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就想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庭，作为一家之主的皇上，不能一味的使用严厉的律法，还需人情，更需要激励。既要马儿跑又让马儿少吃草，天下没有这等好事，弹簧压紧了还会反弹呢，因此需要有一套合理的福利制度和奖惩规章，同样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到清朝，很多制度已经不适合新时代的需要，如果停滞不前，不知变通革新，就会阻碍国家的发展，让整个民族限于危亡。李书星的改革步伐越迈越大，也越走越广，所面临的阻碍和抵抗越加严重。
开弓没有回头箭，长痛不如短痛，只能顶着压力前进，因为从整体效果看，利大于弊。当然，李书星也颁行了很多有利于官吏的政策和制度，比如：俸禄制度、住房制度、福利制度和爵位制度等。
首先，对俸禄制度进行变革。清朝官员无论满汉、文武，其俸禄一律按品级定高低，以俸银和禄米发给。在外武官不支禄米，折合薪银发给。官员们除了正俸外，还有皇帝赏赐的“恩俸”以及养廉银等。
但是，这样的俸禄制度导致正俸与偏俸严重倒挂。清朝的正俸标准并不高，很难达到官员与其地位相适应的程度，为此，京官多了一项“恩俸”，外省官员加法“养廉银”。然而，品级不等，各省的情况不同，养廉银的数额也不等，这样，在正俸与偏俸之间就产生了严重的倒挂现象。而由各省发放的偏俸喧宾夺主，又使朝廷对其失去宏观调控能力，这就必然滋生种种混乱，对吏治产生不良影响。
京官与外官的俸禄不平衡，又引发出种种矛盾和不良现象，京官们想方设法采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为自己争取权利。合法的手段，如仿行外省做法，亦发放养廉银。不合法的手段，那就是对外官竭尽敲诈之能事。六部为全国政务之枢纽，各省州县对六部都有请求，于是，奏销地丁就有“奏销部费”，报销钱粮就有“报销部费”，京官出差到外地更被认为是捞油水的好机会。
养廉银的经费由各省自己筹集，以作全省养廉银之用，而具体执行的就是州县一级的官员了。州县官既受京官的敲诈，又受督抚司道的勒索，还要抽取一部分自留，他们不得不巧设各种名目，巧取豪夺，劳苦大众就成了养廉银的唯一来源，这势必会加重对百姓剥削和压榨。
李书星彻底变革了俸禄制度，取消米和缎等实物俸禄，折合成薪银，与正俸银合并，统称为薪银，同时增加了薪银的额度。不论京官还是外省官员，或者是边疆官员，也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按品级实行统一的薪银制度。
比如，之前的俸禄制度规定，驻京二品武官的俸银155两，禄米155斛，实行双俸，合计460两左右，而外省二品武官的俸银68两，薪银144两，蔬菜烛炭银140两，灯红纸张银160两，合计512两。
新的俸禄制度规定，正二品官员的薪银为每年1400银元，折合白银1008两（注：1银元=0.72两库平银）。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全部以货币形式，按季度发放，俸禄的统一减少了不良现象的产生，体现公平公正，也激励了官员的进取精神。
养廉银也进行了变革，同样不分京内外和文武官，额度和形式都进行统一，根据品级的不同定额度。年底统一发放，而发放的依据是年度廉洁考核成绩，如果官声不好，或者期间贪污受贿，或者渎职违法，就会减少额度或者完全取消。
除了这两项收入外，又增加了工龄补助和管理津贴，为官年限越长，所得补助越多；为官业绩越大，管理津贴越多。
同样以二品武官为例，已做官十年，本年度为官清廉，并无劣迹，业绩一般。则，本年度的收入为薪银1400银元，工龄补助240银元，管理津贴2000银元，养廉银4000银元，合计7640银元，折合白银约5500.8两。
第二项变革就是福利制度。在古代，大部分官员都是没有私宅的，往往都住在署衙，这就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了。因为办公区内除了所属官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止是他们的家属，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也算进去。这还算是衙门吗？特别是地方官员，衙门就是自己的家，从而在意识上认为衙门是自己的私产，办案做事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由此就造成种种的不公恶行和官场陋习。
官员离任或者升迁后，必须搬出署衙或官舍，特别是退休卸任后，一无所有，只能另谋生路。这就是使得官员们不得不在任期间，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为以后的生计做打算。当然，那些受宠的大臣官员，得到皇帝的恩赐，可以获得一处住宅，还有一部分贪官污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广置房产田地，并不会为这些担忧。
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这些官员更好的办事，减少贪污受贿行为，李书星实行的福利政策，第一次把住房和退休金问题提出来。实行住房补贴制度，根据品级的不同和为官年限的长短，为官员提供购房补贴，主要是针对那些成家的官吏。而那些单身官员，朝廷专门建了不同面积的官舍，供这些官吏住宿。
京外各地的衙门变成公共办公场所，官眷全部搬出署衙，如此一来，相应的提高了办事效率。
