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的在木柜子里
有一条灼热的街道，
大街上永远车少人稀，
一匹来自清代的马
停在路的中央。
她早已等在一棵杉树下，
衣群飘动。
——《枕上书》
1.到鸡冠花跟前去
二哥在厨房里又拉了一泡屎。父亲用扫帚一把砸过去，狗日的，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不是拉的地方，出门往左拐看见那一排鸡冠花再拉不迟。二哥裤子拎在手里，乐呵呵地盯着父亲笑，很是为自己的成绩骄傲。他在厨房里大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为此老头子想尽了办法，动了不少脑筋。最后是鸡冠花使他灵机一动。起初二哥还是遵循老头子的要求的：他轻轻地跨过去，然后在一排鸡冠花后面蹲了下来。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重蹈覆辙，搂着厨房里的一个桌子腿露出扇盘一样的屁股。就这样，老头子一遍一遍地纠正他的习惯，按照他的说法，这件事要做到死为止。
到鸡冠花跟前去，到鸡冠花跟前去。这是老头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如果二哥这个人物不存在，我家就不会被无数的鸡冠花所环绕。鸡冠花成为我家的一个显著标志。譬如二哥在路上丢了，马上就有人送上门来。因为人们口口相传，他家门口长着鸡冠花的。譬如我那花枝招展的姐姐一在镇上出现，他们就很快认了出来，那是有鸡冠花人家的女儿。至于后来人们直接称呼姐姐和妹妹鸡冠花，我以为这是一个便利的说法。而我的长发和我家的鸡冠花一样，在小集镇的南端地带显得卓尔不群。你知道了，我的雅号就叫长发。
母亲歪在床上探出头来，她担心扫帚击中二哥。所幸的是二哥腰身一闪，扫帚柄横在那堆金黄的物质之上。二哥像是胜利了，呵呵笑着，然后拍了拍屁股夺门而出。不过很快，他又闪回了屋内，梧桐树上一连串的球形闪电噼里啪啦，他被吓坏了。这么大个儿的人还害怕闪电，没有人耻笑他，因为他是傻子，他有这个权力。他有的权力还不止这些，他可以当众扯下裤子露出他黝黑的琐长的玩意儿，他可以睡在父母的床肚里两三天不出来，他可以摸姐姐或者妹妹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他还可以突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或者瘫坐于地。而我就不同了，如果拥有他其中的任何一项权力，我就会被怒斥为二百五，或者耍流氓杀千刀的，甚至遭到父亲的毒打。我比他仅小一岁，从一落地就有了不同的待遇。我一度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傻子，当然一直没有做成。再者，我要也是一傻子，我的双亲定会伤心至死。老实说，他们生育了我姐是失望的，生了二哥之后，更是失望。他们决定酝酿再生一个，我几乎就是带着重负和期盼而来的。你看看，一切就是这么在我双亲于汗津津的夏夜的凉席上一接触的刹那就决定了的，我自然无力更改。
窗外暗得很，树剧烈地摇晃，外面的风雨中夹杂着人们焦躁的说话声，还有行进的自行车、雨披、伞组合起来的声音。总之这个暴风雨的下午使时间一下子提前来到了傍晚。室内没有开灯，父母的卧房内充满了中药味道。暗淡的光线里二哥抱头蜷缩在床头柜附近，他的脸几乎埋在了双膝里。母亲的手伸了出来，不停地抚慰他颤动不已的背。父亲弓着身子在厨房里，一边打扫一边对自己的腰酸背疼唉声叹气。在我这篇小说中，父亲一直是一个唉声叹气的形象，母亲则似乎很少下床，而二哥经常笑呵呵的。
