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让我们发现，有关石达开的殉难地点，有了四种说法：科甲巷的臬台监狱、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北较场、督院街口的“院门口”。2009年3月2日夜，我向四川省文史馆学者李殿元、张绍诚分别发去求教电邮，他们翌日回电指出，最大的可能地点，还是在科甲巷的臬台监狱。
如果再准确一点，凌迟地点，是在臬台监狱旁边的三合土院坝上。
凌迟在秦汉就已经出现，但不为国家法典允许，属于私刑。作为刑法，凌迟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朱元璋亲颁《大诰》全面推行凌迟。朱棣靖难之变以后用此刑杀害的朝臣100多人，铁铉受刑，居然是在朝堂之上。每割一块肉还把肉放进铁铉口中，问他香不香。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发展到清王迋焕：《王家坝官邸与“枕江楼”娱乐场》，《华西都市报》2007年3月24日。
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
凌迟在历代操作中是不同的，一般是切8刀。先切头面，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8刀要多，清朝就有24刀、36刀、72刀和120刀四类。据记载，实际执行时，对恶贯满盈者，则可以增加刀数。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3天，共4700刀。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我觉得比较真实的是对付袁崇焕的“鱼鳞剐”，剐13700刀，分3天完成，英雄的肉还被广大百姓分而食之……周实先生在《刀俎》中，为汉语读者详细描摹了袁崇焕遭受“鱼鳞剐”的细节，可以参看。
在对凌迟工艺进一步细化的谱系中，曾国藩的贡献不亚于他为后世提供的“为官心得”和处事箴言。这个温文尔雅、吃透了传统文化的大儒，对凌迟来了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是在割去受刑者的肉以后，还要撒上几把盐！而骆秉璋在这条血肉之路上再出奇谋——用烙铁再细细烫一遍创口！这个改良主义的设计，首批试验者就是石达开一行。如果说，曾国藩的改革是为了加剧疼痛以泄心中大愤，那么，骆秉璋的改良就是为了延续受刑者的痛苦——防止因失血过快而死亡，使得受刑过程变得过于单调，缺乏高潮和结尾！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当中倒是记录了一个颇有深意的事件：“当同治及光绪时，有范某者，为城守营之领旗马兵，夙称刽子手中之巨擘，自弱冠以至七十余岁，手刃及剐之人，不可数计。每斩一人，给钱一千文，剐则三千文。后之行刑者，亦无一不是范之弟子。在省城言杀人事，亦无不知有范某者。”爱新觉罗·载淳在1862年登基，开启“同治中兴”的新时代，石达开等人的剐刑，在成都自然不会从“刽子手中之巨擘”范某的麾下逸出。
而根据民俗学者蒋维明《科甲巷与石达开之死》的考证，行刑的刽子手计有三人，其中一人叫余宝，他的师爷叫段一刀，60年前鄂华：《石达开死亡真相考》，《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在成都东校场对白莲教首领冉天元实施凌迟，刀法精湛，四川总督特奖励银牌。深得师傅真传的余宝，要牛刀小试了。我推测，范某与段一刀，极可能是师兄弟。
我的老家盐都自贡，有一道名菜叫“火边子牛肉”，是用极锋利的小刀剥下推卤牛的腿部肌肉，成巴掌大小，再予上味、熏烤。山西作家李锐在长篇《银城故事》里，借用了这个脍炙人口的刀法，移之于清廷酷吏威胁革命党，刀光清幽，自然获得了成功。这个刀法是否启发了骆秉璋以及魔头范某、段一刀，不得而知。
他的名字就是反抗的代名词
1863年6月12日，石达开及其5岁的儿子石定忠，部下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一行，经汉源、荥经、雅安、邛崃、新津，被押解到成都，骆秉璋会同川省文武官员，提审石达开等5次。6月25日，见榨不出什么油水，更怕突生变故，决定用刑。清末文人周询的《蜀海丛谈》记载的行刑背景是——“当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
周询的父亲周甫，时任省城保甲总局提调，参加了审讯全过程，经他口述，周询的描绘相当金贵：
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趺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辨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蒋维明，《科甲巷与石达开之死》，《锦江文史资料》，2004年第八辑，第60～63页。
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绑。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是时先太守甫戳取来川，充成都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
这里再引一段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记石达开被擒就死记》就够了：“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这是石达开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大实话。对于凌迟，太平军是十分熟悉的。天国发生内讧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醢而烹之，夷其族”。据说天朝还请高级将领分食杨秀清的肉羹。富有戏剧性的是，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后来洪秀全于天历九年颁行历书、诏旨中，钦定“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不知道这是对杨秀清的追忆还是对韦昌辉的嘲讽。这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两万人。当石达开指责韦昌辉兄弟相残后，韦昌辉说：“我虽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他索性派兵围剿翼王府，杀石达开母妻子女等数十人。后来，洪秀全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上书“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对异己者标的为“叛徒、内奸”，从来就是“拨乱反正”的不二法门，而最具罪与罚中国意义的凌迟，自然会被权力发挥到极致。