李书星这样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进一步消除旗人的特权。清朝初年，大批旗人来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将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腾出来给旗人。内城的房子盖好后，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一品官20间，二品官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7间，六品七品官4间，八品官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一人两间。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内城的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更可气的是，那帮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嫖赌，胡吃海喝，领的钱粮不够用，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偷偷地卖了出去。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
住房政策实施，李书星勒令那些没有品级的旗人向朝廷购买房权，把分给他们的房子变成私房，无力购买的只能迁移到城外务农或者经商，把房子交还给朝廷。李书星的目的很单纯，无论什么人，朝廷不再养闲人，大家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另一项福利政策就是退休金的实施。官员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朝廷根据他们最后的品级、爵位和工龄，制定退休金额度，确保他们晚年生活，毕竟他们有功于朝廷，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第三项变革就是爵位制度。也是一种激励制度，为官者除了得到实惠外，还追求高贵的身份，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就是这个道理。清朝的爵位分为宗室爵位、异性功臣爵位和蒙古爵位三大类。
宗室爵位只授予皇家子孙，分为十二等，每等若干级，分别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和各类公爵十二等级，册封嫡子共二级，分别为世子(亲王嫡子)、与长子(郡王嫡子)。变革后，新的宗室爵位变为亲王、郡王和贝勒三等，册封嫡子共三级，分别为王子（亲王嫡子）、世子（郡王嫡子）和贝子（贝勒嫡子）。
异性功臣爵位授予那些功勋卓越的异性大臣，分为九等二十七级，分别是公爵（一至三等）、侯爵（一至三等）、伯爵（一至三等）、子爵（一至三等）、男爵（一至三等）、轻车都尉（一至三等）、骑都尉、云骑尉和恩骑尉。变革后，新的异性功臣爵位变为七等十三级，分别是（一至三等）、侯爵（一至三等）、伯爵（一至三等）、子爵、男爵、轻车都尉和云骑尉。
新的爵位制度继承原则是传男不传女，传贤不传庸；继承制度降等承袭和原等承袭（需经皇帝恩准）。功臣封爵不论民族，不分出身，只讲功德和贡献。
新的爵位制度于中兴三年开始实行，原有的爵位按新的制度继承，像贝子和恩骑尉等已经取消的爵位，不再承传下去。除了按爵位和品级发放岁银外（已经削减），其他赡养银将于中兴六年停止发放。
就拿宗室成员来说，清政府完全把他们养了起来，严格规定他们不得随意离开北京（后来有一部分人被安顿到盛京落户，属于例外），更不得从事其它职业，做官“既不分用各部院，又不便简用外省道府”，只局限于很小范围之内。
实际上，它是在养的前提下把大家都束缚起来了，尤其是下层宗室，除了向国家等靠要以外，完全失却了学习劳动技能和谋生竞争之路。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只想着自己是皇族，系黄带子，高人一头，要好吃好用，坏习惯越来越多，完全成了游食于社会的寄生群。
李书星完全改变了满清的祖宗家法，这是趟着地雷走路，到道光帝一带，宗室皇族已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靠国家给养过日子，让朝廷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注：历史上咸丰三年，诏令宗室皇亲的部分体恤银“均暂停止”。）
官吏制度的革新，极大的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也刺激了所有官员的进取愿望，都充满干劲，一展所长。另外，官员任职四年换届一次，每年考核一次，按业绩和官声升品级。最近一次换届时间定在中兴五年，考核期为两年，考核业绩为修官路、修水利、兴农业和发展工商业。
第一阶段的改革历经两年的时间，总算布置完成，一点儿都不亚于一场战争，耗费了李书星极大的心血。幸亏成立了国防部，把军事任务都交给石达开、胡林翼、左宗棠和彭玉麟等人负责，维持了战局，保障了大部分地区的安全。
南方真刀真枪，火光四射，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李书星的改革同样是风起云涌，战火纷飞。
久乱之后即是大治，李书星相信坚持下去，曙光会来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