我的姐姐则很少在家里出没，以至于后来在一个夏天的午后不见了踪影，像蝴蝶一样飞出了鸡冠花笼罩的天空。妹妹七岁，像是一直在她苦难的童年里不肯醒来。妹妹是父亲捡回来的，为了这个弃婴，父亲和集镇上的人打过好几次架，并且和母亲闹过别扭。母亲几乎就信从了别人的谣言，认为妹妹是我父亲的私生女。事实上，如人们所说，谁也没有看见父亲从闸口的草地上将一个襁褓抱起。父亲有段时间有口难辩，开始向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亮出他的老拳，后来他懒得理他们了。七年前的初秋之夜，老天爷给我们家送了一个妹妹，她粉团一片，手舞足蹈。她在我们家一直眉开眼笑，后来简直成了我母亲的欢喜团子。她的笑声和二哥的笑声像两种迥然有别的音乐回荡在我们家的屋脊之下，回荡在鸡冠花丛周围。一个低沉、乏味，一个清亮、悦耳。
雨没有停歇，相反愈来愈大。雷声从树上滚到了屋顶，父亲穿好了雨披，他要将二哥的那泡金黄的粪便埋到鸡冠花丛里去。他生来固执得要命，他对事物专注和从一而终的态度令我惊讶。他端着铁锹，冲进了雨帘。他端铁锹的姿势仍如当年在越南那会儿的样子。父亲一度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讲他打阻击战的事儿。他总是说，那会儿，猫耳洞。或者是：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一颗流弹留下的。他总是绾起裤管，露出一截满是疤痕的腿。
后来他跟姐姐的第一个对象，那个复员军人也是这么絮絮叨叨，直到后来那个家伙从我们家鸡冠花覆盖的小道上消失，从我姐姐的情感天空里消失为止。我想他一定烦透了父亲的猫耳洞历史。虽然我对这个家伙并不抱好感。我记得他来到我们家的第一回，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五颜六色的糖果，以此贿赂二哥和我。而我一点没有兴趣，总是爱理不理的，这还曾经为父亲所批评过。他只得将一把糖果塞在妹妹的窝子边并且摸了摸她三岁的小脸蛋，将另一把糖果塞在二哥的手上。二哥后来总结结巴巴地说，那那那个个人呢那个个人人呢，之后就会流下一道长长的闪亮的口水。我那会儿只知道，这个身材高挑的家伙对我姐姐有所企图，想从我们鸡冠花环绕的家里将她诱拐走，后来他和我姐姐分手，我实实在在松了一口气，虽然姐姐为此哭了一夜。我知道她伤透了心。父亲花了几个晚上怒斥和劝慰姐姐，之后就开始痛骂那个家伙，说他不是军人，只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他对那个家伙喜欢上镇上一个供销社主任家的女儿耿耿于怀。事实上，那家伙本来就不是个好人。我记得当时我就是这么劝姐姐的。
父亲摔了一跤，他跌坐在地上。粪便在空中飞落下地，落在他的右侧，距离他撑地的手大约一拃远。铁锹已经脱了手。他跌下雨地的声音很响，我正在西厢房里睡觉。妹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坐了起来，她神情肃穆双耳聆听后说，三哥啊，好像墙倒了。这个七岁的小机灵鬼之后就跳下了床，然后一路尖叫奔向了跌坐在地上的父亲，我听见母亲在呵斥二哥，要他去看看老头子。二哥依然蜷缩成一团，就差躲进三门橱里去了。
父亲的雨披形同虚设，他被雨披包着的身体犹如一个陈旧的器皿，到处滴水。
父亲向我们摇了摇他满是泥水的手，我看着父亲被水浇灌的一头白发，强忍着泪水。父亲说：“等等，我要坐一会儿，就一会儿。”我们站在雨地里，像一尊泥雕旁边的两株植物。我似乎能理解父亲坐在那儿的心情，妹妹执意要拉父亲起来的时候我阻止了她，并把她拖到了走廊上。檐口的雨滴坚决而响亮，在一片茫茫雨雾之中，父亲像是在另一个时空里坐着。时隔多年之后，我写这篇小说时还能透过暗淡的下午光线看见他，他坐在那儿真如泥胎一动不动，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雨在他的背上激溅起雨雾，我几乎能听见他被雨水击打的肉体的声音，吧嗒吧嗒，很是空洞。
