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微深处见精神——马佩勋同志二三事
刘经国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佩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每当我想起他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对同志谦虚谨慎，对朋友热情诚恳，对群众体贴关心的崇高品质时，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马老系山西省孝义县人，于1931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坚强的革命者。马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参加过谢子长领导的营盘山、瓦窑堡、三合镇、合水等十多次大的战斗。为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新民主主义人民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西太行山和吕梁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组织和领导了灵石、孝义等县和双池镇地区的抗日群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山西吕梁地区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并指挥了晋中、临汾等战役，曾多次负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主要负责工会和司法行政工作，为党的工运事业和贯彻司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是1981年初认识的。马老身体瘦高，面容清癯，谈吐亲切，性格正直开朗。他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参与协商国家大事，执行党的统战政策，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密切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他十分关心人民政协工作，他在政协分管党的文史工作，他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亲自动手撰写革命回忆录。他先后阅改了约10万多字的文史资料，有时工作一直到深夜。1981年12月，去延安参加文史资料学术讨论会，临走时胃病复发，捂着肚子连饭也吃不进去，家里人劝他别去了，他还是坚持要去。会后，他拖着病重的身体去瞻仰了谢子长烈士陵墓，当他要去子长县任家砭村看望陕北女青年任志珍烈士的亲属时，终因病得走不动了，他才委托同去开会的徐向进同志代他前去看望。革命烈士王墉团长是马老的部下，马老每经山西时都要去看望他的爱人及子女。还撰写了《烈士英名永放光芒》的纪念文章。马老从延安开会回来后，烈士的英灵激励着他的顽强斗志，他带着病重的身体撰写《深切怀念谢子长同志》、《怀念刘志丹同志》等长篇回忆文章。他为抢救党的革命史呕心沥血的崇高品德深深感动了我。我们约定每晚9点钟开始，用2小时整理革命斗争史。他虽是70多岁的人了，可记忆力真好，几十年前的人和事，他都能说的上这人是什么性格，什么长相，有什么爱好，甚至连人家爱吃什么都能说的上。他对山西一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很熟悉，并曾在双池镇当过4年店员，所有事情的发生和地理位置他都能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用了1个多月时间，写出了《山西九分区解放战争时期的组织情况》和1万多字的《忆红军东征》等回忆文章。他带我走访、看望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的雷启霖、张俊贤、李道贵、李向良、陆思文同志，并让我接待来人来访，代他回复来信等，就是在他病情加重的时候，还想着并委托我提着蛋糕给回族画家曾杏徘同志祝寿。马老的生活很朴素，出外参加各种活动常见他穿的都是那身旧衣服。他上班从不要小车，连外出看望同志、看病、看电影、参观都是步行。因为他很少用车，有时政协的同志用车还托他给要。他早晨起得很早，浇花浇树、练太极拳，他还手把手教我，他的功底很深，和我推“出手”我一下子就被他推倒了。我们一起到银春饭馆吃羊肉泡馍，一起到公园散步。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他在宁夏工作时间长，担任过区监委副书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熟，但他的子女有好几个都在工厂当工人，有时提出让他给调个好一点的工作，他批评自己的子女，有本事靠自己去努力争取，靠老子算什么。他告诉我，写回忆录要着重宣传党，宣传革命斗争的历史，不要宣传他，更不要写他。子女更不能在外边打着他的旗号说话办事。
