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摆渡真实与幻觉
奥尔罕·帕慕克（OrhanPamuk，1952-），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大学主修建筑，1974年开始写作生涯。著有《我的名字叫红》《雪》《寂静的房子》等。
小说家明明是在讽刺社会现实，但在政治的高压下，他们又会特别强调这些只是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莫言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此前还有一位法籍华裔的得奖作家叫高行健[1]。莫言得奖的消息出来之后，引发了很多争议。简单来讲，这些争议大多围绕着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来谈，比如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时，莫言怎样跟外国记者谈论中国的状况等。
其实，最近十几年因为政治原因引起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在少数，比如2006年诺奖得主、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他本来在土耳其是位很受敬重和欢迎的小说家，后来写文章、做访谈犯了禁忌，蹚进政治这汪浑水。他谈到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期间曾经屠杀亚美尼亚人[2]，而这件事情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土耳其历史上一个需要被抹除的阴暗记忆。他还在小说里写到土耳其政府怎样对待库尔德人，公开挑战当局底线。虽然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最西化、最开放的国家，但仍有相当多的禁区。帕慕克因此被告上法庭，其中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是“侮辱土耳其”。
打官司的过程中传来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土耳其政府很尴尬：真的要抓这位诺奖得主去坐牢吗？土耳其文化部长在回答外国记者采访时很巧妙地说，帕慕克先生是我们土耳其文学的代表，是我们最优秀的作家，对于他的获奖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至于他跟我们政府之间的争议，众所周知，所有伟大作家在政治上都跟自己的政府持不同看法，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
后来这个控诉好像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了。但双方矛盾依然存在。2008年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是土耳其，帕慕克作为国宝级作家当然要去，土耳其总统也去了。在开幕式演讲时，帕慕克盯着坐在台下的总统，说着说着就开始批评土耳其的审查制度，大谈政府对书籍、电影的审查非常过分……他的语调很平静，但言论很激烈，搞得总统脸上一阵难看。
2012年中国内地翻译出版了一本帕慕克的小书《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面也谈到很多跟政治有关的事，但我在此想谈的是他对文学的见解。这本书是他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座[3]演讲的结集，谈自己写小说、读小说的一些心得。诺顿讲座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人文科学讲座之一，邀请的全是艺术文化界的巨星。每个演讲人都会非常认真地准备讲稿，讲完之后稿子直接拿去出书，比如斯坦纳[4]的《大师与门徒》。坦白讲，帕慕克讲的东西可能比不上之前的一些大师，比如卡尔维诺[5]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简直是经典，不过他仍有一些很独特、很有趣的观点。
帕慕克谈到一种写法，我觉得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读者可能会有共鸣。他说虚构文学是西方产物，所谓“小说是虚构的”这一观点未必会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读者所领会和接受。这并不是说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自己的虚构文学传统，而是说读者总是倾向于把某些虚构的东西当成真的。在现代小说传统兴盛的西方国家，如果一本小说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来叙述，读者很清楚这个叙述者绝对不等同于作者本人。好玩的是，这样一个虚构传统到第三世界国家之后发挥了一个妙用。帕慕克以自己在土耳其的经历为例，说很多小说家明明是在讽刺社会现实，但在政治的高压下，他们又会特别强调这些只是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帕慕克借用德国诗人席勒一篇文章的标题《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来定义这本演讲集的主题。“天真的”指的是像歌德那样的作家，你觉得他写东西好像不经雕琢，一切信手拈来，自然流露；若拿中国诗人来比较，大概就是李白。另一种作家则是“感伤的”。请注意，德文这个词还包括一重跟英文“sentimental”不一样的意思，指一种忐忑不安、反复思量的状态。这种作家总是在琢磨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这个词放在此处恰不恰当、怎么样经营意象等；若以中国诗人举例，可能就是杜甫。
