经济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
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工矿、农产、贸易3个调整委员会，以调剂农村经济、保育实业生产、保持国际市场，并作为向战时经济体制建立的过渡措施。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调整中央行政机构，改实业部为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与军事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均并入该部；前军事委员会之农产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铁道部并人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公路部分亦并入交通部内；卫生部改隶内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卫生部分，并入卫生署。2月12日，国民政府再次调整行政院所属部会机构：农产、工矿两调整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农产调整委员会归并于经济部农本局，但农产输出国外之贸易事宜划归贸易调整委员会办理；原属财政部之粮食运销局归并于经济部农本局；贸易调整委员会、对外易货委员会及重庆行营所辖之禁烟督察处改隶财政部；原属经济部之国际贸易局归并于贸易调整委员会；农产、工矿、贸易3个调整委员会所设之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经济部。
经济部重建后，便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管全国经济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根据《经济部组织法》规定，经济部设有总务、管制、水利、农业、矿业、工业、商业、渔牧、电气、企业等10个司，参事厅、技术厅、林垦署及会计、统计、工矿调整、燃料管理、平价购销等处；辖有农本局、物资局、采金局、商标局、度量衡局、商品检验局、资源委员会、燃料委员会、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矿冶研究所等。该部机构庞大，实行比较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有利于加强对战时经济事务的管理。经济部的重建，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
在建立战时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制定颁布许多经济法令，作为战时经济建设的基本纲领。1937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1938年10月6日修正为《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开始对战时经济的全面统制。统制范围包括从生产到流通，涉及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物价等47硕物品及经营这些物品的农矿工商企业；‘被管理企业在生产、经营方法、原料种类、存量、工作时间、劳工待遇、售价、利润等方面按经济部规定标准实施；战时必需之矿业、制造军用品之工业及电气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强制使用或征收私有荒地；对指定物品，得依公平价格收买。
3月底4月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和《抗战建国纲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提出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战时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物资为第一任务，并力求做到自给。为此，应推进农业以增生产，发展工矿以应供需，筹办工垦以安难民，发展交通便利运输，分别地区调剂金融，管理贸易以裕外汇，厉行节约以省物力。《抗战建国纲领》第17至第24条，规划了战时经济的总方针：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发展各地手工业；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统制银行业务；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物，以安定金融；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
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争经济体系案》和《战时经济体系基本纲领》，提出以军事第一与经济国防化、建立健全经济有机体作为实行全面经济统制之据点，确立战时经济体系努力之方针。为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提出了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加强战争经济体系的10项基本纲领，从而加强了对战时经济的全面管制。
经济部的重建和战时经济管制法规的制颁，标志着国民政府完成了从和平时期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过渡，建立起战时经济体制。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满足战时军需民用，支援长期抗战，起了积极作用。但许多法规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且给后方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新华日报》创刊
从1937年2月至6月，国共两党进行了多轮谈判，商谈有关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其中包括保证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问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即于7月8日指定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报纸的筹备事宜。潘梓年、章汉夫受命后，积极联络刚从监狱出来的钱之光、徐迈进、袁冰等人，在南京紧锣密鼓地开展筹备工作。由于南京局势越来越吃紧，尽管筹备工作已进展得十分顺利，但在南京办报已无可能。1937年10月19日，筹备人员乘火车转赴武汉。到武汉后，华岗、蔡馥生、高松涛、石西民、何云、楼适夷、戈宝权、张尔华等陆续加入筹备行列。经过紧张的筹备，一切工作就绪，只等国民党当局注册即可出报。但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汉口市政府设置多重障碍，不准《新华日报》注册。
12月21日晚，王明、周恩来、秦邦宪等就国共两党关系、扩大国民参政会等问题，同蒋介石会谈，其中也涉及《新华日报》出版事宜。蒋介石表示完全同意中共方面所提的问题，这样，《新华日报》得以顺利出版。1938年1月9日，报馆宴请武汉党政军领导人及文化’新闻界名人；10日，报馆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同时，报馆还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刊登广告，宣称："本报任务是：团结全民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内容有：社论短评、战地通讯、电讯要闻、特约专沦、本市消息、救亡情报、星期文艺等。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
