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施现在拄着拐能走了。如果一切顺利，巴桑大夫周末就可以让他出院。每天，克施都围着医院的院子让自己多走几步。今天早晨，他试着走到了露台。那里支着四张床，供结核病人晒太阳，但只有一张床上有人。病床及周围四根细柱围以纱帐，顶棚打开，这样病人们就可以比较私密地进行日光浴。
他看着一名护士搬出张行军床，挽起白色护士服的袖子，打开床支好。她肯定是新来的，克施想，他不认识她。她举止优雅，衣着整洁，皮肤苍白，想必才来巴勒斯坦不久。她的头发高高盘起，她两次停下手里的活，别紧护士帽。护士消失在露台门里，再次出来时抱着个小女孩儿。孩子穿着鞋，黑袜子，头上裹着条黑红双色头巾。她的腿骨瘦如柴。护士轻轻把她的小病号放在行军床上。女孩儿立刻侧转身，将白衬裙蒙住头，护士帮她拽了拽衬裙。
克施明白那种本能，她不想被人看到，他自己也不太想被人看到，至少不想让大部分人看到，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过去帮忙。他往前走了几步，走过铺着鹅卵石的院子。
“好了，”他对女孩儿说，“出来吧，晒太阳很有好处。”
“她不会听的，”护士说，“瑞秋每天都这样。”
瑞秋从自制的面纱下向外窥视。克施觉得她不过九岁或十岁。
“我听话。”她说，英国音很重，一阵咳嗽。
年轻的护士拽了拽面纱，这次瑞秋没有抗拒，让护士替她擦掉嘴边的血和痰液。克施看着瑞秋的脸，长长的眼睛斜向太阳穴，眼神摄人心魄。她快死了，她自己知道。
克施走到露台墙边，看着下方附近的房顶花园，汽油桶上盖着块绣花桌布权当桌子，果酱罐里插着束野花。克施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室内，一尘不染，井井有条：一张白色小床，地板上摞着书。此时此刻，在他的冒险生涯受到重创后，这种简单的家居生活，令他感彻肺腑。
“想住在那里吗？”
护士站在他身旁。
“现在我倒是没二话。尽管我租的房子也不错，但这间看起来更有生气，一定是因为我待在这里的缘故。”
话一出口，克施就后悔了，如此苍白的自怜，躺在那儿咳血的不是他。
“抱歉，”他喃喃道，“真不该这么说话。”
他看着护士，想知道在她眼中他是否已经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了。她在微笑。他喜欢她那明亮的棕色眼睛，以及在他看来那种热切的神情。
“你可以为自己难过，”她说，“你在这儿已经待了很久了。”
他听不出她的口音——俄国人，也许，但已经夹杂着希伯来语的腔调。
“我猜你比我来得晚。”
“事实上，他们把你送进来时，我就在这里。”
这么说她见过他最惨的样子，折了腿，血肉模糊。
“你叫什么名字？”
“玛妍。”
“我是罗伯特·克施。”克施右手扶着拐杖头，伸出左手，不太稳，角度怪怪的，不像要握手，倒像要随便拉拉手。
玛妍笑了，握住他的手。
“是的，我知道你是谁。”她说。
无可救药地爱上自己的护士，没有比这再俗套的了——多少万从战场上下来的人都爱上了自己的护士？罗伯特记得马可斯的家书，对那些怀着“不知疲倦的热情”照顾伤员及濒死者的“温柔之光”的礼赞。现在轮到他来体验这是件多么容易的事。若不是乔伊斯，他恐怕已经爱上她了，就在此时此地，在耶路撒冷的灼热午后，两个结核病人以咳嗽吐痰奏出背景音乐。
“克施警长，”楼里传来一个声音，“有人来看你。”
他松开玛妍的手，他希望来看他的是乔伊斯，尽管事到如今，他已知道他的希望会落空，却还是无法遏制自己。
