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隐约记得，一个和煦的春日，我托了一只用细线拴着的翠鸟同净托家族的一个小孩在龙潭畔嬉玩，水边的细叶芦苇和翠色栎树把潭水映得如同巨大的翡翠，我们翻开一堆苔藓横生的鹅卵石，查看下面是否有可供燕雀啄食的虫子。过了一会儿，有几条鱼朝我们游过来，那小孩见了，便爬到栎树上摘了些包着硬壳的球形小坚果，然后用这些小坚果去打水里的鱼，我则在一旁忙着应付扑翅飞动的翠鸟。当天晚上，这个小孩就发烧生病了，第二天一早，他的母亲来到我家着急地询问头一天发生的所有细节，我尽力做了回答，我祖母在旁边听完后肯定地说，孩子的“哦恒”迷路了！接着又神秘兮兮地自言自语道，龙潭的栎树是不能动的，鱼更是不能打的，说不定他的“哦恒”被龙潭的“署”（一种精灵）捉住了，但他又没有真的打着鱼呀，“署”不会这么小气吧。我祖母建议黄昏时为孩子做一次“哦恒胆”，孩子的母亲含着眼泪同意了，同时，我祖母警告我以后不要随便碰龙潭的一草一木。
纳西人认为，男人有九个“哦恒”（灵魂），女人有七个“哦恒”（灵魂），不同的“哦恒”掌管着人体不同的部位，人生病主要是由于有的“哦恒”脱离肉体后找不到归途所致。小孩的“哦恒”如同小孩一样贪玩，最容易因嬉耍而找不到返回肉体的归途，出现这种情况时，小孩就会生病，应该由小孩的母亲做“哦恒胆”仪式，把小孩的“哦恒”喊回来。只有母亲才能把小孩的灵魂喊回来。因为母亲的喊声可以传到走九天九夜才能到的地方，而父亲的喊声只能传到走三天三夜的地方，所以父亲很难将小孩的灵魂喊回来。
那天黄昏，我和祖母拿着几个鸡蛋去看望病孩，他的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做“哦恒胆”用的一碗热饭，一个熟鸡蛋，一块肉及一双筷子，大门朝内的屋檐下，还挂了一只用来对付邪力的猴爪。太阳下山的时候，病孩母亲端着一碗放有蛋、肉、筷子的米饭，悠长深情地喊起病孩的魂来：“孩子，回来呀！回来呀！家里的牛羊已经从山上回来了，你跟它们一起回来，别人家的孩子已经从路边回来了，你跟他们一起回来，不要在山上玩，不要在河边玩，不要在龙潭边玩，回来，妈妈已经为你准备了好吃的东西，快点回来，和
家人一起吃晚饭！”一连呼喊了许多遍后，病孩的母亲结束了整个仪式，她紧张地端出一碗清酒摆在地上，然后轻轻地朝酒里放入九颗麦粒进行占卜（沉入碗底的麦粒双数为吉兆，单数为凶兆），结果有六颗麦粒沉了下去，这一吉兆使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过了两天，那孩子的病就好了。
那时，阿诗厂人仍保持着不少禁忌。在一般情况下，狗肉、马肉、猫肉、水牛肉是不允许吃的，不仅因为这几种家畜在各种传说中，为祖先立下过汗马功劳，更由于它们是人忠诚的奴仆。在平时，人们注意善待这几种家畜，它们病死老死后，妥善地将其安葬。吃狗肉是尤其要忌讳的头等大事，吃过狗肉的人，被视为是不纯洁的，当和汉族人发生了矛盾，纳西人会用轻蔑地口气说，“哈巴克史子”（吃狗肉的汉族）。坐在家里的人，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如果只喊了一声，而且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是有鬼魂在喊自己，不能答应（纳西人认为鬼魂喊人只会喊一声）；喊了两声以上便是人在喊，可以答应。天黑之后吹口哨被认为是在喊鬼，所以要忌讳，吹了多次口哨，鬼魂会乘着黑夜前往家中作祟。平日里，如果有母鸡在学公鸡叫，要捉住这只母鸡到门槛上把头砍掉，不这样做的话，人们相信很快就会有人死去。一旦有天上的飞鸟把屎拉在人身上，人却没有看见拉屎的鸟（看见了则无碍），意味着有秽气附在身上，得赶快回宅院中烧五谷香火，祈告除秽，否则有可能会大病一场。黄花闺女，尤其出嫁的新娘子是不可以骑驴的，情死之风的开创者“风与云之母”达勒阿莎命，就是在出嫁那天骑着驴去情死的。
雪山的圣性之光照住了离开家乡的赤子
阿诗厂有一座建于19世纪初的村庙，位于阿布家族祭天道场以北百余米处，它是汉文化浸入纳西文化深境后的胶合之物。1949年前，这座糅混着儒佛两股灵息的小庙宇供奉着菩萨，每逢初一、十五，不少附近的纳西乡民会到庙里焚香膜拜，阿诗厂人过去有在大年初一禁荤吃素的习俗，大约和这座小庙不无关系。村庙最出名的是一组古拙浑朴的二十四孝窗雕图，出自于丽江大名鼎鼎的木雕高手杨玉昭之手，据传当时雕了三年三月三日。雕艺高妙的杨玉昭是丽江坝达瓦村纳西人，喜啖鸦片，每日必吃斋念佛，他雕造人物鸟兽每每最后才雕刻眼目，以使物像鲜活传神，他有一个特别的贴身木盒，里面放着用杨柳枝在陶盆内烧制成的柳炭笔，作为雕刻前勾画轮廓之用。
20世纪50年代初，村庙被区公所占用，大幅领袖像取代了菩萨像。不久后，这里变成了一所乡村小学，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他们是我父母的汉文启蒙老师，胖老师叫和志忠，由于脖子粗大，人称大脖子老师，他善使弩弓，常常在学校外面的几株大槐树下射杀飞鸟以解荤馋，瘦老师是地主之子和庚善，此人极爱吃臭豆腐，住处不时飘游着醇淡的臭豆腐气味。