同样地，帕慕克认为小说的读者也大致分为“天真的”和“感伤的”两大类。很多读者读小说时越读越卷入其中，不知不觉就把故事全部当成真的，以至于见到作者本人会问，这些是不是真的在他身上发生过。我们一般会觉得这种阅读方式很不上道，是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幼稚的读者，或者本书所讲的“天真的读者”，会对小说信以为真。
另一种读者则非常老到，熟悉各种虚构文学的叙事技巧，甚至读过不少文学理论，以至于边读边分析小说里面的各种技巧。这有点像看电影，假如你是一般的观众，会被剧情吸引，被演员的漂亮脸蛋吸引，跟着他们往下走；假如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观众，你会看到剪辑的逻辑、配乐合不合宜、镜头角度的不同等等。
帕慕克如何看待这两类对立呢？他的答案是，小说的乐趣在于总是让读者在这两端之间矛盾纠缠，而这正是小说魅力的核心。他的一个朋友是很有名的文学教授，有一次他们散步经过一个地方，朋友说：“你不就住在这儿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帕慕克小说里的叙事者说他住在这儿。可见连文学教授有时候都会觉得小说真的是在谈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事。
小说家写的东西完全真实，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虚构也不可能。到底小说家在小说里创造的是什么呢？帕慕克的说法是，小说家是在利用小说里所有的素材为自己经营另外一种人生，让自己好像很真实地过着另一个人的生活，进入另一个世界似的，这个世界要真实到让读者相信它是真实的为止。
帕慕克说他少年时曾如饥似渴地阅读欧洲小说，可是小说里提到的一些物品他不懂，常常会限制他对小说的理解。一般人以为相较人物性格、情节发展而言，小说里出现的物品不那么重要。真的吗？
大家想想看，假如你不知道普鲁斯特[6]笔下的马德莱娜蛋糕是什么，将会对你的阅读造成多大障碍啊！帕慕克认为小说的故事其实总是要围绕很多物品来发生，比如街上的马车、餐桌上的小糕点、壁炉上的小摆饰等，这些物品并非不重要。
在帕慕克看来，小说的缺陷在哪儿呢？用哲学讲法就是“saying”
（说）与“showing”（展示）的区别：小说能说出来，但是没有办法展示出来，不能让一个活生生的物品呈现在你眼前，使你看得见、听得见、闻得到、摸得着甚至舔得到它上面铁锈的味道。他认为博物馆对小说而言是一个可以对照、弥补、展示、使之物象化的系统，而小说保留的则是我们对于这些物品的组织方式，以及我们日常生活说话的一些方式，比如19世纪末的人日常说话的语调、口吻、俗语等。这些东西不在任何典籍中记载，只在小说中保留，恰如博物馆保留物品一样。那么，有没有一部小说既能展示物品，又能诉说围绕着这些物品的故事呢？有，那就是帕慕克的另一本杰作《纯真博物馆》。
（主讲梁文道）
《纯真博物馆》
纯真不再，记忆犹在
为一部爱情小说建一座博物馆，意义何在？
《纯真博物馆》是奥尔罕·帕慕克花10年时间酝酿的杰作，是他“最柔情”[7]的小说，2008年出版后大受欢迎。帕慕克在构思这部小说的同时，竟然在伊斯坦布尔修建了一座真实的纯真博物馆[8]，馆址正是小说女主人公芙颂的家。
有人形容说，《纯真博物馆》是土耳其版的《洛丽塔》。这部厚达500多页的小说，故事其实非常简单，甚至有点老套，可是碰上帕慕克这种讲故事的高手，一个平淡到几无情节可言的故事被叙述得相当动人。
1975年，30岁的“富二代”凯末尔在订婚前一个多月，疯狂爱上18岁的远房亲戚芙颂。当他与一位名媛订婚后，芙颂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悔婚，遍寻芙颂。重遇芙颂时，这位漂亮姑娘已为人妇，主动邀请他去家里吃饭。原来芙颂嫁给一个满脑子电影梦想的年轻导演，但没人愿意资助他，她希望凯末尔去做投资人。此后八年，他经常去芙颂家吃饭。最后芙颂意外身亡，他终生沉浸于对这段爱情的回忆之中。
凯末尔晚年说他一生过得很幸福，与小说第一段遥相呼应：“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在那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里，我被包围在一种深切的安宁里，也许它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但我却在年复一年中感到了它的幸福。”他与芙颂短暂的欢爱，成为永久的幸福记忆。
这本书最独特之处不在于如何写感人的爱情故事，而是作者构思小说的方式。很多年前，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楚库尔主麻街买了一幢窄小的老楼，后来改建成一座小型博物馆。这条街区有点像北京潘家园、香港摩罗街，帕慕克经常在那里逛旧货市场，有时收集回来一件东西，就将其编织进小说。因此，《纯真博物馆》每一章节都有特征鲜明的物品。
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件物品是芙颂的烟蒂。凯末尔说：“从芙颂消失那天算起，339天后，我终于再次见到了她。这之后的整整七年十个月，我为了看芙颂、吃晚饭去了楚库尔主麻。其间一共是2864天，409个星期，去了他们家1593次。在我去芙颂家吃晚饭的八年时间里，我积攒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凯末尔搜集爱情生活中的一切物品。他说：“我爱芙颂，也爱她爱过的，甚至是触碰过的一切。我悉数收集起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将它们放入了自己的博物馆。我建成了一座‘纯真博物馆’。这里就是我的家，能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纯真博物馆’中所有物件的故事，就是我对芙颂的爱情故事。”读者只能去想象凯末尔的“纯真博物馆”，而帕慕克修建的纯真博物馆真实可见。为一部爱情小说建一座博物馆，意义何在？其实，这部小说并非单纯的爱情故事，而是对一座城市的爱恋。像当年写《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那样，帕慕克深情地关注着伊斯坦布尔的种种变迁，将那些已经消失的日常生活用品用文字呈现出来，比如老旧的报纸广告、早已停产的汽水瓶等。
