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培
包川，1979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以来，发表的作品并不多，但是，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为什么能赢得众多读者的欢迎，引起文坛的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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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包川几年来的八九篇作品中，多次发现她带着特殊的感情，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我们这一代人”这个特别的称呼。“我们这一代人”，当然是各式各样的。在包川的创作中，主要是指《办婚事的年轻人》（《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里面的那一对小爱人，《母爱》（《四川文学》1979年12月号）里面的儿子强生，《为自行车，干杯！》（《四川文学》1980年8月号）里面的泥工班长郭大勇和这个班里的李明、陈刚以及那位十六岁的小方甸，《高音喇叭》（《人民文学》1981年2月号）里面的“我”，《相见》（《当代》1981年第5期）里面的方坎等等。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有的是曾经与作家朝夕共处的亲人或伙伴，有的是作家生活周围的邻里与乡亲，有的是曾经与作家一起工作过的班组的工友和同志……尽管不同人物的命运、性格各不相同，也不管他们的年龄大几岁或者稍小几岁，但是，他们大都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身上某些共同的东西：他们心灵里有历次运动的阴影，有动乱年月的伤痕，更有对今天现实生活的执著和认真；他们对不正之风抱有强烈的不满，对左倾路线的余毒切望早日肃清，对于损害知识分子的灵魂、使他们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深感痛惜，对于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妨碍实现四化的思想与作风迫切盼望整顿……同时，他们希望有个起码的生活条件，抱着对工作或学习的渴求；他们期待友谊和信赖，珍重青春和爱情；尽管心灵上曾经有过创伤，对现实诸多不平仍然存着牢骚，但是，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双手安排幸福的生活、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繁荣昌盛的国家；尽管他们不是那些被美化或拔高的过分理想化了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毛病，但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们身上，也常有某种思想的火花在闪耀，某种动人的精神在发光，他们大都怀抱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充满着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善于思考的一代，勇于探索的一代，是可以信赖的一代，很有希望的一代。
包川，对“ 我们这一代人”怀着特别亲切、特别爱恋、特别珍惜、特别期待的强烈感情和诚挚愿望，在她的创作中有时甚至是情不自禁地直接站出来要为“我们这一代人”讲几句话，表一表心意，诉一诉衷情。因而，她所描绘和塑造的“我们这一代人”的艺术形象，也就特别使人觉得真实亲切，能够引起我们感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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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哺育着许许多多的作家。然而，每一个作家要立足于文学之林，都必须对当今现实具有自己独特的了解、独特的认识、独特的观察、独特的见地。描绘“我们这一代人”的当代作家，可以说是不少的。包川仅仅是众多这类作家当中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位。
包川笔下的“我们这一代人”，与其他当代作家描写的类似形象有些什么不同之处呢？
我觉得，首先是她观察生活、描绘生活的角度是独具特色的。
她善于从细小的角度入手，通过平凡小事的某个侧面去观察和透视生活，描写和表现时代。诸如：街坊邻里的口角、结婚用品的购置、一辆自行车的需求、公共汽车上的轶事、炎阳下大街上凉水摊前的情趣，以及回乡的寻踪与面摊前的一次邂逅等等。包川所选取的这种独特角度，我们可以从她关注卖凉水小姑娘孑孓的目光时，与《母爱》里那位母亲对儿子强生的爱怜与关心中看到他们的血缘关系；也可以从《为自行车，干杯！》里那位母亲对待儿子方甸以及《相见》里那位母亲对待女儿方坎的表现和行为中看到她们的感情渊源；当然，还可以加上《办婚事的年轻人》里那对年轻人家里未出场的那位贤良的母亲……这些，似乎全是母亲的眼光。我觉得，这正是包川观察现实生活、观察“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特之处。
作家从观察生活和描绘生活的细小角度入手，因而使作品富有了女性作家长于表现细腻感情、注意描绘生活细节的独特艺术特色。作品中透视出人物微妙的心灵世界的复杂矛盾和感情变化，对心理的描写精细入微，对形象的刻画细针密缕，有时甚至使人感到有点过分细致而烦琐，但是，它给人一种现实生活和人物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的真实感觉。