当然不是乔伊斯，是罗斯。总督一身白色的热带服装，手拿一束白百合，克施觉得他活脱像个殖民地版的报喜天使。但他会带来什么消息呢？这恐怕是罗斯第十次来探视了，前五次当然主要是询问克施的健康状况，表达关切，再说些鼓励的话，最近的谈话却似乎在围着罗斯不愿谈的话题打转：据克施猜测，这个话题就是，是谁向克施开枪，以及为何开枪？克施无法不注意到，罗斯已经成了在关键时刻转移话题的大师：说着最近的骚乱，怎么就奇迹般地转到了英国最新板球消息；谈着克施不在时，警署发生的事，怎么就跌跌撞撞，但并不蹩脚地转到了罗斯最近如何训练一群来自升天修道院的俄国老嬷嬷们唱瓦格纳歌剧的“趣闻”。克施觉得，罗斯大可不必在叙事上如此费周折。也许克施应该告诉他，这种小心谨慎地转移话题是在浪费时间（他可以听到罗斯对他妻子说，‘那家伙需要时间振作起来’），因为他并没有兴趣搞明白这个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是谁想杀他。事实上，在整个疗伤康复过程中，他一直在想着另一个问题——乔伊斯。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对罗斯什么都没说，他想让罗斯在他们的尴尬会面中自己摸索。
眼下罗斯又来了，他把花递给玛妍，似乎是送给她的，而不是给克施。克施再次感觉到总督的局促不安，他在极力躲开某个话题。
“嗯，你看起来真的好多了，脸色也红润了，拄着根拐就能走。估计他们不会再留你多久了。”
“巴桑说这个周末。”
“能回家过安息日了。”
克施笑了，好像罗斯还从未如此直接地提醒克施他的犹太身份，“是啊，多好啊。”他说道。
玛妍去找花瓶了。
罗斯和克施顺着走廊白墙来到门厅，坐在靠近儿童病房的两张旧皮椅上，对面墙上画着哈梅林的花衣吹笛手的黑色剪影，后面跟着群小孩子，一起出了城。头顶，一只吊扇缓慢而徒劳地旋转着。罗斯的上嘴唇汗津津地发亮。
“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罗斯咳嗽一声，继续说，“你遭枪击那天，记得吧，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是要跟你谈一件让我们担心的事，现在仍是我们的心病。很棘手：枪支从四面八方带进城里，来自各个港口，军用物资也在丢失。我们抓了三个我们的人——把他们送上了军事法庭；其中一位是上尉，阿什杜德港口的杰里米·毕令斯。双方都能搞到枪，谁有钱就归谁——向你开枪的人有可能是阿拉伯人，也有可能是犹太人，不过我预感要杀你的是犹太人。总之我给你打电话时，事态还没有这么严重。我是想让你介入此事，做些调查，搞清楚是谁在耶路撒冷操控这件事，是谁在收取贿赂，是谁在走私，是谁把该死的枪支带进来。但是，现在有个麻烦。”
罗斯停下来。玛妍推着一辆装满药品的小车走过。克施下意识地挪了一下，似乎想让自己那条坏腿躲开她。
“一周前，大约凌晨两点，你的同僚，弗朗西斯·埃希尔警官——他从雅法来，不过也许你们见过？”
“没有。”克施说。
“是这样，在拉马拉的墓地附近，他在一条小路上截住了一辆车，车在滑行，没开车灯。令他吃惊的是，我也很吃惊，开车的人是布鲁伯格夫人。”
克施觉得有人掐住了他的脖子，但他还是尽量以嘲讽的口吻说：“然后呢？”
“嗯，‘然后’就没什么了，真的，”罗斯有些怯怯地说，“她说她去参加派对了，诸如此类的话。可现在没什么派对了。不过，也许她觉得孤单，你俩都不在，可以这么说吧。”克施以为罗斯会讥笑他，但他没有。
“车里有枪吗？”克施笑着问。
“什么都不知道。埃希尔决定不搜查她。”
令人尴尬的沉默。克施扬了扬眉，似乎在问：“完了？”
