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5·12”还有一星期的时候，我就在想，汶川地震两周年了应该再去灾区看看，再为灾区做点儿什么。于是我与德阳军分区的朋友联系，因为去年新书出版时，我曾委托他们替我捐赠稿费给一所小学。却不巧，他们集训去了，要到月底才结束。我不想等，决定自己去，认识不认识都没关系，就是去看看，看看惦记的人。后来转念一想，还是和编辑部的同事一起去吧，一来我相信他们也和我一样，惦记着灾区，二来嘛，人多力量大。可以多做点儿贡献。
在本周星期一的编前会上，我说了自己的想法，我说虽然过去两年了，但依然无法忘记当时的情形，依然为死去的人，尤其是死去的孩子们感到难过，依然惦记着灾区的乡亲们，想亲眼看看他们今天的生活。我还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去灾区做这件事，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虽然在今天，灾难不断，每天都有让人痛心的事发生，但作为普通人，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尽我们的力，尽我们的心。各位同事听了，都很赞同我的想法。
我原来打算随机而行，遇到哪所学校就帮助哪所学校。但其他同事觉得还是先找到一所具体学校为好，免得太盲目。于是我通过查号台，东问西问，问到了我捐款的那所学校的电话，找到了校办主任，和他说了我们的想法。那位主任说，最近活动多，希望我们过了5·12再去。我们就确定了今天去。
编辑部的每个人都参加了捐款。想到今年上半年，为旱区，为玉树，大家已经捐款两次了，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是我个人的想法，但大家还是很乐意地再次拿出钱来，凑了近万元钱，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一大堆体育用品（因为此前问过学校，学校说希望给孩子们送体育用品）：有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还有跳绳和毽子，另外还有两箱我原先准备好的少儿读物。越野车的后备厢都装不下了，只好先托运了一部分篮球。
今天一早，我们5个人就出发了，代表编辑部，前往绵竹。
正是麦子成熟的时候，高速路两边黄灿灿一片，丰收在望。进入绵竹后，路上就比较堵塞了。一看，大多是卡车、货车。尘土飞扬。从这些来往的车就可以看出，绵竹正处于繁忙的建设中。有很多建筑已经竣工，有的则刚刚开始。随处可以看到江苏很多城市的标志，因为绵竹的对口援建省是江苏（如同到汶川可以看到山东，到青川可以看到浙江一样），四川人民真的应该永远记住全国人民的支持关心。
路上，我们时不时地认出当年采访时住过的地方，或者采访过的地方，很感慨。我还记得有一次堵车停在路边，一位白发苍苍的大妈趴在我们的车窗上流泪，我们把车上的食品和水拿给她。也不知她现在怎样了？还有汉旺幼儿园，那片可怕的废墟，历历在目……
想到这些，依然很心酸很沉痛。
一路上看到很多新建好的百姓房屋，也看到不少尚未改善的房屋。看到那些依然破旧的房屋，我心里很不舒服，马上联想到这些天在网上看到信息，有些灾区的官员，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灾区群众利益之上（我只能这样笼统地表达），心里真是难过生气。想起头天晚上，我还和一位曾经参加过救灾的朋友，在电话里聊起过眼下种种令人生气的现象。老实说，我并不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人，也常常会感到心情不好。但我们在长吁短叹的同时，又互相打气：不要沮丧，努力去做，只求对得起良心。也要相信，大多数灾区干部，是有良心的。
当我们找到那所学校时，心里一下感觉好很多，因为那所学校修得很漂亮，全新的教学楼，绿草茵茵的环境。学生们正在上课，窗明几净的。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有一个篮球场，有上体育课的地方。学校旁边还有个新建的幼儿园，也很漂亮。
后来得知，这所学校是台湾一个很大的食品集团援建的，投资1300万。难怪。后来还得知，它并不是我去年捐过款的那所学校，它们只是校名相近。因为灾后重建，有的学校合并了，有的学校分开了，有的学校改名了（这所学校就改成那个集团的名字了），找不到很正常。我跟校长说，没关系，只要是灾区的学校就行。一是因为地震两周年了，再一个也是因为“六一”节要到了，来看看孩子们，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校长当然是表示感谢，然后给我们介绍情况。现在孩子读小学，学费什么的，已经全免了，就是交15元钱的作业本钱，家长的负担已经比较轻了。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校长，现在的孩子们摆脱地震的阴影没有？校长说，基本摆脱了。他说得有所保留，我想是真实的，完全摆脱是不可能的，连我们都无法完全摆脱，何况身在其中的孩子。
看孩子们能在那么好的环境里读书，我们真的很欣慰。放下东西，简单参观了一下，为不打搅孩子上课，我们在学校停留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离开了。