当然，这么做还有一个更宏大的主题。虽然帕慕克很少提到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9]，但我觉得他们的心灵是相呼应的。本雅明也喜欢搜集物品，用来展示一个国家刚刚迈入消费社会时，人们面对新东西的欲望与困境。在《纯真博物馆》里，我们也能看到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越来越西化时，人们接触外来物品的渴望与困惑。至于书名为何叫《纯真博物馆》，我想不仅因为爱情是纯真的，当一个国家处于前消费主义时代，那种对物质粗糙的、笨拙的、幼稚的态度也是纯真的。帕慕克为那样的年代写了一部小说，为那样的年代建了一座博物馆。
（主讲梁文道）
《白色城堡》
你不是你，我不是我
人是可以被取代的，只要你把自己的故事和盘托出。
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最有名的作品是历史小说《我的名字叫红》（1998年）。但不少人认为，另一本更早的小说《白色城堡》（1985年）的艺术成就高于《我的名字叫红》，虽然后者更为有名。这类评论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我的名字叫红》中有些主题在《白色城堡》中早已探讨过。
17世纪的地中海，强权兴衰更替。过去称霸一时的威尼斯已日薄西山，如日中天崛起的是奥斯曼帝国[10]。《白色城堡》的故事就设定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一艘威尼斯船只被土耳其舰队俘虏，其中有位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热爱科学文化知识。他在伊斯坦布尔沦为奴隶后，被人当成礼物送给一位名叫霍加的土耳其学者。主奴二人不仅相貌酷似，而且都酷爱学问，经常在一起探讨各种知识，诸如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称伊斯坦布尔海峡）潮流的成因、美洲红蚂蚁的习性、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等。于是两人的关系变得很奇妙，有时像主奴，有时像朋友，有时像双胞胎。最终两人的身份发生了置换：威尼斯年轻人以霍加的身份终老土耳其，而霍加则乔装成威尼斯人去往意大利，讲述他在土耳其的种种遭遇，然后名利双收。
互换身份似乎很离奇，但小说的叙事几乎天衣无缝。故事想表达的主题是帕慕克一直关注的那个大哉问——“我是谁”。主人公霍加就常常困惑于此，竭尽全力想探索“真我”。他自认为跟身边那些人不一样，那些笨蛋“因为‘笨’，他们看到了头顶上方的星辰却不去思考；因为‘笨’，对于要学习的事物，他们会先问有什么用；因为‘笨’，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细节，而是大概；因为‘笨’，他们都一个样，诸如此类”。
霍加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却也无法真正认清“我是谁”。对身份的追寻，便成为小说的主线。西方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我，“我之所以是这样的我”是有理由的，但帕慕克在小说中颠覆了这种看法，让两个人身份互换，让一个人去过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他想表达的是：不要以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只要你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全部告诉别人，包括坦白你所犯下的种种罪行，那别人就有可能取代你的角色。换句话说，人是可以被取代的，只要你把自己的故事和盘托出。
除了个人身份问题，《白色城堡》也在探讨所谓“文化身份”的问题。土耳其自古以来位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小说中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是可以互换身份的，因为二者最终在文化上再也分不清谁是谁。小说留下的谜题是：土耳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主讲梁文道）
《霍乱时期的爱情》
爱情是一种病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GarcíaMárquez，1927-），哥伦比亚作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目前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著有《百年孤独》《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
一见钟情与一生一世结合起来，故事其实非常简单。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文版于2011年推出时，大家都很震撼——这位盖世文豪终于肯授权出版中文版了！过去他一直抱怨中国人太无良，盗版他的作品几十年，为此气得不得了[11]。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他总算被我们新一代出版人的良心打动了。这本《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正式获得中文版权的新译本，接续《百年孤独》的气势，引来很多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