1982年3月，马老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病还没见好，他说什么也不住了。他说住一个月就得花掉国家几百元，我已经花了几十元了，花的都是工人、农民的钱。他硬是跑了回来。4月的一天，马老要我陪他到解放军第五医院检查身体，顺便到干部疗养院和区附属医院看看老同事。我说，这十几里的路程，坐公共汽车人多拥挤，你就让单位派个车吧。他说，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坐公共汽车不是很好吗？在公共汽车上没位子，我看着他那体虚不稳的身子心里真是难受极了。检查完身体我们又步行到干部疗养院看望老干部陆思文同志。老陆问我们司机怎么不进来。我说是坐公共汽车来的，老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从干部疗养院出来我们又步行到区附属医院看望了住院的原银川市委书记陈静波同志，从医院回到家已5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的腿都有点酸胀，可他还是坚持下来了。5月4日，区政协召开了第三届大会，车全部在会上服务，马老病重住院，一位姓刘的师傅不辞辛苦抽空送他住了院。政协的师傅们说：“马老待我们好，我们受点累值得。”我很感动，这就是他和群众密不可分的关系。1982年9月，他从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经山西时，想到家乡孝义县看望亲人，在太原逗留期间，他看望了曾在宁夏工作过的霍士廉同志，省里安排他住一家高级宾馆，他一打听每晚要花几十元房费，说什么也不肯住。别人劝他，你是高干有资格住，他还是那句话，国家的钱也是来自工人农民辛苦的劳动，不管什么时候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啊。最后还是在亲戚家住了。
1983年5月3日，他因患脑溢血、再生性关节炎、胃病等多种疾病住进了解放军第五医院。赶上我区4月27日的一场大沙暴，沙土笼罩着整个房间，真是脏极了，我开始收拾房子，一位年轻的女解放军同志让我用拖布沾水把地毯上的沙土拖一拖。我看地毯上一层厚厚的沙土，拿起拖布刚拖了几下，被他看见了，他气喘着训斥我：“这是国家的东西，不是你家的东西，你不心疼，哪有用拖布拖地毯的？”我争辩道：“是解放军同志让我干的。”他一听火气更大了：“你听她的，你没长脑子。”他从来对我没有发过火，这次也确实是我的不对。我每天下班后骑车到医院陪他住。他让我别老来看他，要好好上班。我们常在一起拉家常，他问我什么是精神文明？什么是物质文明？我说的不全面，他就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精辟论述结合革命的实践给我讲了许多道理，我真佩服他不愧是搞思想政治工作的，还真有一套。我们也常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他说：“我住的这个病房过去收费五六元，现在铺了地毯就收十几元，我不能再住了。”我说：“花的是国家的钱，你在节约，人家在那儿浪费，靠你一个人中国能富起来？”他说：“亏你还是搞银行工作的，国家是靠节约积累财富的，这点道理你不懂？你有什么根据说人家在那儿浪费？”
马老住院不久，山西省交口县文史资料办公室两位同志专程到宁夏搜集整理他在双池镇建立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情况。到区政协一问，说马老患重病住院治疗，不接待来访。这两位同志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医院说明了来意，马老热情接待了他们，并答应当天就介绍情况。医生到病房要给他检查身体，他硬是推到第二天。他仔细谈了1936年红军东征在山西的活动情况。让我作补充，我把《忆红军东征》材料交给来人抄了能用的部分，这两位同志圆满完成了任务。在返回山西的那天晚上，马老委托我代他到银川饭店去看望他们，这两位同志说：“来宁夏前确实不知道马老病重住院，他热情接待我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我们看了你整理的资料后就更清楚了，这些材料十几年前就应该派人整理，那就完整的多，他这里活资料多得很。”也确实如此，他在世的时候没能及时抢救资料，现在想起来令人遗憾。
马佩勋同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对革命对党无限忠诚。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坚强的党性和崇高的品德。他那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对工作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马佩勋同志在农村工作期间的先进事迹
马佩勋同志虽然年近70，但他老当益壮，革命斗志旺盛。1973年7月，积极响应自治区党委的号召，主动要求来山区宣传贯彻党的“十大”精神。7个多月来，始终坚持在海原县杨明公社与广大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同学习、同劳动、同讨论，受到了全公社广大基层干部、贫下中农的赞扬敬佩，也是我们工作队广大队员公认的学习榜样。现将马佩勋同志在农村工作期间的模范事迹介绍如下：