老实说，我还是有些遗憾的，因为我很想以我们有限的财力，给那些较少得到关注的学校雪里送炭，而没打算给条件比较好的学校锦上添花。这个学校显然属于条件比较好的。我相信还有很多学校是需要帮助的。那就明年吧。我想我们对灾区的关心，是不会停止的。
也许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很难理解我们的心情。
而我们做这些，也只是为了我们自己。
的确，此刻我的心情，比起昨天来，已好了很多。
2010年5月13日
1986年那个春天
1986年1月，我来到刚刚创刊的《西南军事文学》做编辑。当时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由杨景民具体负责（时任编辑部主任。正是他向领导推荐了我这个“创作人才”）。我当时二十多岁，看上去还像个黄毛丫头，但因人手少，也被派作“大用场”了。好像是4月，杨主任便派我去北京执行两大任务。第一任务，取回邓小平同志为本刊题写的刊名；第二任务，向北京的著名作家约稿，并请其中的数位大腕担任我们刊物的编委，如冯牧、刘白羽、李瑛、徐怀中、王蒙、孟伟哉等。
我居然丝毫没有推脱，一口答应，就差说一句“坚决完成任务”了。真是初生牛犊啊（须知我当时就是个刚工作的文青）。杨主任豪爽地说，你可以坐飞机去！大概算是对我执行此项艰巨任务的奖赏。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了飞机。
到北京后，住进解放军文艺社书库（当然不是库房，是个简易招待所），顾不上见亲戚也顾不上游览，就拿着杨主任给我开的清单，每日赶公共汽车，按名单所列，一家一家去向大腕儿送我们的聘书，并约稿。还好当时是文学的黄金时期，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人和腕儿都还比较朴实，都答应作我们的编委（一分钱没有），也都答应给我们写稿，其中孟伟哉很快给了一个中篇，刘白羽和李瑛给了一组诗，刘亚洲也给了散文。记得在王蒙家约稿时，遇到了刘心武，但因为他不在杨主任列出的名单上，我就没有跟他开口——执行领导指示不走样（但实际上是我羞于开口，我觉得我们刊物毫无名气，找人家约稿完全是求人家，所以能不开口尽量不开口，开口也是干巴巴的一句：我们杨主任叫我来跟你约稿）。
印象最深的是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找莫言约稿，他当时已发表了“红高粱”系列，火得不行（我读了他的小说后几乎没信心写小说了）。我找到他时，他刚从新疆参加笔会回来，兴致勃勃的，告诉我吃烤羊肉吃得植物神经紊乱，又说马上还要出门去参加另一个会。我在一旁不做声地听着，直到和他分手，也没把约稿的话说出来，更没把崇拜的话说出来。他当然猜得到我那么老远跑北京去找他干吗，但我就是不愿意说，我嫌他太得意了（居然还敢清高！其实是有点儿嫉妒……回来后即受到杨主任的批评，我只好写信给他再约稿，终于约到了，这是后话。）
送聘书和约稿的任务还算好完成，聘书都送到了，稿子不管约到没有，至少话都说到了。
最难完成的是取回邓小平题词这一任务。
这里需要交待一下背景了：那个时候，西南战区的硝烟尚未散去，也正是军事文学的黄金期，因此《西南军事文学》的诞生很受关注。我们先后请到了刘伯承元帅和徐向前元帅等领导的题词（这些题词是怎么请到的我就不清楚了）。杨景民主任又跟领导建议，再请邓小平同志为我们题写刊名。领导同意后，他起草了一个报告，经一级一级领导修改后，再由我们军区当时的政委万海峰亲自改定，然后由我们军区著名的书法家方振先生，用工整的楷书抄写在宣纸上。1986年初春，邓小平正好到西南战区视察，杨景民主任就在军区万海峰政委的带领下前去汇报工作，当面将这一报告递给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对西南还是很有感情的，爽快地答应了（形容词为本人所加）。
我们很高兴，就一直等着，前三期刊名暂时使用了印刷体。但转眼四月了，题词还没来。杨景民有些急，就派我去北京取，以万海峰政委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估计是婉转提醒，万政委对我们也真够好的），信仍由方振先生抄写在宣纸上。我的任务，就是把信送到，能马上拿到题词最好，拿不到也起一个催促的作用。
我拿着信，却不知如何才能送到他老人家手里。北京那么大，我上哪儿去找啊？想来想去，在北京认识的人里能帮上忙的，就只有刘亚洲了。刘亚洲当时在空军创作室当创作员，年初到四川采访路经成都，我有幸认识了他。我就去空军大院找刘亚洲。刘亚洲特别够意思，当即就告诉了我邓家的地址。
我就按那个地址去找（再一次表现出初生牛犊的精神），转了几次公共汽车，问了路人甲和路人乙，终于在北京数不清的胡同中找到了那个重要的胡同。那胡同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知道的人肯定啥也看不出来。我找到那个门牌号码，是一扇很旧的大门。我敲门，大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出来一个哨兵。