罗斯捋了捋稀薄的灰发，更突显出前额的发际尖角，“嗯，我还没说完。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命令埃希尔不要搜查。我们知道有人在运输，但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出发地和目的地。听着，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想确认布鲁伯格夫人与这种地下交易毫无牵连。”
“荒唐。”
“也许，但你差点儿命丧黄泉，这可不荒唐。射中你的子弹是从M17发射的。这里不生产那种型号，也不是我们的。那是美国纽约州伊利恩生产的恩菲尔德步枪。战争结束时，我们这位迟到的盟友在政府兵工厂里储存了一百万支，流失几支，不奇怪。”
“哦，于是乔伊斯从南安普顿过来时，绕道美国捎上了几支？”
“我理解你的愤怒。听着，我说过，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她牵涉其中。但是，我必须监视她。她是个复国主义者，这你知道，马可跟我说得很清楚，她比他要投入。”
“那么你的监视有什么结果吗？”克施轻蔑地问。他从来没有这样和长官说过话，但他又能失去什么？
“什么都没有。你肯定不相信，但我很高兴告诉你这一点。你看，他们是我的朋友。上帝呀，在耶路撒冷，我恐怕是最欣赏她丈夫的人。对了，她来看过你吗？”
“如果她来过，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告诉你。不过我想护士们可以告诉你。”
“她们说只有一位女士来探视你。我想是你堂妹萨拉。不过她们偶尔也会出错。”
克施厌恶地看了一眼罗斯。
“对不起，老弟。我必须问。卡特维特死了，你也差点儿毙命。我必须尽力保护我的人，为现在也为将来。何况，事态已经失控，我们必须解决此事。这些血腥的骚乱让首相很不高兴，美国人要靠他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现在外交部的人正在唐宁街10号为阿拉伯人说话。乔伊斯·布鲁伯格也许只是大机器上的一颗小螺母，也许连螺母都不是，但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这么说，你的骚乱还是来了。”克施咕哝道。
“什么？”
“德·格鲁特。你不会已经忘了吧，长官。为避免骚乱，你阻止我继续调查。可现在骚乱还是来了。”
克施的腿一阵剧痛。他的腿已经不经常疼了，但疼起来，真是钻心。
罗斯思忖片刻，“我想，”他字斟句酌地说，“你出院后，是不是考虑休息一两周。疗养对你有好处。你经历的事太多了。”
罗斯走后，被他所带来的消息搞得头晕目眩的克施走到屋外，又回到露台围墙边，深深吸了几口气。他向下方看去：田园式的房间，房顶花园，突然之间显得极为局促，果酱罐里的鲜花似乎徒劳地要使压抑的环境有些生气。身后，刚刚睡醒的瑞秋立刻开始啼哭。一名护士没答理她，径直走过砾石路照顾另一位病人去了。她可不像玛妍那样周到。克施摸了摸腿。将他打伤的枪是乔伊斯提供的吗？可能吗？不可能。瑞秋的哭声越来越响，也许是要呼应她，街上一条狗开始狂吠。克施盯着下面的房间，一个女人走进屋，放下购物袋，走了两步，坐在床沿。墙上肯定有面镜子，克施看不到，但那女人的姿势是在照镜子。她已徐娘半老，身着一袭黑色长裙，丰满但不难看。他看着她举起手，伸向颈后，接着，令他惊愕的是，她摘下了头发。假发下，毫发不存。他感到一阵恶心。这鬼地方没一样是真的。