《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的创刊，是国共合作的刊物，被誉为中国革命的火星、抗战中坚、民族喉舌。《新华日报馆章程》规定："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发刊词》庄严宣称："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在抗日战争期间，《新华日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战绩及正面战场作战情况，揭露了汪精卫的叛国投降行径，抨击了国民党制造军事摩擦的言行，特别向国统区人民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同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有这些，都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苏联《真理报》于1938年5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说："自从《新华日报》出版的第一天起，它便广泛地揭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旗帜。"《新华日报》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长江局为加强对该报的领导，专门成立了党报委员会，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华岗、何伟、潘梓年、黄文杰组成……董事会成员包括王明、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王明为董事长，后改为周恩来。董事会下设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经理室。各部（室）以下分别设立采访课（科）、编辑课、校对课、发行课、广告课、排字课、材料课、印刷课及发行课下的日报股、周刊股、丛书股等等。另外还有一个相当于不管部性质的特种委员会。编辑部下设编辑委员会，由潘梓年、华岗、章汉夫、吴敏、楼适夷、陆诒等组成。潘梓年原任总经理，后改由熊瑾玎继任，潘梓年改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章汉夫任编辑主任。吴敏负责撰写评论，石西民编辑国内新闻，何云编辑国际新闻，楼适夷编辑《团结》副刊。采访科只有两个半记者：除陆诒、杨慧琳外，张企程一边帮楼适夷编副刊，一边进行采访活动，只能算半个记者。编辑部主要工作人员原来多是职业革命家，政治上成熟，文化修养也比较高，为了办好报纸，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起早贪黑，从而保证了《新华日报》具有很高的政治影响。
《新华日报》报头由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题写。创刊时，各党派各界人士40多人题词祝贺，他们之中有：周恩来、董必武、王明、秦邦宪、叶剑英、叶挺、徐特立、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冯玉祥、方振武、陈铭枢、于右任、邵力子、张治中、孔祥熙、白崇禧等人。《新华日报》是对开四版，每天有社论。一版上半版是社论固定位置，下半版是广告；二版登国内要闻；三版登国际新闻；四版是《团结》副刊和"读者信箱"。《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曾最先刊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登载过周恩来的37篇政论文章。
《新华日报》系独资经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迁往重庆出版。曾在郑州、潼关等地设立代销处。在重庆期间，积极宣传党的纲领、政策，推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支持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2月28日凌晨，重庆警备司令部限其立即停止活动。当天，《新华日报》在出完第3231期后被迫停刊。
蒋介75处决韩复榘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将领大多患有严重的恐日病，为此，蒋介石多次严令各战区军事长官奋勇杀敌，否则军法从事。但有令不止，许多国民党将领仍然抗战不力，丧师失地。1938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抗战以来奖惩将领名单。明令嘉奖者6人，其中有上海孤军团副谢晋元及已殉职之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等5人。受惩办者41人，其中处死刑者8人。受其他处分者33人，其中主要有：第九集团军副司令香翰屏，指挥失当，记大过；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贻误战机，放弃守土，处死刑；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作战不力，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第一四八师师长陈万仞，畏缩不前，撤职查办；第一五四师师长巫剑雄，不遵命令，影响战事，撤职查办；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不尽职责，撤职；第五十五师师长李松山、第一七。师师长徐启明、第一四七师师长杨国桢，作战不力，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第三十三师师长冯兴贤，作战不力，撤职；第一五六师师长邓龙光，指挥失当，记大过；旅长高仰如，临阵退缩，处死刑。但在抗战初期，惩处将领最高者、影响最大者，当推韩复榘。
韩复榘与蒋介石之间宿怨颇深。1931年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与国民政府保持半独立的关系，并截留地方税收，扩充军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又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暗中部署，阻止蒋介石中央军人川。这一切，使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山东战局的发展，为蒋介石除掉韩复榘提供了机会。
秋，山西战局吃紧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面派黄绍竑在太原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作战，一面令韩复榘向德州、沧州进击，予以配合。但韩复榘却拒不执行此一命令，未战先退，致山西战局日趋恶化，而日军占领德州后，山东局面也不可收拾。为改变这种状况，蒋介石接受白崇禧建议，新辟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以协调河北、山东战事。但韩复榘却不愿意接受冯玉祥的指挥，而愿意接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蒋介石无奈只得任命韩复榘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