一、认真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大”文件
马佩勋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他白天、晚上都坚持学习。特别到晚上，他除了参加公社有关会议和群众讨论以外，一般都坚持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有时同志们怕他看书时间长影响身体健康，劝他看书的时间不要过长，但他仍是坚持学习，天天如此。7个月来，对工作队下发的“十大”文件、中央（1974）1、2、3号文件，以及区党委、海原县委的有关文件和学习参考资料，他都一一认真阅读，就是兄弟县、旗工作队的一些《情况交流》，他也虚心去看，取长补短，改进和加强我们的工作。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宁夏日报》等，他也是一天不落地阅读。因他学习在前，他还向部队的同志提议，某个文件上、报刊上有重要精神，好的经验，促进大家学习。
二、坚持抓大事，亲自向基层干部、旗县群众讲中央文件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73年10月25日进村以来，马佩勋同志先后在公社党委扩大会（大队党支部书记）、三级干部会（两次）、党员学习班等10次会议上，向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宣讲中央文件精神。同时他还向杨明大队党支部成员和大队干部讲过中央文件，还多次在晚上参加杨明三、四、五队的政法夜校，听讲和参加座谈讨论。1973年11月的一天下午，正当他在院子里讲中央文件时，忽然天气骤变、寒风大作，冻得人受不住，但马佩勋同志一直坚持讲了两个小时，把中央文件的提纲要点讲完为止。1974年2月中旬，正是“浚山冬雪犹未尽，天阴风嚎春雪飘”的天气，冻得人们直发僵，但马佩勋同志还是坚持同群众学习、劳动。
三、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发现问题，指导生产
1973年冬天，马佩勋同志坚持经常与社员群众一起平田整地，放冬水，修长渠，上山挖药材等生产劳动，通过参加这些生产劳动，他发现有的干部在平田整地方面有顾虑，怕把熟土挖去了，破坏土壤，减少产量，不积极搞农田基本建设。通过亲自参加放冬水，他看到地平整得不好，有的只是打了几条梗子，结果灌冬水时，就像“猫儿洗脸”一样，湿了一下地皮子，水就朝低处白白地流走了，地灌不好，有些高的地方根本淌不上水，及时给以纠正。在他的帮助下，过去不愿平田整地的同志现在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识到平田整地的好处和重要性。
四、以普通劳动者出现，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
马佩勋同志虽然是参加革命40余年的老干部，但他毫无“官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不论是工作队的同志，还是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都能和他谈笑，商量事情，而且他还多次登门访问贫下中农和一些干部调查情况，讨论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农村工作。
五、艰苦朴素，保持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马佩勋同志虽已高龄，但他坚持和公社干部一起吃高粱米、高粱面，不搞特殊化，不要特殊照顾。1973年冬天，工作队刚下来不久，公社同志考虑马老年纪大了，在伙房里搭了一个小锅灶，给马老单另炒点菜吃，但被马老婉言劝阻了。同时马佩勋同志还多次步行，跋山涉水，往返于李俊公社开会，去杨明分队，清元大队的槐木、浮庄、罗庄等生产队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多则30里，少则10余里，坚持步行，走起路来也不比一般的中年同志慢，同志们说：“马老现在身体还这样健康，这是由于长期战争环境锻炼的结果，至今仍保持着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六、革命利益高于家庭、个人利益，严守工作岗位
马佩勋同志三女儿患精神病，曾多次去灵武和天津的精神病医院治疗，但效果不明显。1973年冬天他刚下乡不久，他女儿的病又严重起来，他老伴急的没办法，只好给机关打电话，要马佩勋同志回去。先后三、四次来电，他却没有回去，他说：“这种病，我回去也没有啥办法。”后来，他家里只好把女儿接回山西老家农村治疗。春节前，他老伴也回老家看女儿去了，所以，家中就只有几个孩子在家，大的管小的，在这种情况下，马佩勋同志仍然在山区工作队坚守工作岗位，直到春节前夕才和队员们一起回银川。春节时返回杨明时，他老伴仍在山西没有回来，他还是和同志们一起返回海原。
杨明分队
1974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