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员们给败坏了。这帮人里比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怎么会剩下。于是开春之后，只能去借贷。向谁借，怎么贷呢？向富户借，借高利贷。高利贷是个可怕的名词，从古至今从来没消失过。就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并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嘛。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伦为佃户，变成了奴隶。而那些富户财主们，通常都很有关系，不是子孙中有人考中了科举，就是挂名到了一家庙宇上。有功名的，出家的，当官的，都可以不交租，不纳粮，不服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读书人那么多，出家人那么帅，当官的那么牛的原因。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这个法令也和钱挂钩，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
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具体作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分夏、秋两个季节，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钱贷款给青黄不接的农民。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以后，加两成的利钱，即20%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上，每年收回的是40%的利息。其它的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规定，比如城乡居民都可以贷，除了游手好闲没有不动产的人；为了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等等很多，我们不必都一一了解，那与整体构思无关。只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规定了，不许硬摊派。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个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为40%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可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知，当时宋朝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不要震惊，请淡定地看下面的数字，那不是五分，或者翻番，而是月息六分，即年息七十二分！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不相信吗？那么请参考现在，信不信就在我们的身边，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比宋朝的只高不低。当然，是指某些地方。回到宋朝，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出钱是最重要的，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要实行这个法令。可是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的，向有关人士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绝对认真思考。具体的人，以苏辙为例。他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人，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经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应该很清楚就看得出他说的话站在了哪一边。他说，这个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开篇就错），可是有二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道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了钱谁都眼开，都会借，还的时候就难了，就算绳捆牵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
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操蛋，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OK。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的国情，不知道变法的终极目的——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皇帝送葬了，居然还要白白拿出钱来给农民救急度命，白救，当国家是无底洞吗？！当务之急就是抓钱，能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的收入，何乐而不为？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然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只是变化永远都比计划快，改革的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但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河北转运司有一个干部，具体职务是幹当公事，名叫王广廉。他上了一封奏章，建议在河北方面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个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实行青苗法。仔细想了想，这个提议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内幕。第一，青苗法己经广为人知了。
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的争议，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己经走漏出去了。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第二，“度僧牒”这个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超级的无穷后患。收入，先看怎样巨大。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50万贯钱。基本上是宋朝每年给辽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可真是后患无穷。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的影响。比如说这时百年无事的宋朝，以及五代十一国时的后周。当年柴荣为了备战，一举裁撤消毁了多少佛寺，可见人家的发展。它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比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但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
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承认宋史里对这件事评价。第一，钱的来路不正。未来的圣人程颢说，这不是王道之正，没有持久性。对此王安石不屑一顾，他说所谓的王道有正也有“权”，权，就是变化。几千道度僧牒，能买45万石米，在荒年时，能救活15万人，这样的事还要反对，根本就是拘泥不化！对此，很想对伟大的王相公说，您似乎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这个例子举得跟现实没关系，荒年时为了救人可以不顾一切，卖度僧牒真的没什么。就算发兵到国外去打劫，也没人把你当暴君。只是请注意，现在是荒年吗？是在谈救人吗？至于王道长什么样之类的争辩更是瞎扯淡，这世界上有没有这种动物都一直在争议中。第二，王广廉是怎么知道有青苗法这回事的，并且迎合得这样及时。
处身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只要稍微有点斗争概念的人都会冒出来个问号——王广廉和王安石什么关系，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层建筑里吃不开，发动下面的群众造势，把法令推上去？说到这里，似乎我在说王安石的不是。他的法令不正，作法不对，概念不清。但是我得否认，我没这么想。改革的本质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个概念，就和战争同级别。所以采取一些所谓“不正”、“不清”之类的手段根本就无可厚非。想反驳吗？那么请问，这世上有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有没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例子我不再举了，我深深地信任当年教导我们的历史老师，他们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所以，王广廉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就算用的是卖度僧牒的钱，也没什么不对。至少没动用常平仓里的粮食储备。只是在真正实施时，变法派犯了新法里一贯的、最严重的错误——言行不一致。
说是只在陕西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1500万石的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以借贷；说是不许硬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本人发财、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两方面原因，摊派的硬度比金刚石不差太多……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作人尚且不能无信，何况要取信于天下的法令。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里，没法分得清这是王安石的主张，还是神宗本人的决定。但是，它既然以宋朝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以上的两个人就都脱不开干系。为何这样急于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没有漏洞，官场上的理念还没有理清的情况下，就这样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没法理解，毕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刚刚说过“变法易缓不易急”的话。他到底是充满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实行就可迅速见利，堵住保守党的嘴。还是预先判断到和司马光等人永远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顺理念的机会，才强行通过，让青苗法成为现实，让变法大面积铺开？不得而知。能作出结论的是，随着青苗法的出台，变法本身、变法与守旧的对抗，都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