周四下午，快到巴桑大夫查房的时间了。炽热的阳光从百叶窗透进来。克施病房里的三位病人正躺在蚊帐中小睡，两个阿拉伯人，一个犹太人，在雅法路的一起驴车与摩托车相撞事故中同时受伤。这个时间，克施通常在睡觉，现在却十分清醒。他坐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中间低悬的油灯。每当夜幕降临，油灯就会在地砖上投下怪异的暗影。他刚到沙里齐迪克医院的那几天，伤腿发炎引起高烧，常神志不清。后来巴桑告诉他，濒死的克施一连几小时地盯着这些暗影跳死亡之舞。暗影将他带离耶路撒冷，径直将他送到伦敦的卧室，那是他和马可斯共有的阁楼卧室。他六岁，因为出麻疹，正卧床休息，父亲的旧园丁帽挂在门后，时而像一张怪脸，时而似刽子手的面具。母亲将帽子挪开后，罗伯特才能入睡。温柔和善的妈妈给他唱歌，将他额头的乱发捋向脑后，给他拿来橘子，中间削掉一条橘皮，切成两半，更方便她的小儿子嘬橘汁。能得到妈妈如此精心的照顾，生病也值。
然而，没过几天，跳动的暗影以及暗影所引发的母爱之梦都消失了。恰恰由于乔伊斯没有来，克施开始幻想与她一起生活，激情与甜美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家居生活。在他的幻想里，他知道，他完全可以预料到，驯服的乔伊斯没有失去丝毫野性。（他们住哪儿？伦敦的一所公寓——就在汪兹沃斯公园旁那条新修的路旁，他曾经骑车路过那里？还是住乡间别墅？格洛斯特郡，过了莱德伯里镇的那个村子。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闲逛，在那儿遇到了几个美国人——头一次！——在当地的酒馆里？）克施甚至幻想着把乔伊斯介绍给他父母，骄傲地说她离婚了（当然，其实没有），生活没有目标，比他年纪大——所有这些，在他父母看来，都意味着她和他们的儿子不般配。可是罗斯的造访几乎终结了所有这些聊以自慰的白日梦。
巴桑和护士长匆匆走入病房。他身着一件领口宽松的柔软的棉质衬衫。热浪把人都打蔫儿了，他却好像从不在意。战争期间，他曾在一家老英国国教医院工作，袖子上别着土耳其新月徽章，头上却戴犹太小帽。克施在巴桑的办公室里看到过照片。巴桑告诉克施，国教医院的床单棒极了，“他们把病房装扮得如后宫一般，壁毯、花草、玻璃水瓶”。
护士唤醒了正在睡觉的病人，其中一位咕哝着，打着哈欠，不情愿地睁开眼。巴桑走到克施床边。
“你好像不太高兴。”
克施想笑一笑。他喜欢巴桑，病人当然对大夫怀有感激之情，但除此以外，还因为巴桑率真的性格。巴桑是本地人，一百多年前，他的曾祖举家从维尔纳迁到了耶路撒冷。在这个城市，流浪的犹太人及吵吵闹闹的新来者随处可见，于是扎根在此的巴桑似乎就有了种令人着迷的安宁与自信。巴桑属于这片土地，那些阿拉伯病人似也认可这一点。每次和他谈话，克施都会感觉如沐清风，如在榆荫。他很清楚，某种程度上，他把巴桑浪漫化了，而且大夫那无可指责的品格很有可能与他的家世毫无关系。尽管如此，不论是真有其事还是虚妄幻想，每当巴桑来到病房，克施就会想，正是几代人的努力，才在他那健壮的身躯里造就了善良正直的品性。
“看看我能不能让你高兴起来，”巴桑说，“首先，听说你已走遍整个医院。第二，你还和护士们手拉手。这些都说明你该回家了。”
克施笑了。“只和一位护士拉过手，”他答道，“我可没勇气跟更多的护士拉手。”
“真的？”巴桑问。
护士走过来拉上克施床边的围屏，合上百叶。克施撩起袍子，露出左腿：芹菜杆儿般纤细，脚踝到大腿疤痕累累。巴桑先仔细打量那条腿，再试探克施的腿部活动范围，拉伸、弯曲。克施咧了咧嘴，但还可以忍受。几周来，为保住克施的腿，巴桑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削掉了一层又一层的坏死组织。若不是巴桑的手术做得如此细致入微，克施肯定要得破伤风。克施知道，有大夫曾建议立即截肢。
“走走看，”巴桑说，“试试能不能不用拐杖？”
克施把脚撂在地上，在病房里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
