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内几位大臣足争吵了一个来时辰,崇祯听得已经有些累了,而且也没有了最初的激动,不停地回忆着近几月来刘鸿训的作为。
当听到,弹劾刘鸿训受贿时,崇祯已是若有所悟。任一朝代,处于末期时,无不是政局腐败、贪污受贿、不法横行,要想整治哪个政敌,说他索贿受贿,那是百无一失。
崇祯不知道刘鸿训以前如何,但在这次京师赈灾过程中,那种敢于担当作事,在赈灾中清廉表现,都让崇祯很是欣赏。变法方面,刘鸿训也是全力支持,有些观点更是比他还要激进。
当冲动的魔鬼过去后,理智地思考,刘鸿训怎样都不象是会图谋不轨的人;至于受贿问题,崇祯虽有些不太相信,但也不敢保证其完全的清白。
“朕还是相信刘爱卿的报国忠心,但如此重大的过失,还是要彻查到底。为避嫌疑,刘爱卿与原兵部尚书王在晋,暂时停职待勘,着都察院曹于汴查证,待问题清楚后,再作处理。”崇祯终止了大家的争论,为事情下了最终结论。
说刘鸿训受贿,给事中李觉斯、御史吴玉并无确凿证据,多是风闻猜测,这听在崇祯耳朵里,很有些诬陷的意思。可以说,刘鸿训最终能躲过这一劫,全因崇祯穿越自后世,受后世法律重证据的缘故。
在古代,证据与逻辑推测同等重要,因为受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不可能象后世那样取证相对容易;尤其是针对官员,御史是可以根据风闻来弹劾的,被劾官员要举证自辩(后世完全是反过来的),如果举证不能,丢官罢职是很轻松的事,这相对保障了官员的清廉。但在王朝末期,它又往往变成了不同党派间的互相攻讦的手段,部分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
刘鸿训停职待勘,李觉斯等人的目的初步达到,他们也知道不可能今天就给定出个什么罪来;对于几位内阁辅臣来说,这次过失虽是刘鸿训的直接责任,但他们也脱不了干系,不免相互袒护为其脱责;皇帝最后仍能称刘鸿训为爱卿,可见对这次事件的并未认定为谋逆,事情还有转机的。
“陛下英明,臣等领旨。”诸臣告退。至此,事情暂告一段落,后续将如何发展,就看几方底下如何角力了。
刘鸿训遭受弹劾,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在清除阉党余孽时,得罪了太多的官员;这次被人抓住了把柄,自是将其往死里整的;也有他是内阁辅臣的因素,赶在推选辅臣之前,将其弹劾罢职,别人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官员间的相互弹劾,崇祯这段时间见得太多了,而他对这些明朝官员的历史,实在是知之甚少,只是吏部提供的那些考成评议,根本无法较为全面地认识这些官员。
因此,通过锦衣卫这个情报部门了解情况,就很有必要了。但为了防止锦衣卫蜕变为“特务”组织,在取消了诏狱职能之后,又对其权责全面梳理了一遍。北镇抚使,负责国内以北方部分,重点关注陕甘民乱,同时负责后金建奴、蒙古、朝鲜等的情报侦查;南镇抚使,负责国内南方部分,除了关注安酋叛乱外,更须搜集海外各蕃国情报。
崇祯变法已经开始,朝廷的人事调整在所难免,因此南北两大镇抚使这段时间主要负责搜集各级官员的情况,使崇祯不至于只能盲目地认同吏部的提名。
崇祯知道“明末”的历史上,内阁辅臣不停地更换,达五十多人,过于频繁地罢免朝廷重臣,使得党争愈趋激烈,最终葬送了大明天下。
崇祯虽然不知道党争的具体情况,但是历史教训还是要吸取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随意地对朝廷重臣贬官谪戍。
后世的司法观念、党争的历史教训,这都让崇祯对这次的弹劾慎重对待;最终,刘鸿训逃过了一次大劫难,改变了他的悲惨历史结局,终能善始善终。尽管刘鸿训不会再被谪戍边关,但因这次重大失误,其仁途也是充满了坎坷。
党争激烈、弹劾鸿训、辅臣推选,这些事情虽然让崇祯有些不好拿捏;但更让他思考再三,仍是犹豫不定的,是一重大的战略性抉择,事情缘起还要从旬日前说起。
新任钦差大臣,三边总督杨鹤上疏急奏,希望后续的陕甘旱灾赈济粮款,能够立刻押运启程。
商部已经成立,天津卫市舶司正在筹建,漕粮海运的规程正在调整;崇祯为保障北方用粮,更令商部制定“新开中法”。
