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篮——东北人叫它悠车，“养个孩子吊起来”这一个“吊”字，形象地解释了被称为“怪”的东北悠车，这种说法形象，更亲情，悠车的叫法各地区不同，有的叫“腰车”“炕车”，悠车和满族人生存的地域有关。
记忆中的悠车，不是书中记载的桦树皮或椴木制成的。它是竹条弯成的椭圆形的圈，分做上下的框，线绳织成菱形的网连结一体，上头拴着四根粗绳，挂在门框或房梁上。悠车里放上孩子的褥子、小枕头，有的人家系上晃啷和汽球。悠车荡起的时候，晃啷哗啦哗啦地响，汽球飘舞，引得孩子手舞足蹈。孩子上悠车前有很多讲究，不是随便说上就上。
婴儿出生后数日，（有七天或十二天的），便开始睡悠车，俗称“上车”。所用的车很少是自家新制，而是由姥姥家、舅舅家赠送，而且以经人用过的旧车这好，因为这样的车已被实践证明能使孩子平安长大成人，用起来吉利。也有的人家为图孩子“好养活”专门向亲友中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的家庭去借其用过的悠车。孩子入车之前往往还要有一些仪式，如姥姥、舅舅等叨咕几句平平安安的、步步登高之类的吉祥话，还放一些钱在车内的枕头下，俗称“压车钱”。若是借来的旧车，拴吊好后把孩子放进去之前，先把自家的猫放进去悠一悠，若是猫不在家，就用扫炕的“笤帚疙瘩”代替，悠时嘴里也要“叨咕”，意思无非是借此去掉“邪气”。另一说猫或笤帚疙瘩都是整天待在自家炕上，将其在车里放一放孩子再睡就不会“认生”。
我们是一大家子人，里外两铺大炕，一进门的地方是个地坑。顶上铺着木板，做饭时掀开，人要下去烧火做饭。房子一分为二，中间的拉门，到了晚上睡觉才拉上。妹妹睡的悠车，白天挂在门框上，晚上摘下来。朝鲜族的房子进屋脱鞋，炕面上铺着高粱杆皮编的炕席。晚上一家人热闹，在微弱的光线下，摆上大圆桌吃饭，唠着一天的所见所闻，唠着柴米油盐，唠着孩子不知不觉地长大。夜晚电力供应不足，三天两头停电，窗台上的瓶子插着蜡烛，这是移动的灯。烛花在黑暗中闪烁，依靠蜡烛的弱光整理被褥，过早地躺进被窝。白天家里显得空荡，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大多的时间奶奶一人在家，妹妹在悠车里比较多，腾出手奶奶干点别的活。有时我逗妹妹玩，摘一朵喇叭花，逗她闻一闻花的香味。逮一只“蚂蛉”，用线拴住尾巴，绑在悠车上，任它挣扎着飞。她玩累了困了，不管不顾地咧开嘴就哭，小手揉着眼睛，不高兴的模样。我推动悠车，在晃啷的哗哗声中让她入睡，古老的歌谣、童话和悠车紧密相联，对于童年缺一不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谣，是跟奶奶晃悠车学会的，奶奶推着悠车，随节奏唱到：
悠哇，悠哇，悠哇，
小宝宝睡着啦，
你阿玛，当兵喀，
骑大马去出征，
海参崴打老毛子。
小宝宝好好睡吧，
阿玛头戴花翎骑着头大红马，
挣下的功劳都归你啦。
在亲情的哼唱中，悠车里的妹妹，记住了奶奶的歌声。我也被吸引住，不懂得歌中的意思，却想到奔跑的白马和离家当兵的人。悠车如同母亲的怀抱，妹妹睡着踏实，歌谣犹如乳汁，滋养嫩芽般的生命。
朝鲜族的房屋构造风格独特，屋顶四个斜面，墙壁涂成白色。房子前后都有门，坐在炕上能看清菜市场的老榆树。进城卖东西的人，把花轱辘车放在那儿，卸下的牛拴在榆树上，一条装草料的麻袋口敞开，牛慢慢地倒嚼，摇着尾巴驱赶蚊蝇。我去菜市场玩，远远就闻到一股骚味，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在牛粪上乱飞。爷爷是闲不住的人，腿上扎着裹腿，
李永庆主编：《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永吉县卷》，第571页，内部资料。