“别担心，”巴桑对他说，“最后也就是有点儿跛。想想你刚来这儿时的样子，还不太糟吧？目前你的肌肉力量需要加强，这就需要你离开这地方。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现在就看你的了。走得越多，对你越有好处。你可以从本周五晚开始锻炼，从你家走到我家赴安息日晚宴。”
“你对我这么好，真是感激不尽。”
巴桑摆摆手，回却了克施的谢意。
“那就这么定了。尽量在六点前来。我妻子可是准时点蜡烛的。看到天上出现三颗星，你就迟到了。”
大夫走到另外三位病人那里，他们一直躺在床上等候。这些现代化与其夙敌碰撞的受害者——是摩托车的错，还是驴车？克施一直没搞清事故细节。
若不是因为乔伊斯，克施现在定会很兴奋。不管怎么说，他已在医院里待了近两个月，也等了她七周。他还记得她的长相吗？她那张可爱的脸，在克施眼里，那张脸证明了她的内心，现在却已退作模糊的记忆。但她的内心是什么？等他换好衣服，收拾好行装，立刻就去她的小平房，提醒她罗斯在监视她，听听她怎么说。罗斯的话肯定是一派胡言。
尘土飞扬的玫瑰色暮光中，克施小心翼翼地走过医院的院子，来到街上。沿着一条长满牛蒡和荨麻的小路，克施路过了一所倾颓的房子，房顶已生锈，烟囱也快倒了。近旁一辆汽车突然发出一声鸣笛，在室内待了几周的克施吓了一跳，仿佛听到了约书亚的号角。克施手扶灰色的木篱笆镇定下来，想起布鲁伯格的小平房外，弗兰姆金的司机将车停在路边，按响喇叭，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乔伊斯。她正要去沙漠为弗兰姆金做道具女郎。是真的吗？他必须马上找到她。
但克施没有力气去塔皮奥特。回到自己的公寓，他就倒在床上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才醒过来。他出了一身汗（这里可不像医院，床上方没有电扇给他送凉），很快就又睡着了。再次醒来时，已近黄昏。好像有人在打枪，噪音其实来自耶路撒冷的“娘子军”：周五下午，主妇们在阳台上拍打着地毯，做安息日前的清扫工作。克施的嗓子很干。他小心地下了床，走到厨房，在水池前弯下腰，打开水龙头。棕色的水滴下来。克施开着水龙头，直到水变成乳白色才喝了几口，并不时地用水冲冲头。公寓里没有食物，不过没关系，有人请他吃晚饭，只要他能走到巴桑家。
克施洗漱、刮脸、穿衣，都没什么太大困难。走下楼梯到花园有些难度，但他也安全抵达了。他在橄榄树的树荫下停留片刻，橄榄树的树顶一直伸到他的窗前。住在楼下的克劳斯奈博士，一位德国退休神学家，在橄榄树与篱笆间的那小片空地上种了些耐寒蔷薇，粉红色的花朵无精打采，今夏已是花开二度了，但依然花香馥郁，似乎每天这个时辰花香都是最浓烈的。克施看看周围，好像他离开了不是几周，而是几年。下个楼梯，他已是气喘吁吁，也许不该把萨拉打发走，至少她可以帮他买买东西，直到他能自理。当然，他不想让萨拉和迈克尔影响到他与乔伊斯的关系，而且尽管迈克尔是个好人，已经开始让他有些不耐烦了。括克夫妇没有询问他的感情生活，自然是出于礼貌。也有可能是萨拉不想伤害他，上次她见到克施时，是在英国克施的家里，他已经订婚了。
他以为他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走到巴桑家，也就半英里左右，没想到，这一路上他需要休息这么多次。等他走到哈巴什姆街找到巴桑家时，天光已暗，一抹夜色染上天际。
餐桌上摆着四套餐具，在场的却只有巴桑夫妇和克施。克施一进门，巴桑就热情地拥抱他，然后向他介绍自己的妻子，一位身材健硕的女子，光滑的长发在头顶盘了个髻。克施看着巴桑从水罐里倒些水在手上，喃喃地祷告。墙上深色镜框里挂着家人的照片；还有一系列色彩艳丽的原始主义风格的当地风情画：皮肤黝黑的放牛娃戴着无檐先锋帽，特拉维夫零零落落的房子，红顶蓝门，生动而明丽。