1973年秋天，由于几个小伙伴上学了，所以我常常在村庙做成的小学外游荡。明镜般的太阳朝迎万派，阔大的大地袒露着灿烂的金黄母体，一头牛的黑角晃动着几簇野菊的芳香，一群羊的柔毛闪现着华丽而高洁的青天。在秋虫悠长的啁啾中，乡村教师拿腔拿调地用纳西话教授着汉文，一群土音未改的纳西娃则可笑地尖声朗读着课文。我躺在大槐树下的几片野花上，仰望一朵白云像一朵野花一样缓缓地绽放，不断绽放，弥散开来，消殒，直至幻化为空无的青色。不时有披着棕色蓑衣的纳西女打着赤脚出现在田垄上，有时候，可看见高大的外公架着几只熟鹰守护着生产队沉甸甸的稻田，有雀群扑打着翅膀来啄食革命的稻穗时，熟鹰便如战机般沉稳地升空，直捣雀群麻灰色的小头颅。
蓬勃的秋风从大槐树上漏下来，它在这片土地上迎接着列祖列宗出生时的第一口气，也送走列祖列宗寂灭时的最后一口气，它饱含着镜花水月和生活的秘意，亲抚着幼小的纳西之子。那时，尚不会说汉话的我绝对料想不到，生活就像轰隆奔驰的列车会这么快把自己带离祖先的地盘，带到后来被称作香格里拉的藏区高原，带到山香水软的江南，带到灵和丰饶的巴蜀之地——转眼间，三十年过
去了，2004年春节，当我从千里外的成都返回到阿诗厂时，缀满傩面的时光已用崭新的涂料抹去了旧时代的印痕，幼年时代贫困壮丽的小山村已粉饰一新，一条摩登的高速公路从阿布家族的墓地和净托家族的墓地之间通向不远处的丽江机场，西装革履的亲族们丰衣足食，昔日茂盛的森林被砍伐殆尽（除了墓地上的一小片），纳西文化愈加颓废；而祖母和外公早已骑着灵魂的冥马归入了冥界，当我庄重地跪在他们的坟冢前焚燃一把纸钱献上一杯祭酒时，旧年的光影便冲破阴阳相隔的神明界面大片汇集过来，把我们一起接回到流失已久的亲情岁月。2月25日，我来到了村庙，这座小古庙在1996年2月3日的大地震中大部分坍塌，此后再未恢复元气，只见破落的主殿卧在齐腰高的萋萋荒草中，画栋和龙首柱头上晕染着靛青色与粉白色相间的古旧颜料，当年的大槐树更显苍劲，一树红梅和一树白梅挂满了静默的鲜花，无限清冷中，倚在梅枝的繁花上，我突然想起冯至的诗句来：“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那是遥远而热烈的深秋，1973年深秋，我母亲追随当兵的父亲前往中甸一年半后返回到了家中，她此行的目的是来接我和妹妹的。身板健实的母亲坐在青石台阶上，一双大眼睛在灿若莲花的脸庞上深情地亮着，她用锡盆端来些清水，为我拭去满身的尘垢，洗着洗着，头上的麻花大辫就垂到了肩头。我祖母暗地里哭了几次，她实在舍不得让我走，拉住我的手哽咽着说，一定会来看我的。
纳西乡村生活结束了，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拉上了它的天鹅绒大幕。几天后，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起程去了中甸。当汽车爬过古邱塘关的关坡时，青瓷色的长天中浮出嵯峨的玉龙大雪山来，那庞大的底座呈现着仿佛被青铜浸染过的铁黑色，上端堆满了混合着古雪和新雪的盖世白雪，纳西人的圣山一头挽着天界，一头挽着人界，它的圣性之光照住了离开家乡的赤子，并将照住他的一生。
（刊于《青年作家》2009年第4期）
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
蒋蓝
刑法的工艺化
每年三月份，我所在的报社均要安排员工体检。有一年联系的对口单位是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体检不得吃早餐，我想尽快结束，一早就去了。作为成都有名的销金窟，科甲巷仍沉浸在睡意的薄雾里，白日、黑夜拥挤不堪的巷道，被黑大理石和洁白的花岗石整合起来，反显得有些寂寞和宽敞。记得1990年代初，我为买一双当时流行的美国战靴，曾在这条当时被民间称为“二奶街”的正科甲巷里逐店寻访。如今，成片低矮的民房早已拆除，耸立起的基本是一些貌似古物的赝品。在做旧基础上的金碧辉煌，尽管如此抵牾，但毫无疑问是体现时代门面的美学指标。
几百米长的科甲巷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名科甲巷正街，民国时改名至今。清代来省试的举子生员多住此巷客栈，“科甲”有“祝考中”之义，因此得名。科甲巷包括正科甲巷、大科甲巷和如今已不复存在、仅留其名的小科甲巷（因建立第一人民医院时，小科甲巷东段被堵，1981年地名普查时并入正科甲巷）。
正科甲巷为南北走向，即南起春熙路东段、大科甲巷交会口接城守街，北止总府路，长291米。大科甲巷为东西走向，东起红星路三段，西止正科甲巷、城守街交会口连春熙路东段，长189米。不过，让科甲巷扬名的并不在科举或朱熹祠堂，而正在于这里曾是石达开的凌迟之地。
在锦华馆馆口，一座汉白玉碑好像从地下冒出来的，镌刻清末文人高旭于1906年托石达开之名而作的五言律诗《题壁诗》：“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想想就该明白，如是出自石达开之手，“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石达开不可能自称为“大盗”，何况他曾“应省试，举孝廉，邃于孙吴之学”，显然是深悟学问精髓之人。关键还在于，托名之作诗格太糙，比起石达开的诗心，有云泥立判之别。比如他的《述怀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戎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气势沉雄，被《饮冰室诗话》收录，梁启超赞不绝口，认为即使是陈琳的《讨曹操檄》、骆宾王的《讨武氏檄》都不如此联。
