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车睡客
今夜，外面的风很大，寒流过早地侵人了这个城市，我不知道那些板车上的睡客们该如何熬过这冷冷的一夜。
板车还是乡下最长见到的那一种，两个比自行车轮稍大些的轮胎，几块拼凑起来木板架在两根有些弯曲的硬木上，没有比这更简单的运输工具了。拉板车的还是拉板车的，只是他们将板车从乡间拉到了城里，他们甚至还来不及换下那双只有底没有帮的皮革“鞋”。他们进城来，只是为了多挣几个钱支付孩子们的学费或攒着盖房子。
拉板车，是一项单纯的力气活，而他们有的正是单纯的力气。
我是在通往江边的一条并不繁荣的马路上见到他们的。那时正是夏末秋初，夜晚已有些凉意，且蚊虫特别地多。就在这样的露天里，他们早已躺在了自家硬邦邦的“床”上，身上胡乱盖着些薄薄的分不清底色的被单。有一男一女好像是一对夫妻，挤在一张板车上，男的正很响地打着呼噜，两只光脚就伸在被单外；女的将头枕在男人的胸口，仿佛也睡得很熟，在昏黄的路灯下，看不清他们的神情。而在他们的脚边，出租车一辆接一辆疾驰而过，还带着呼啸的声音，他们却依然能旁若无“车”，睡得安稳，想必他们白天干活实在太累了。
我慢慢地从他们的身边走过，有一个未睡着的孩子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眼里充满了警惕。
幼乞
“叔叔，给点钱吧！”一个声音稚嫩得让人欲哭，几乎街头所有的行人都听见了阳光下的乞求，一只小手随之伸了过来。
真不愿意将beggar（乞丐）这个单词用到这样一个孩子身上，至少他应该是“祖国的花朵”，他乞求的应该是无价的知识或是快乐的童年，而不是路人或有或无的一点施舍和怜悯啊！
在老家罗岭，我会经常地遇见一些“正宗”的乞丐或“假冒”的骗子，他们的共同特征不在于脸上呈现的伪装的或真实或悲苦模样，而是那只毫不犹豫地伸出的脏兮兮的手来（除非他没有手），然后说几句吉利的话，或干脆什么也不说，拍拍米袋子又迈向另一个家。那一刻，他们的目光总是显得很满足，脚步也就不那么蹒跚了。我也曾细心地打量过他们伸过来的手，指甲弯曲，灰黄，满是尘垢，指节粗大坚硬，手背褶皱得厉害，我以为这才是理所当然的乞丐的手，和他们的表情一样毫无生气。但近来又听说乞丐要价上涨，原先的一角钱半升米就可以打发，现在不行了，不给，他就大大咧咧地骂你，甚至踢你家的门，砸你家的窗玻璃——他们的手又派上了新用场！
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眼前这只虽很脏但很小的手同“乞讨”联系在一起，老实说，当这只手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由得后退了半步：我怕。至于怕什么，我也说不清。我只是掏出五毛钱硬币按在那只小手上，然后飞快离开了。
等我回头再去看时，人流中，那只小手仍然孤零零地伸在那里，像一截塑料模特的残臂。
傻姐
傻姐不声不响地一个人回了娘家。她就坐在她曾经睡过的床上，一脸无助地望着我们。
傻姐是舅舅家的二女儿，生下来就带着傻气，到了三四岁还不会说一句完整的话，而且舌头老打结，按我们家乡的话说，就是孬子。这也就注定了她不会和她的姐弟妹一样，平等地享受读书、结婚的权利。她的一切只能而且必须由她的父母安排，她只有服从的义务。
嗜酒好赌的舅舅终于费尽心思安排好了傻姐的婚事，男方是个哑巴，会木工活，家里有二层楼房，舅舅已经很满意了，我们仿佛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哑巴姐夫。我们一致认为，傻姐会幸福的，虽然她未必知道什么叫“幸福”。
正月初六这一天，按照罗岭的风俗，我们的傻姐被表哥很费劲地背出了她生活了26年的家门。我记得她当时的神情有些害羞，又很是悲伤，她抱着舅妈痛哭流涕。我偷偷问母亲，傻姐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吗？母亲犹豫着说，大概知道吧。回头再看时，她已安稳地坐在了喜车上，表情有些木然，两行清泪还挂在她阔大的脸上。我注意到她头上的花饰歪在一边，她倒并不在意，只是狠狠地擤着鼻涕：正月的天很冷，傻姐不小心感冒了。
哑巴的家在练潭的一个离公路至少有三四里小路的村子里。汽车在九里十八弯的土路上颠簸着前行。我笑着对我的兄弟们说，哑巴要是打傻姐了，傻姐肯定不知道怎么跑回娘家，大家一阵猛笑，笑过之后，我的心却突然一紧。
现在，傻姐一个人坐在我的对面，一脸无助地望着我。她要告诉我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