母亲在卧室内焦躁地昂着头颅，一遍遍叫着父亲的名字，声音里夹杂着无奈的哭腔。她的诉说声高过室内二哥的哆嗦和室外纷杂的雨声，穿窗过庭直入父亲被雨淋湿的耳廓。她说父亲这般赖在烂泥地上不起身，纯粹是跟她过不下去了，是给她这个药罐子难看，要他干脆把她送到火葬场算了。母亲到底是和父亲同床同灶这么多年的人，她的话很管用，我相信是击中了要害，父亲从雨地起身了。他比刚才还要有耐心，慢慢地将铁锹握紧，在雨地里努力寻找到那一泡屎。这个形象有时候我想起来忍不住要笑出声来，简直像极了战争片中手执探雷器的工兵，在地面上搜寻危险之物。大抵因为摔倒时防不胜防的力量和雨水浸泡，那泡屎由硬变软，渐渐走形，慢慢地变成了一颗一颗更小、更细的金黄色。
父亲不仅为二哥的一泡泡屎头疼，还为我和姐姐以及像绿葱葱的小树秧一样长起来的妹妹操心。至于为家里的老药罐忙碌奔走，他以为是他分内之事。他和远在异乡的二伯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办法，老天爷摊给我的事。那几乎是八九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还住在祖屋里，二伯那次返乡显然另有所图，虽然祖屋仅仅是三间土坯房和几件散架的古董家具：老柜（现已经不存在，变成了柴火和青烟），一张杂材桌子（现在摆在厨房里，就是二哥搂抱着蹲下身子的那张，它为我父亲视为家传之宝所不能弃），还有几个传说中的瓷器宝瓶（至今我都没有见过，或许父亲在临死前会告诉我们）。父亲在他们兄弟叙谈中还流下了眼泪，这不仅当时且在多年之后也令我感到十分诧异，他诉说着自己的腿疼和母亲没日没夜的哼哼，他不知不觉地挽起裤管，露出满是伤疤的腿。阴天下雨就会疼，像子弹在里面转弯。
二伯看见我父亲伤痕累累的腿后心情复杂，最后他丢下了50元钱就离开了我们家，他穿过枫杨树的集镇大道消失在远处。他像是我们家唯一的亲戚。多年之后内心鼓动我去寻找二伯家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我相信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他耿直而善良。事实上，我后来在二伯家还生活了一段日子，那是后话了。
父亲在二伯面前哭过一次，那是唯一的一次，我在门缝里瞧见的。他用粗黑的指头擦拭了眼角，之后用手掌在自己的腿上来回地抚摸，似乎人生的所有疼痛都聚集在那条残腿上。后来二伯站起身来要走了，父亲跟随他来到母亲的卧房。他的50元钱就是在这个时候丢下的，他满是同情地要我母亲好好养病，保重身体，说毕就将钱塞在了母亲的枕头下。之后他就离开了，他光鲜的衣服随后带走了屋内的亮光。我们像几条小狗一样跟随其后，在路上送了很远。过了一道桥后，二伯站住对父亲和我们说，就送到这儿，你们回吧。父亲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看着二伯转身将最小的妹妹抱了抱，放下。二伯走了100米远下去，父亲冲他的背说：“我会给你写信的。”二伯转过身，摇了摇手，再转过身去。
后来我的确看见二伯的一封来信。邮递员将信几乎就扔在鸡冠花丛上。夏秋之际的风拂动着它，温和且令人喜悦。父亲坐在小板凳上津津有味地读了又读，之后他又将问候母亲的话挑出来站在床前读给母亲听。父亲后来回了信。如果不是因为找一枚邮票（那时我开始喜欢集邮，其实这个奢侈的爱好，没过年把儿我就放弃了）我是无缘读到，也不敢去读。信写好了好些天，一直没有信封。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字，那么娟秀，那么工整，几乎和他的军人性格不符。他在信里说了好些想念之类的话，还第一次提到了他的性生活。他说：“你嫂子常年卧病在床，几乎跟一条席子差不多了，而我这方面又特别强，大概是当年猫耳洞里太过亏空留下的后患吧。”当然，在信里他提到了他的儿女们，不过只用了“儿女们都大了”这么一句，里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意思。信夹在他的退伍证和二级伤残证中，我完全是无意间看见的。证件照上的父亲目光炯炯，英俊无比，像是另外一个人。这种不该有的陌生感使我有过一个短暂的恍惚：这个陌生的军人是谁？再定睛一看，原来是我父亲。至于信中所及的“这个方面”，我已经大略懂了。信还是寄走了，父亲站在路边叫住了骑自行车的邮递员，跟他买了一个信封。阳光下的父亲用舌头舔了几遍封口，还在掌心里响亮地拍了拍之后，像是一个稀罕之物似的将信交给了绿色的邮递员。
