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走在公元1069年九月的开封城里，盛夏的阳光照耀着他，阳光炽烈，心情奋悦。他的青苗法终于出台了，推广之后的效果会怎样，与他本人的命运直接挂钩，正常想来，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可相反，它这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考虑也是白考虑，每一个做事的人都清楚，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总会有意外发生的。那就省下来点心神，去应付那些挑事的。王安石每天都抱着这样的心态走进办公室。政事堂里坐满了顶级高官，一个个都面目可憎不知所谓，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思跟他唱对台戏。他有点奇怪，难道这几个月里他的打击力度还是不够吗？比如说，气死唐介，赶走吕诲，把他之前宋朝最牛的吵架王一个个都PK掉，还是震不住这票人？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四个月间、一个月前。唐介总是和王安石吵架，两人之前没什么过节，基本上就近办公的机会都不多，可他从人品到能力，把王安石看得一文不值。于是吵架发生。结果可能是唐介老了，还有神宗不是仁宗，对他不是那么的小心呵护，他被王安石气得背上生疽死了。这成了王安石的一大罪状。也就是说，大家要小心了，以后在工作上生活里，无论什么事，有什么想法，都要看准了对方是谁再说。
老弱病残的一律直接认输，不然对方出什么意外你要负全部责任。对了，有一点得提一下，唐介死时61岁，这个年纪了还一贯的热衷吵架，气死了是不是件心满意足的事呢？吕诲事件比较灵异，具体说来跟变法没什么关系，所以一直没写。它的起因和母爱的神圣博大有关。话说未来强大无比的英宗老婆，神宗的妈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并不是长子，而是岐王赵颢，爱到了每天必须见面，甚至形影不离的程度。具体地做法，就是把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不赶到外面住。她犯天条了。真是公公（仁宗）死得早，丈夫死得早，婆婆脾气好，惯得她无法无天。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了一个准则，就是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外加一个皇太子，这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其他的皇子一律赶到外面住，甚至赶到外地去住，越远越好。不然小心政变随时发生。可高女士就是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国家安危都重要！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以此类推，留个心爱的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于是有个叫章辟光的大臣上书提醒之后，她勃然大怒，命令神宗治罪，从重从严的处理！神宗没办法，当孝子是要听话的，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
章辟光没有任何错误，不必处理。吕诲就在这时，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平心而论，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反对濮议时一个性质，都是对皇帝对道理负责，那么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里面充满了大道理，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具体是，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大得吓死人的罪名，罪状自然更经典，因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之后的事就不用说了吧，吕诲被踢出京城，滚得越远越好。真是不知所谓，这种指责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王安石至少在外表上保持了大忠大信朴野等优点，这难道还有别的说法吗？以上就是王安石干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之前，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压倒宋朝官场了。但是这时不行，没人服他。比如他每次谈到新法都要引经据典，说是周王、孔子、孟子等大圣人的主张时，都被人嗤之以鼻。当天他走进了政事堂，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海边渡假村的风光，大臣们三五成群正在闲聊，见他进来，几句话就开始了唇枪舌剑。
这时王安石感叹：“公辈坐不读书耳！”吃饱了闲坐没知识，都是一群文盲。参知政事赵抃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气死你。这段对话出自《续资治通鉴》，不用多高深的考证就知道有水分。注意称呼，王安石说“公辈”，这在当时是超级尊称，是对有身份的，皇帝职位以下的男子，最尊敬的叫法。赵抃回的是什么？“君”。一般来说，王安石是他的下属，或者学生，就非常合适了。可王安石是谁，不说当时的实权有多大，职务就不比赵抃低，凭什么小了好几辈？原因可以参照少年王安石向少年周敦颐求学记。不过王安石也不会生气，与他马上就要面对的麻烦相比，赵抃这点小调侃真的只是毛毛雨。他很清楚青苗法出台之后，那些顶级大佬们会做什么。为了迎接挑战，他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给一个人升官。前面提过了一些王安石改革集团内部的人，貌似不少，其实非常可怜，能真心跟着王安石走的，不超过10个，后来还叛变了一些。就在这个可怜巴巴的数字里，还有一些是在以后陆陆续续加入的，在青苗法刚出台时，人影都看不见。提升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