在作家的艺术描写中，一类是纯粹的生活事实和生活细节的精微描写，一类是人物的微妙感情和复杂内心的细密刻画。比如，那位高频率大音量的郭妈在春夏秋冬四季里尖声叫卖的蔬菜名称和价目的具体变化（《高音喇叭》），是偏重于客观介绍。固然在衬托人物的身份、职业以及其性格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多少给人一种繁冗琐碎的感觉。再如，准备结婚的那位姑娘，对自己爱人工资三十八元五角在每月里的开支细账的数落（《办婚事的年轻人》），艺术笔墨便带有人物主观的感情色彩，明显地透露出姑娘疼爱心上人的内心隐秘和复杂感情。
当然，更能表现包川这个艺术特色的，是在《母爱》里对强生母亲精神、心理的精细刻画，是在《孑孓》（《四川文学》1981年2月号）里作者所倾注的强烈感情。这里，仅以《母爱》为例来做些剖析。
请看小说的开头：
夜里，母亲轻轻推门进屋的时候，强生已经呼呼入睡了。她迅速把门拴上，兴冲冲地走到强生床前，弯腰把手放到强生盖着的被单上，张开口准备叫醒强生。可立刻又改变了主意，只笑笑便闭了嘴，轻轻地离开床前，擦着汗，在桌前一张方凳上坐下来。
欲叫却止，表现出兴冲冲的感情与慈爱母亲内心的矛盾变化；粗粗一笔，既流露出细腻的感情，又已初步勾勒出一位纯朴、善良的慈母性格。
后经情节的发展和故事的推移，便进一步刻画了母亲的形象。这时，作家又安排了一个细节——母亲偶然翻开儿子丢落在地上的皮包：
一张撕了角的电影票、二两面票、半斤粗粮票、两张买酒的四十一号票……母亲的脸“刷”地红了，她慌张地重新又翻了一遍，硬是只有这两角钱！那双青筋鼓暴的手无力地落到桌上……这么大一个小伙子，周身上下就两角钱，怎么陪女朋友玩呀？走累了想喝杯冰水也不够！母亲的心紧缩着，想到儿子……
笔墨异常朴素，手法纯粹白描，仿佛轻描淡写，但感情却较为浓烈……读着读着，一颗怦怦跳动的慈母之心，强烈地感动着读者！通过这些具体、细腻的艺术笔墨，表现出了母亲的辛酸处境和矛盾心理，她对儿子异常慈爱，然而生活的困境又使她力不从心。读来真叫人心潮起伏，泪眼欲滴。
有了这些艺术描写，这位母亲最后怀着自怨、自责、自恨、自罪的神情合上眼睛、离开人世时，还想到儿子“可以顶替我了”的诀别之语，就更令人感到深刻而悲痛，作品蕴含的谴责不正之风的寓意也更显得深沉而耐人寻味！
这是母亲的独特的眼光，母亲的感情。这种眼光，这种感情，如果是狭隘的，仅仅属于个人的，不能紧紧贴着时代的脉搏，合着时代的节奏，那么，这种艺术便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可贵的是，包川不仅仅站在“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级别”、“我们这样的二级工”一般的水平线上，而是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去思索问题，把握现实。她力图从独特的母亲的眼光中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和希望，在母亲独特的感情里融汇着对党的信赖和对生活的热爱。她大声地呼吁那个噩梦时代必须赶快结束，她深情地期望人们去抚平祖国母亲的伤痕，她向年轻人提议要为友谊和信赖干杯，她祝福沉浸在幸福中的情人找到了高尚的生活目标，她还谴责不正之风污染了人民生活的新鲜空气，揭露了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如何迫切需要整顿……凡此种种，说明包川的创作不是玩味琐碎无聊的身边琐事，也不是纯粹抒发个人的情绪，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普通人民的生活、疾苦、愿望、呼声，在平凡小事中蕴含着引人思索的社会意义。
包川的创作大多是选择时代潮流的一个侧面，摄取生活海洋的某些水滴，它是平凡的，但又是具有独特韵味的。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型交响乐中，需要有洪钟大吕，也需要有清音竹笛。在作家的艺术探索、艺术个性和表现方法方面，均不宜强求划一，应当是越多样越好，越丰富越妙。包川曾经说过：“我觉得认识自己很重要。大概是我这个人的个性、气质的原因，决定了我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我没有蒋子龙那种英雄气概，那种驽驭矛盾的能力……我只能努力从内涵丰富的平淡琐事中去展示人物内心的矛盾，去发掘、探索人的思想、感情、人生哲理……”我认为，包川创作的独特韵味，就是从她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独特视角里，从这位女性作家独特的气质和感情里产生出来的。这是值得我们珍惜和爱护的。当然，我们也感到，在阅读包川作品的时候，有时觉得它撞击人心的思想力量还欠充足，有的作品中时代典型环境的展示也不够充分。这恐怕与作家的政治视野有时过分拘于一隅，对时代生活的丰富矿藏和复杂的社会矛盾还缺乏深刻的思考和开掘多少有一定关系。看来，作家不应当满足和停滞于现有水平，进一步加强自己的艺术概括力和表现力，加强作品思想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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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包川在编辑工作之余，虽然每年只有一两篇、两三篇作品问世，但却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描写现实生活，刻苦认真地在进行创作劳动，努力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纵观她近年来的九篇作品，几乎每一篇的选择角度都不同，每一篇的表现手法各异，然而读起来却各有情趣，各具风味。