写信大概是父亲那些年月诉说衷肠的一个较为方便的方法。后来我身居闹市还能够感受到小集镇的鸡鸣狗跳，花繁叶茂。这些信息都是父亲从他的信里给我传递过来的。每次接到他的信，我总能回忆起他舌头舔信封封口的模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早在和二伯通信之前，父亲像是某种智慧早就得到了开启。这得感谢小集镇上的一个女售货员，他为她写过很多信（确切地说，是拙劣的情书情诗，那个时候他自己就是邮差，此事姐姐显然比我早知道）。
那个女售货员有两条水蛇一样的长辫子，垂到屁股沟。她低眉垂眼，皮肤白嫩，体态婀娜，说话声甜美动人。我相信她曾经不止一次地飘荡在父亲的帐顶上，为父亲用隐秘的想象享用多年。那的确是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女人。时隔多年之后，我还看见过她坐在柜台内侧，风韵犹存。可是就是这个女人将此衍化为一场笑谈。好在母亲常年在床，否则她要是听见“你是我的菩萨”、“你的长辫缠着我的梦”之类的话，她肯定要和父亲闹得死去活来。就是那会儿父亲抵消了在我们心目中原有的高大形象，尤其是姐姐。她有一次在梳头的时候，悄悄地说到了父亲，她说真替他害臊。那会儿的姐姐明眸皓齿，天生丽质。当时说此话的时候她又是皱眉又是咬牙切齿，这和我后来在K市见到她时的言语形态已经判若两人。
父亲的风流韵事其实并没寂灭，只是他不得不降低了要求，跟一个集镇西头的寡妇上了床，那个寡妇年旷日久，根本无需父亲说什么“我的菩萨”之类。这同样是我在后来人们的笑谈中获知的。
父亲从雨帘里返身进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笔写信，我相信我以后的写作完全秉承了父亲那种不可遏止的言说冲动。父亲端坐案前，双肩似乎在不停地抖动。
姐姐是18岁左右像蝴蝶一样消失的，几乎就在二伯到来前的两三天工夫。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已经出走，家里她的衣服花花绿绿一件没动，似乎也没有人看见她在集镇大道上出现过。她似乎消失进某一种花蕊，某一段烟尘。只是过了一个礼拜，她来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她先于二伯到来前的两三天离开，她的信却比二伯来信迟两三天。这封信上她清楚地写上她暂住地的地址，而不同于后来的信件：寄信人的名字也没有，只是通过歪歪扭扭的字迹略可辨认是姐姐的来信。
父亲并没有看出其中的蹊跷，他固执地往一个地址寄发了数十封之多（这个暴雨的午后，父亲写的一封也在其中），当姐姐见到这些信时痛哭流涕。姐姐的信件随着日子一长愈来愈稀少，父亲的担心显而易见，他不停地给姐姐去信，可总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就在妹妹刚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他教给她最初的文字启蒙就是如何写信。妹妹第一个先学会的汉字是姐姐。这里面含着父亲的某种执拗的情怀，他相信信件一直持续下去就像是长线入海，总会钓回大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