他严肃地问我，你什么事？我说，我是成都军区的，来送一封信。哨兵说，送什么信？你不能进去。我当然知道这种地方是不随便能进的。我态度很好地说，我不进去，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邓小平同志就行了。（多朴实啊。简直像我党地下交通员）。哪知哨兵根本不接，瞟了一眼说，不行，拿走。我很奇怪，问为什么，你帮我拿进去不就行了吗？哨兵说，谁知道你信里有什么东西？我递给他说，你摸一下嘛，里面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封信。是我们军区政委写给邓小平的信。（朴实到家了。）哨兵还是不接：那也不行。跟着他又加了一句，万一你信里有毒呢？
他说这话时，有点儿故意气我的样子，我还真给气着了，他居然把我当成坏人（现在想来哨兵当然是对的，他怎么可能随便接东西进去呢？绝对是有严格纪律规定的）。我大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是领导要我送来的，完不成任务你负责啊？哨兵看我生气了，居然笑了起来：瞧你那样，军容都不整，还想进去。赶快走吧。说完就要关门。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军容不整，看他撵我走，真生气了，转身就走，走了两步气不过，回头冲着他说，你有什么可神气的，你不就是个站岗的吗？那哨兵大喝一声，你给我回来！吓得我撒腿就跑。呵呵，真丢人。跑了两步回头看，哨兵还在原地站着笑。才想到他不会追的，他不能离岗啊。
我走进商场找了个镜子一照，发现自己军衣左边的领章歪了，肯定是挤公共汽车的时候给挤歪的。难怪他说我军容不整。
我没辙了，只好再去找刘亚洲，气呼呼地给他讲了自己的遭遇，连比划带形容的，还加了一点儿小小的夸张，差点儿没掉眼泪。刘亚洲好言好语地安慰我说，别生气，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这样吧，你把信交给我，我来帮你转交。
我松了口气，心里真是万分感激，觉得刘亚洲太好了，太够朋友了。其实我叫了半天苦，就是想让他帮我。我把信给了他，卸下这个重担，就打道回府了。
刘亚洲果然将信转交到了邓小平办公室。没过多久，5月中旬，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刊名就送到了成都，是杨主任亲自去机场取回的。我们大家一见，高兴坏了，都知道邓小平同志从没给文学刊物题写过刊名的。于是从第四期起，就用上了他老人家的手书，一直用到现在。
一晃24个春天过去了，在越来越不是滋味儿的今天，我常常想起那个春天，想起随和可亲的万海峰政委，想起重情重义的刘亚洲老友，想起充满热情的杨景民主任，想起朴实平和的“大腕儿”们，想起才华横溢的年轻的莫言，想起那个调皮的哨兵（他也应该人到中年了吧），想起只有二十多岁的我，想起那种无需“打点”就可以办事的单纯的美好的日子。
在想起这一切的时候，我的耳边正播放着汪峰那首《春天里》……一时间，热泪盈眶。
2010年7月30日
做一名环保居士
今天是世界环境保护日。
应邀写了这篇随笔。
作为一个在地球上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人，对所处的环境，肯定是非常关注的，一关注，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忧虑：高原草原的沙漠化、江河湖泊的干涸、植被的大肆破坏、土地的深度污染，等等。这样的忧虑很深很真切，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生存质量。
因为忧虑，每每看到注重环保的人和事，总是非常欣喜，并且印象深刻。比如2004年夏，我跟随军车行走川藏线，路经世界高城理塘（海拔4014米）时，吃惊地得知，这个小小的远离繁华的城市，已经开始禁用塑料袋了。买菜购物一律自带布袋或纸袋。当地一位藏族妇女很淳朴地告诉我，理塘风大，到处乱扔塑料袋，刮到草原上去，就会形成白色污染，对牛羊不好。我不知道提出这一措施的是谁，但是我在心里向他（或她）致敬，直到今天。
还有著名的九寨沟，十几年前我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在环保上做的很好。比如进沟的车辆严格控制，垃圾随时捡拾，还有很特别的一条，不论天气怎么炎热，游人都不能下水，不能赤脚在溪流里或者五彩池里戏水。也许有人认为为了招揽游客，让游客戏水没什么，能脏到哪儿去呢？但须知九寨沟每天接待的游客是四五千，一年上百万，天长日久，几亿双脚洗下来，不臭才怪。
青藏铁路修建时，我曾沿线采访，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环保。各铁路工程局在给我们介绍情况时，都把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和环境作为重点，比如，施工时专门为路过工地去产子的母藏羚羊停工数天；后来又专门为它们打了涵洞，以便他们今后往返。施工时，在草原上专门划出汽车行驶线路，两边插上小红旗，减少汽车压过草原的面积；还有的把草皮整块铲下保存好，施工之后再填回去。这让我深深感到，我们的社会的确是在进步。半个世纪前修建青藏公路时，因为赶工程，也因为条件太差，根本顾不上环保，一年下来，路通了，路两旁的草原和灌木毁坏一空，沙漠化非常严重，过了50多年都没缓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