“我们收藏这位画家的画。”巴桑说。
墙角有架直立式钢琴，旁边的木质花架上摆着一盆吊兰。克施本以为大夫的家一定装饰得很漂亮，可室内唯一抢眼的不过是暗橘色地砖。
有人敲门。
“啊，”巴桑说，“她来了。”
玛妍走进屋，身着一件时髦的白色低腰连衣裙。克施依稀记得乔伊斯第一次坐他的摩托时穿的就是这种衣服，但玛妍的似乎比较廉价。克施总是惊叹于耶路撒冷那不协调的时髦。若在伦敦，配上一串长珍珠，玛妍就可以参加舞会去了。天哪，克施也许会陪她同去，如果他没有这么铁了心地往东方跑。
“你好像很吃惊。”她对克施说。
巴桑和他妻子都笑了。
克施看看他们，又看看玛妍。
“不，不，罗伯特，她不是我们的女儿，但她初来乍到。”
玛妍伸出手，克施不想重复屋顶的尴尬，这回却用力过猛，似乎要握手达成什么重要交易。
玛妍笑了，“很高兴看到你的力气恢复了。”她说。
克施戴上巴桑递给他的犹太小帽。自从行成人礼后，他还是头一次戴这种软帽；哪次都不舒服。巴桑吟诵了面包与葡萄酒的祝祷词。克施的父亲泛起怀旧之情时，或为了讨好老婆，也会做礼拜五仪式，但常常是边做边对儿子们挤眉弄眼。雨打窗棂，美酒如饴。伦敦的犹太人虽然不那么守规矩，但还是犹太人。难道克施希望他们是别的样子？信仰，作为坚定的支柱，可以救人于苦难，给人以助援，他却从未感觉到，不过生活中的其他慰藉也与他无关：政治、艺术、生意。表面上看，他是个很有主见的年轻人——制服加身，威仪堂堂，镇静不乱——克施却常常觉得自己在爱情方面不过是个盲目的傻瓜。他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克施看着餐桌对面的玛妍。她正在对巴桑的妻子讲她在敖德萨的家人。她的表情变得很严肃，不是什么好消息：革命后的俄国对犹太人并不好，跟沙皇统治时期一样糟。她的叔叔以撒是个小饰品商，被布尔什维克贴上了寄生虫的标签。她父亲，一位温和的书商，现在发现原来他所从事的是最危险的职业。
克施盯着玛妍。不是摩登女，一点儿都不像。她没去参加战后派对——“把帽子都抛起来，快点儿！”当然，他也没去。只不过他没去是因为他不想去。马可斯死了，他无法跳舞喝酒。甚至在马可斯死后三年，父母的悲伤仍乌云般笼罩着他，不论他走到哪儿。他必须离开。
“对了，玛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有一周的假。”
巴桑在切烤鸡。作为大夫，用刀是他的强项。
“是的，我有个朋友从家乡来，住在罗斯佩那。我要去看她。”
巴桑递给克施一只盘子。
“你到过巴勒斯坦北部吗，罗伯特？”
上帝啊！巴桑在给他们做媒！巴桑夫人坐在桌对面满怀期待地微笑着。天啊，她一定已在憧憬他和玛妍的婚后生活了，儿女绕膝。善良的大夫和他妻子在为巴勒斯坦的犹太未来投资，而克施就是他们的债券。他可不想沾边。
“我听说罗斯佩那就像个死村，”他答道，“是用罗斯柴尔德的钱建的，对吧？”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像个讨厌的势利鬼。
“是的，”玛妍说，“你说的对，那里是我们这些受迫害的俄国穷犹太人的避风港。我们没得挑。”
克施看着她的眼睛，她什么都明白——巴桑夫妇的期望，以及他那孩子气的回答。她在对他说：“这些和我没关系。”他有些后悔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尽管他还惦记着乔伊斯。