走到正科甲巷南口的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抽完饿血，就去X光室照胸片。我脱掉皮夹克，在黑暗中举起双臂，正面、反面，呼吸、憋气。那盏低功率的红灯突然大亮，红光普照，把那个暗中操作的医生拉出了皮影戏一般的黑影。从X光室出来，我坐在走廊等结果，心中一惊：在我所在的门诊部大楼原位置，应该就是清代按察使司署臬台衙门的尾部（它的正大门接东大街，今已不存），它的后门就是监狱所在位置。臬台衙门因要关押犯人，纵切极深，与正科甲巷南口相交，深达半条街。
记得李劼人先生在《暴风雨前》中就明确指出，石达开的凌迟地点就在科甲巷口的监门。
从一医院出来，我在伊藤洋华堂斜对门的快餐店吃了点东西，望着医院门口巨幅的阿迪达斯广告牌，NBA球星那大汗淋漓的双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299页。
腿，那肌肉隆起的手臂，刚毅血性的表情，我决定回家。在自己收集的资料照片里，找到1995年在四川省档案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中，拍摄的那份处决石达开的档案原件，即清政府处决翼王石达开的公文。札文清楚地记载了处死石达开等人的具体详情：“将发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腌罨、木笼盛装，以备解现京师，传示各省余贼。首级即枭示四门，以昭炯戒。其石逆幼子石定忠著牢固监……”（标点为笔者所加）周询在《芙蓉话旧录》里说，至光绪末年，成都一般都是在农历霜降后“秋决”行刑。最初刑场在东较场，后因附近居民渐密，到清中叶后，改在北较场。光绪末年编练新军，在北较场修建武备学堂，将刑场改在北门外砖棚子前一空坝内。“凌迟”人犯，成都俗称“剐刑”，则历来都在北门外的荷花池。
我推测，“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拖延”的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事变，对石达开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蒋维明、郑光路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臬台监狱进行凌迟。
有论者认为行刑地点是位于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说“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周询在另一本著作《蜀海丛谈》中就作此说周询也承认非自己亲眼所见，是得自父亲口述，是“先太守甫截取来川，充省城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在此聊备一说。
至于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则云：“六月二十二日，奉清廷谕，凌迟，行刑于北校场。”却不知以何为据。
经过对资料的反复甄别和田野考察，督院街一侧一个叫“院门口”地点，进入了我的视野。
周询：《蜀海丝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82页。
自明代以来，督院街历朝均系川省最高权力机关所在。明代之巡抚都察院，清代之四川总督衙门，民国时之督军署、省长公署及省政府等，均设于此。它西接走马街，东连南打金街。后人取部督之“督”字，和都察院之“院”字，连接起来，则命名为督院街。
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于大渡河兵败被执后，解送成都位于科甲巷的总督衙门关押。6月25日，川督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崇实在相距不过两里地、位于督院街的总督衙门提审了石达开和他的手下曾仕（宰辅）和黄再忠（中丞）。王廷焕指出：王家坝街向西与丝棉街接壤，在督院街与龙王庙相交处的一个街口称“院门口”，是指督院街口，这里也曾像北京城的菜市口是一个刑场。清朝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臬台衙门的监狱，从那里提出后被杀害于“院门口”。现在，此地约在已成为红星路下穿隧道南端出入口南行50米的宽阔公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