带干粮和水天天上山。背回的松树枝子，蹲在市场上卖，赚的钱用来补贴家里。雨天不能进山，他盘腿坐在炕上，卷一支烟，摇悠车哄哄孙女。爷爷的宝贝箱子是包装箱改造的，刷着绿漆，由一块块木条拼凑成。装一些不能乱动的东西：户口簿、购买证、粮油证、购煤证、布票、粮票。我心动的是他的动物饼干：大象、猴子、小鹿、兔子、小狗、公鸡……箱子上锁着“永固”牌的锁头。每次爷爷解开腰间系的一串磨损的钥匙，不用多说一句话，我忙跪在爷爷面前磕头，他高兴地数，分给我几种不同的动物饼干。
我做事没有长性，由着心情不管不顾，悠车荡得高高的，然后跑出家门去玩。我们家的院子特别大，种着向日葵、蔬菜，板障子上爬着喇叭花。“蚂蛉”在花丛中飞舞，落在茎叶上，我拿套子四处追逐。空地长满了灰菜、蒿子、苍耳子、拉拉秧，这儿的环境与文化馆的楼不谐调。1963年7月7日，我父亲调到文化馆工作，我家住的地方原来是教堂宿舍，后来改为收发室，我们来以后，没有地方住就分配给我家。文化馆藏书有十万册，其中珍贵资料有《康德日报》《大东日报》《哈尔滨日报》等一些伪满日报。
龙井中央教会堂的前身，是从1908年开始在龙井的朝鲜人教徒做礼拜的那个草房。
1913年，中央教会聘请金乃范牧师举行开堂典礼，并推荐金桂颜为第一任长老。当时，教徒只有20余人，他们在草房做礼拜。1917年，金乃范牧师卸任，由姜斗和继任牧师，从1932年6月起，由文在麟任牧师。
中央教会聘请金善宙牧师于1939年3月3日至13日举行了“大复兴会”。会后，信徒增至百余人，并筹集资金4800元，修建了80平方米的砖瓦结构的礼拜堂。后来，信徒达380余人，神职人员几十人。
1964年，我父亲的同事踏上文化馆的铁瓦顶，拆下十字架，我无法看到当时的情景。障子外面是文化馆的空地，白天大人们上班了，我就掀开障子中间的一块活动的板子，跑到空地上玩。追一只蝴蝶，逮花膀“蚂蛉”，我个子太小，够不着障子尖上的“蚂蛉”，常常忙乎一身汗，空手而归。奶奶见此情景就拆开旧口罩，用纱布缝了一个网套。爷爷用铁丝弯成圈，把它绑到一根竹竽上。从这一天开始，拿着它逮“蚂蛉”，在障子中钻来钻去，到了晚上，累得直说梦话，还在梦中追来追去。
二叔和他的同事们，在空地上用木棍搭一个象征性的球网，分成两伙打排球。球被打得飞来推去，引得他们不时地大叫。我把套子放在一边，盘腿坐在地上看比赛，有时帮他们捡一捡飞远的球。
文化大革命开始，街上是游行的队伍，穿军装、戴红袖标的人，架的大喇叭震天的响。没有人上班，办公室的窗子被钉上了板子，几乎无完整的玻璃。我在楼里发现了一个秘密，平时管理严格的图书阅览室，不知被谁撬开了钉的板子。我爬进去，书都从架子扔到地上，堆成山似的，许多书的封皮印着黑鞋印，墙上贴着毛主席穿军装，戴红袖标的宣传画。阳光透过缝隙挤进来，一条条光线照在书堆上，光线中飘着灰尘，这是我乱翻一气掀起的尘土。我识的字不多，对书没有太大的兴趣，翻了翻没适合我看的。随手拿几本回家，这件事不能被大人知道，偷偷地问叔叔，是他给我念的书名，那本书的名字叫《牛虻》，是外国的书。文化馆向南走不远就是二百货，那里是我最愿去的地方。一排排玻璃柜的里面，摆着各种商品，我有时趴在上面移动，眼睛盯注诱人的文具：花杆铅笔，造型漂亮的转笔刀，塑料格尺和圆划。上学的第一个铅笔盒就是在那里买的，离开学还有好多天，我央求母亲去买早就观察好的铅笔盒。盒盖上印着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一家三代人举着号志灯的形象，盒里印着乘法口诀表。我记得售货员身后的玻璃窗子，映得亮晃晃的。
晚上家里的人多，悠车就不能挂在那儿。摘下悠车叠好挂在墙上，离开悠车的妹妹，偎在妈妈的怀中。妈妈轻拍着妹妹，妈妈唱的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妈妈和奶奶唱的不是一首歌，旋律不同，但情感是一样的真挚。
妹妹在悠车里一天天地长大，能坐着玩晃啷。嘴里冒出的呀呀语，模糊地蹦出“妈”的音。
后来我们和爷爷分家，离开了老房子。妹妹一天天大了，那架悠车不知哪去了，童年里留下的事物，一直存在心中。
2002年11月20日于抱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