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加老师，可以定期和皇帝面对面地讨论学问，要控制舆论控制皇帝的思想，没有比这个职位更恰当的了。很快就会证明，这个决定有多英明及时。同时另一项新法，农田水利法，也在紧锣密鼓地讨论中，暴风雨就要来了，除了加强各种防护措施之外，主动进攻也是必不可少的。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奇妙，不是嫌新法不好，青苗法恶劣吗？上马个更新的，看你们怎么办。这些刚做完，第一波打击就到了。只是迎接这份打击时，王安石实在提不起半点还手的欲望，说实话，也没有还手的必要。富弼辞职了。公开的理由是年老多病，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反对新法。反对归反对，富弼的作法让人很感慨。比如说上书，富弼有事说事，就事论事，从来不乱扣帽子，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小人。意见不被接受时，也不会恼羞成怒，找机会报复，他在不能阻止、不想参与的情况下，选择的是飘然身退。不掺和了。他临走时，神宗召见他，问你走后，谁来当首相？富弼答，文彦博。神宗默然，好久之后，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默然。此后就离开了开封，从这时起，他再没有回到帝都，基本退出了纷繁杂乱，失去基本规范的官场。
回顾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离去，能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君子作风。什么是风度和涵养，看富弼，君子不出恶语，君子不强人所难，这样的修养就算放到现代，也是一位标准的绅士。近千年来，每个历史学者都感叹北宋从熙宁变法开始直到亡国，政治家们都是些心灵变态扭曲的报复者、迫害者，连起码的平心静气讨论事情的素质都失去了。是的，真的失去了，富弼是最后一个濒临绝种的古老物种，他之后，再没有谁能做到“克己复礼”四字。王安石却没兴趣感叹这些，不是他不认同这种美德，而是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危机。富弼的离开，在官场上代表着一个信息，一种立场。他当初上台，就是神宗为变法派竖起的一块挡箭牌，想用他的威望延缓消弱反对意见。现在走了，是再明显没有的信号，不陪你们玩了，好自为之吧。果然，反对派突然间群起而攻之，规模之大，是北宋100余年间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大事，比如庆历新政、濮议等等都相形见绌。现在我们看几个代表人物的言论。范镇、刘攽、曾公亮、赵瞻。范镇，大家没忘记他吧？仁宗朝英宗朝都大出风头。他翻了下历史书，从根本上否定青苗法。
他说，常平仓法起源于西汉鼎盛时期，于农于商都有利；青苗法起源于唐朝的衰落时段，急征暴敛，制造不安，本身就是个邪法。其他三人的意见大同小异，为了篇幅不一一赘述。在雪片般的弹劾反对奏章里，王安石保持了镇静，他冷眼旁观等待着最重要的那个人出现。那个人的才学和威望，才是他所深深忌惮的。几乎处处与他相反，是生来的死对头。司马光。司马光这时处在暴跳如雷的边缘，不过谁也没法看得出来。他的修养己经到了入神坐照，不动声色的程度。这时他51岁，有件小事在官场里流传。一天司马光在办公，出了件急事，一个小吏冲进来报告。却见司马大人正襟危坐不动如山，当时就吓了一跳，急忙收住脚。结果又犯了个错，收得太急把蜡烛晃倒了，差一点就烧到司马光的袍袖，小吏吓上加吓，脚都软了，可司马光从始至终纹丝没动。只是目光如炬，一直紧紧地盯着他。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一个政治家起码的素质。可这时他真的忍不住了，危机来得太快，直接威胁到了他本人的地位。王安石把吕惠卿提升到了崇政殿说书，他本人一直在迩英阁给皇帝讲学！好你个王安石，第一，威胁我的位置；第二，不自己出面，派一个手下和我打对台，当我是什么？这绝对不能容忍。
他也不写什么奏章，直接去找皇帝面谈。见了面直接切入主题：“吕惠卿逢迎陷媚，不是好人（非佳士），王安石现在在朝廷内外受到诽谤，都是因为他。”神宗摇头，回答：“王安石不好官职，自奉节俭，可称为贤者。”话里意思很明白，你别拿吕惠卿说事，王安石站得正，没谁能影响。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确实是贤者，可他不懂事又太倔，他不知道吕惠卿是真正的奸邪，是他的谋主，在幕后巧妙的指使他做事，这就让他背上了恶名。现在吕惠卿突然间被提升，很多人都不心服。”神宗想了想，说：“吕惠卿说事时思路很清晰，像是个人才。”“的确是人才，”司马光不动声色，话题悄悄地进入了他的节奏里，“吕惠卿确实文学辨慧，但是心术不正，愿陛下慢慢寺考查。江充、李训（汉朝、唐朝两大权臣）如果没才能，怎么会感动人主？”神宗默然。这个默然一般来说是讲皇帝对他不感冒，在结束谈话。可仔细查一下司马光的学术体系，再加上他平时对神宗的讲学，就会明白此默然不同凡响，吕惠卿的麻烦大了。司马光不同于欧阳修等前一代君子，不会看谁不顺眼，逮住件小事就把小人的大帽子甩过去，他纵览各代历史，把天下人归为四类。圣人、愚人、君子、小人。四种人，以才、德两方面来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