餐桌谈话起起落落，总离不开医院以及医院里的人：医生、工作人员、病人。温暖的夜晚，窗户开着，传来邻居和客人们吃饭聊天的声音：餐具叮当，说话声时大时小，断断续续的祷告，姑娘银铃般的歌声，长辈们的斥责。巴桑家的院墙上爬满了金银花，那过于甜腻的香气也混杂着饭菜的味道飘了进来。克施突然感觉疲惫不堪，似乎在医院待久了，一时无法承受这么多感官刺激。他颤巍巍地站起身。
“抱歉，”他说，“我需要透透空气。”
巴桑快步走到他身旁，“当然，当然，出院后的第一晚，不能太疲惫。”
玛妍也站起身，“我和他一起走，”她说，“我送他回去，别担心。”
“好的，”克施喃喃道，“也许我该回家了。”
玛妍依着克施的速度，与他并肩缓缓踱下山坡，走向雅法路。拄拐下坡比克施预料的要难得多，他为自己的窘境感到难堪。玛妍不时碰碰他的胳膊，似乎要帮他掌握平衡。他们在人行道边停下，头顶，天空舒展开夜幕的大旗：黑底，繁星，新月。耶路撒冷却仅以一组红绿灯作答。克施大口大口喘着气，变红灯了。一辆车从山上冲下，猛地停在路口。司机身着英国军官制服，头向后仰，一阵狂笑，坐在他旁边的是位长发女子，脸被遮住了，克施和玛妍看不到；她伸出手臂正在抚摩那男人的头。乔伊斯！是吗？绿灯，车提速呼啸而去。
克施感到头晕，出了一身汗，膝盖发软。玛妍扶他坐在路边。
“低头。”
他遵令而行。眩晕逐渐过去，他试图站起来，玛妍却坚定地按住了他的肩膀。
“等等。”她说。
他无力反抗。
终于克施得到了玛妍的许可，站起身。两人开始上坡，往克施家走。空气似乎越来越凝重，越来越热，似乎有人打开了烤箱门，把热气散到已经像个蒸笼似的房间里。待他们走到克施的花园门口，他已能确信刚才坐在车里的人就是乔伊斯。
他转向玛妍，“十分感谢，”他说，“你下班了，不该再做护士的。”
“别担心，”她答道，“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
“你看，”克施本不想这么快就插话，“你说的旅行，我想，嗯，你是否介意我和你一起去？罗斯给我放了两周假，巴桑大夫也让我多走动……”
“我会考虑。”玛妍坚定地说。
克施脸色一沉。
“哦，你当然可以来。”她笑道，“只要你保证不提罗斯柴尔德。真的，太羞辱人了。”
克施说：“你的英语真是好极了。”
玛妍笑了，“我在都柏林待了六个月才有机会来这里，我那时住在拉斯加。”在克施听来，她说“拉”时，舌头卷起的感觉就好像那里是地球上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你去过那儿吗？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住同一个区。我姨妈在沃尔沃斯路开了家‘施利亚’糕饼店，挨着家酒馆，叫‘公牛雀鸟’。”
“你进去过吗？”
“一个犹太姑娘进酒馆？邻居们不会同意的。”
“是呀，我想也不会。”
“所以，只有当我想喝一杯时才进去。”
克施笑了。他有种想吻玛妍的冲动，但乔伊斯的脸在他眼前飘过，似在责备他。尽管当时他打心眼里恨乔伊斯，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他问。
“下一趟公交车是明晚，安息日结束后。”
“好的，我会去的。”他说。
玛妍走了几步，却又停下转过身，“车里的女人是谁？”
“别人的老婆。”
“你爱她？”
“曾经以为我爱她。”
玛妍点点头，似乎目前只能接受这个差强人意的回答。
“那明天见。”她说。
目送玛妍转过街角，克施开始上楼梯。一枚信封别在门上。克施取下信封，揣在裤兜里。他走到厨房桌边，点了支蜡烛坐下。克施撕开信封，取出一张很正式的信纸，上面却是潦草的很不正式的字迹：“听说你出院了。好样的。需要跟你谈谈。急事。尽快与我联系。罗斯。”
克施把信纸团成团，扔到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