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晚期，全国分为十八个省，五个将军辖区、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和内蒙古等旗盟。全国设府包括四川、云南改土归流所设府，总共只有215个，除知府，再设副职及相关专职官员，其总人数不过千人左右。
至于总督、巡抚之高层官员更为有限。一省一巡抚，二三省或一省区设一总督，至于总督人数，又少于巡抚。京官中的中高层官员处整个官僚队伍中的上层，如各部院大臣，正职与副职等，虽多于督抚人数，也不及基层官员之众多!
基层政府机关是州县，全国设县一千三百五十多个，又设属州四十多个，属州视为县。每县设知县一人，全国当有知县一千三百五十余人，如加上属州知州四十多人，即达一千四百余人。每县又设县丞一人，为正八品，当属知县的副职，其总人数同知县。还有主簿一职，无定员，级别为正九品，亦属县级基层官员的一部分。三项人数合计，全国县级官员四千二百余人含属州之副职与下属，如，州同、州刺、吏目等。
由此可以估算出，清朝官员数量为一万多人，再算上河道、漕运、道台、通判和按察使等方面的官员，预计总量为两万多人，这不包括军中的武将。
通过李书星的改革，撤销直隶厅和直隶州，根据地域情况改为府或者县。比如郑州是直隶州，改革后成为府，再如张家口是直隶厅，改革后成为府。而一些散碎小的州县，或者并入府，或者并入县，精简府衙府衙数量，整合地方力量。
根据需要，李书星在地方上率先增设财务、交通、水利、农业和工商等地方衙门，分别由内阁各部管辖，接受地方长官领导。按每个衙门五人计算，再加上各省各府增加的总督、巡抚和道台，改革后全国官员总数量增加了三倍，将近七万多人。
一下子增加四万多个职位，财政支出空前加大，除了每个衙门的一二把手必须由李书星考核认可外，其他副职和次等职位全部放权给内阁各部挑选任命。如此一来，卖官鬻爵的机会就大了，士绅富商为了谋一个出身，大把大把的银子换来红顶子。
如此一个怪现象，一直持续到中兴二年年末，除了被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外，赶赴各地的新部门官员全部到位。五个将军辖区和两个办事大臣辖区维持原状，只是派去几个副职，协助这些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而此时的长江南岸，战火越烧越来，清军和太平军之间的战斗已经有上百场，清军百多胜少，参战的大部分是旧军队。李书星的五万多新军集中在战场的只有两万多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旧军作战，并保证财物的转移，以及粮食收集和转运。除了当地的用度外，全部用来支援北方抗灾和经济建设，特别是江浙一带，大部分余粮都运往北方。
太平军已经攻到武汉江面，人数增长到四十多万，新亏李书星战略得当，长江防线十分牢固。双方损失不少，近两年的征战，太平军占了上风，不过，还在李书星的控制范围内。同时，新军也在这些战役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起来，并有所壮大。
四川、云南和长江以北各省等地的新军也壮大起来，这些地方也不是平安无事，多多少少也有些动乱，特别是李书星改革过程中，与地方的武装力量都有所冲突，这些冲突一点儿都不亚于和太平军直接战斗。
又是战争，又是赈灾，又是修路，处处都需要银子，机构改革中又增加了这么多官员，每年的开支大大增加。虽然这几年工商业发展迅速，增加了税收，每年保持了六千万两白银岁收，但是军费开支占了二千万两，官员俸禄占去二千多万两，河工费又占据了一部分，至此，岁银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是，大面积的修筑官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以及开展对太平军的战斗，需要大量的钱财。资金缺口达亿两，如何筹集，将是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到中兴二年年底，各地的司法机构已经健全，由警察系统相配合，开始了清狱行动，一件件冤假错案被平反，大批无罪囚犯被释放。由此而引发的贪污受贿案查证工作也开始了，大批官吏被抄家，情节严重的斩立决，尤其那些刚刚买官的士绅地主，不但被罢免，而且还被罚款。