从选取生活和布置背景方面来看，包川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单纯地、直白地描绘某一两个具体的人，描写某一件具体的事，如《孑孓》和《四路车轶事》（《长安》1982年6月号）均属这类；《办婚事的年轻人》集中描写一对小爱人，也可以包括在内。这一类，不仅人物和事件单纯，而且小说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也不复杂，笔力集中描写的是眼前的生活现实。又一类是，虽然写的是当前的事情，但背景比较大，有的延伸到过去年代的动乱时刻，有的发展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比如，《为自行车，干杯！》、《母爱》和《链条》（《四川文学》1982年7月号）等；《高音喇叭》写的是1969年，说明“我们这一代人”是从混乱、吵闹和“高音喇叭”的嘈杂声音的呐喊中走过来的，从事件的描写和背景的处理来看，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一类作品，背景纷繁一些，内容丰富一些，反映的现实生活宽阔一些，表现的社会意义也大多深沉一些。再一类，就是以《相见》为代表的，作品历史跨度较长，对生活的概括力较高，包含的社会内容和人生哲理较多。这篇小说，时间从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开始，写了整整二十年的生活内容，如果涉及江老师和母亲早年经历的回叙，时间还当往前延伸。在作品里，对江老师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痛苦，对他性格的被异化和扭曲，人生旅途的曲折和坎坷，他的高尚而又懦弱，自尊而又自卑，要强却很孤独，直率竟无勇气，以至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后，他的使命感和事业心等等，都有细致的刻画，使得江老师这个人物性格鲜明，包含着较大的普遍意义。同时，作品中对于人生价值的思索，关于青春与衰老的含义，以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议论，都是较为发人深省的。
从艺术表现和描述手法方面来看，包川的创作并不雷同而是各有特色的。这是包川创作给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又一个原因。《办婚事的年轻人》像一首抒情的散文诗，给人以质朴、清新的感觉。《母爱》读来扣人心弦，特别是对母亲深挚感情的反复表现，如一部乐章的主旋律抑扬起伏，令人回肠荡气。《为自行车，干杯！》符合小青年们活泼性格与现实生活的欢乐气氛，从而采取一种欢快的进行曲的形式来表现。《高音喇叭》则采用急管繁弦来表现，这又与人物之间紧张激烈的性格冲突和当时的时代噪音是相吻合的。《相见》运用了心理分析和时空跳跃的手法，既便于集数十年风云变幻于一瞬，又有利于表现方坎与江老师这两位知识分子的内心活动和复杂矛盾。总之，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采取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和表达方式，因此使包川的不同作品产生出不同的艺术情趣。
从艺术布局的精巧安排和开头结尾的互相照应方面来看，作者是比较严谨而又力求完整的。在《相见》里，两人要求相见，而且双方分别十六年又都渴望见面，结局却是：虽然表白了内心深处多年未能表达出来的衷情，但是，并没有相见，这样的处理含蓄别致，引人思索。在《母爱》里，从母亲对儿子强生的慈爱表情开始，希望二十八岁的儿子能够被安排一个工作，到母亲病发逝世，厂里的书记正巧来报告强生被录用的消息，以“那个微笑、安睡的慈母闭着的眼睛正在落泪”结束，艺术描写真实而精细，表现感情复杂而深沉，前后呼应，丝丝入扣。
在几年来的创作实践过程中，包川在艺术追求和探索中前进的步伐是比较明显的。从得奖作品《办婚事的年轻人》到《相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包川已从一个女工对周围生活的真实、细腻的生动反映，逐步发展到一位作家对社会人生的认真思索和广泛的概括。这是从生活到艺术的一个可喜的跨进。因为，能否对生活进行认真的开掘和艺术的概括，这是直接影响到作品思想的深度和艺术力量的强弱的。
刚刚见到今年贵州出版的文学丛刊《创作》第一期，包川又发表了新作《逝水滔滔》。很明显，这篇小说的形象和艺术表现都说明作家在艺术上更加娴熟了。作品包含的思想含蓄，感情也很深沉。小说最后曾展示出对于历史前进的希望，但是，在整篇的情调中，在激起我们的感情共鸣的同时，也使人感到某种感伤。这种感伤的情调，恐怕与包川以前的少数创作(如《母爱》等)中那种同情里透露出哀怜之情是有一定联系的。从文艺作品应该表现作家的真实感受和深切情怀的角度来说，这是可贵的。然而，如果这种情调过多、过重，也许就会使作品缺乏一些革命理想的光辉，而不能给人以更多鼓舞的力量和前进的信心。这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包川的创作已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倾向性的问题。也许因为我们对包川怀着十分殷切的期望，所以就常常从更加严格要求的角度来说出我们的想法，故把初读《逝水滔滔》而未及深思的感想也写在了这里。
生活呼唤着文学，时代变革的广阔领域有待于作家去探索。我们希望，包川在发挥自己个性特色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对于平凡小事与丰富的时代内容、社会意义如何更好地结合，对于如何深刻反映社会矛盾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及在如何加强人物形象的典型化程度等问题上，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探索，能有进一步的提高和突破。广大读者殷切地期待着。
1983年1月30日——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