所谓的“新开中法”,就是在海外贸易中,回程不得空船返回,须采购粮食、木材、矿产等原材料;空船返回者,将会多征关税。原来的开中法,是太祖朱元璋制订的,想要盐引贩盐,就必须贩运粮草北方边镇;有的盐商为免长途贩运之苦,干脆在边镇屯田充缴。
中国自开启陆海的丝绸之路后,尤其是宋元以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至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多条航海线路,到崇祯时期,海上贸易已是极为发达,东南沿海已有扬州、泉州、广州、福州等几大贸易城市。虽然泉州已不复百年前辉煌,虽然只有广州有朝廷的市舶司,但这并未妨碍了民间贸易的繁荣昌盛。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完整经济体系,几乎不需要外部什么物品资源,在对外贸易中也多是只出不进,导致世界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的商船在返航时,多是空载而归,船上只装有白银。
未来的年月,大明北方将会不断地出现大旱灾,解决粮食危机,粮食进口贸易将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在古代的运输条件下,万里贩粮的运输成本将是不可承受的;这也是大明商船宁可空船返回,也不贩运些粮食、木材回来。
崇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就参考了太祖的“开中法”,贩粮将成为对外贸易的许可条件之一,迫使商贾贩运粮食回来。
“陛下,臣以为北方近干旱而成大灾,正是因漕运所致。如今开市舶司,漕粮海运,虽较河运费减半,但也将更导致国贫民穷。”第一任的农部尚书徐光启上疏反驳,希望崇祯能够改弦更张。
向北方大举运粮,以解干旱燃眉之急,只有漕粮海运、海外进口粮食,再配合移民之策,应可缓解北方的社会危机,这是崇祯左思右想出来的办法。
其他人反对,崇祯还好理解,比如反对解除海禁,反对支持对外贸易,认为漕粮海运会增加风险等等,这些崇祯都已想好了反驳的理由,又有部分大臣的支持,这一措施的通过应该是可以的。
农部尚书徐光启会反对,这是崇祯万万没有想到的。向北方运粮,就是为解决北方粮食危机的,怎又会导致“国贫民穷”呢?
“陛下,近年来北方天旱即导致成大灾,完全是水利废弛、屯垦荒芜所致。运粮只是治标之策,根本之策还是要兴修水利、屯垦开荒才是;粮乃国之根本,岂能倚仗从蕃国贬运。”
“陛下,北方粮食增产自给,方能减少朝廷漕运负担,减少百姓日用花费。陛下行移民屯垦之策,更以农民互助相辅,本是治国良策。但这漕粮海运、贩运蕃粮,必使市中米粮泛滥,致谷贱伤农,动摇国之根本!如此,岂不与陛下移民互助策略相左?”徐光启侃侃而谈,令崇祯有些招架不住。
“爱卿所言是有些道理,不过……,让朕再考虑考虑。”崇祯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市场对这一变法措施的反馈。
漕运是保障了北方的粮食供应,但同时也使北方失去了农业基础;大量的漕粮,使得北方产粮食不再具有价格优势;屯垦种粮,对农民来说,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早年的水利设施也就逐渐荒废。薄弱的农业基础,在天灾面前是经不起考验的,反过来又更依赖漕粮。漕运花费不菲,当北方因灾大面积减产时,必使米粮价格暴涨,使百姓困苦不堪。
漕粮海运、贩运蕃粮,虽能在近期压抑粮价,保障供给,但也必将恶性循环,北方农业基础将更加败坏,将更禁受不起天灾的侵袭。
“明末”时期,可是连年大旱的,似乎还有蝗灾、鼠疫等的流行,如果只是依靠所谓的漕运来保障粮食供给,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天旱使农民绝收,即使漕运能部分抑制粮价暴涨,可也会使百姓无法承受,“民乱”不就是因为活不下去才起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