在这场“整顿吏治”运动中，一品大员军机大臣穆彰阿被革职查办，永不叙用。其实，李书星用的是一石二鸟之计，既能查处一部分贪官污吏，震慑官场，又能收缴赃银，补充国库。结果是可喜的，涉案官员达千人，没收财产总额打三千多万两，令天下侧目。
除了少数清廉正直的官员，大部分贪官污吏的家产按积累五年计算，怎么也有数千两到十多万不等。李书星不能一帮子打死，在查案过程中留了情面，指使办案人员，特别挑选出一部分贪官查办。
因为在道光年间，不贪污的官员少的可怜，如果全部清查掉，恐怕就剩不了多少人去办差了。所以，李书星采取分阶段分步骤的清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动摇朝纲，稳定局面。
第二种集资的办法就是劝捐。之前的帝王，都乐意使用劝捐这种方式筹集银两，捐款对象由士绅、地主、商人和官员。当然了，一部分是自愿的，也有一部分是半强迫的，而李书星是借助当前的局势，以一道圣旨来劝捐。
在那个时代，皇上的圣旨是必须命令，名义上说是劝，但是，没人敢轻视，多少都要捐一些。实际上，最少也要捐个一百两，一千两的，不可能拿几两碎银打发了事，这可是皇上的旨意。
从圣旨下达日开始，各级官员就不用说了，甘不甘心都要捐，大部分工商业主都是自愿的，因为他们以后的事业还需要政府保驾护航。而那些士绅豪强和地主土豪可就有点勉强了，但是，在各地警察署和守备军队的高压下，也不得不捐献一些银两。
特别是处于江南战乱区的大地主大土豪，凡是缴纳捐银的，都可以得到新军的保护，而且随着战役的转移，妥善安置他们的财产。这在南方各省形成一种所谓的“保护费”制度，李书星的新军除了一部分作战外，另一部分就是收取保护费，积累资金。
富人没有不怕死的，而太平军的政策就是铲除地主阶级，瓜分他们的良田，抢占他们的金银珠宝。因此，人人都希望得到庇护，迫不及待的缴纳保护费，寻求保护，由此也刺激了银行存款业务的发展。
新成立的中华交通银行，在新军保护下设立江南各地分行，为当地的有钱人提供存款业务，出具存单。处在这样的乱世，为了避免人财两失，把大量的现银存到这些新设立的银行，银行存款额的急剧膨胀，缓解了官道修建资金的压力，支援了农田水利建设。
贪污脏银、劝捐银和保护费，共积累资金一亿七千两，银行吸纳存款也达到五千多万两。这三项款额和银行存款，算是广开财源，多方筹集，那下一步的政策就是节流。
众所周知，清朝的特权阶层中，有很大一部分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这些子弟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腐化沉沦。
而且，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
到了家道日渐中落，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时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了。根本就没有生存之能，完全是一群寄生虫，不断吸食着国库，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
李书星强令那些武官无职的八旗子弟全部迁出北京城，在距离京城三十公里外的各城镇务农，分给他们田地，补偿他们住房。想过游牧生活的，迁送他们回关外或塞外放牧，想经商的，发放一部分本金。
其他各省的八旗子弟也同样待遇，国家不再奉养，如何生存，全靠他们自己的本事。务农、经商或走仕途，也全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不再享有特权。
这一项决策，引起渲染大波，遭到强烈反对，也引起了骚乱，但是，李书星早有防备，京城的数万军队早就严正以待。那些没有强硬后台的只能乖乖的接受安排，稍有背景的子弟被强制出城，背景强硬的子弟闹的最凶，也最不容易解决。因为他们和当朝一些大官僚、宗室皇亲有着极深的渊源。
任何事情都不能做的十全十美，总会留些遗憾，针对这一些人，李书星只能暂时安抚，慢慢解决。其实，断了他们的“月钱”，也就断了他们的生计，留在城里只能坐吃山空，迟早都会出去谋生的。
通过这么一番整顿措施，李书星积攒了足够的资金，加快了建设发展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