任乃强：《记石达开被就死记》，《康导月刑》，1943年第5卷第7~8期（见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五卷，第七、八期）。
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326页。
以血偿血，以肉偿肉，自然是符合那个黑暗语境中的血性法则。但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极度自负的左宗棠也承认：“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显然，石达开不但是社会制度的心头大患，而且让朝廷大员们一再蒙受耻辱，一旦置之于权力的绞肉机下，也顺理成章地把一己的耻辱记忆细腻地铺排出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惩罚逻辑，得到了畅行无阻的配合与落实。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记载了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士报》发表的一封英国军人的信，信中说：“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满清方面处死的。……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她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李鸿章答应赦免苏州的太平军降军，甚至封官许愿，请了洋枪队首领戈登做保证人，结果是将降人全部屠杀。戈登为这种欺骗大动肝火，要和李鸿章决斗，并拒绝了清廷一万两白银的赏赐。1864年，天京城沦陷，在处理“降将”李秀成时，1864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是这么评价的：“至于会是怎样的判决，其实已无须多问。确实，清廷如果放过像忠王这样的声名卓著的叛军领袖，那王崇武、黎世清：《太平天国史料译经》（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一定是疯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反抗的代名词……”移之于石达开，完全成立。
于是，我们在《清史稿·洪秀全传》等史料里，可以看到繁多的凌迟记载：
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磔之市。生擒李开芳（天国北伐主将），磔之。林启荣、李兴隆（天国九江守将）均败死，磔其尸。擒悍目蓝承宣，向扰害蕲、黄者，寸磔之。陈坤书（天国护王）凌迟处死，枭示东门。
……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话是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讲的，可谓一语切中要害。这是否也可以移之于清朝呢？
这自然让我想起了福柯的《惩罚与规训》一书探讨的宗旨。福柯关于1757年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被判处酷刑的详细描述，比起“国粹”之凌迟，实乃小巫见大巫也。福柯以为，此后80年间，惩罚原则已经从对人身体的摆布与疼痛的操控等酷刑，逐渐转变成非人身刑罚系统。就是说，前者代表了对身体的惩罚，现代监狱制度建立之后，则是一套对心灵的惩罚系统。这是福柯的研究言路，在我看来，凌迟的意义，死亡固然是终极，但加剧的持续的痛苦其实是其主语，并放大为一种疼痛训诫，权力机器用一堆抽搐的烂肉，给看客们上了一堂立场课：端正思想，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否则，这就是你等的下场。最后，权力者在热切渴望播施广泛的恐怖效应之余，鉴于石达开的不合作（桀骜不驯，沉默，没有呼天抢地，屎尿乱流，泣血忏悔，现身说法……），他们仍然是留有遗憾的。庖丁解人的狂欢演出没有达到目的。这个凌迟的仪式，反而使石达开名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垂青史，成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受后人铭记的英雄。而对于视身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来说，西人所谓“灵魂的苦痛”在中国是不具备普世意义的。它过于高蹈和遥远，仿佛异类。对大众而言，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本就天经地义；敢于寸刀割人，必然就有付出加倍代价的决心。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价值算式，一直就是历代革命者的身体筹码。因为除此之外，革命者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但西方人不同，他们可以开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筹码。国人灵魂的痛苦，基本上已经被身体之痛偷梁换柱，而且把身体之痛视为了一种合理的承受。那么，当权力的绞肉机已经逐渐钝化于这样的麻木群体时，如何让制度的刀片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反倒是让操作者产生“灵魂的痛苦”了。
这就进一步意味着，国家机器才是唯一合法酿制纵深疼痛的温床；而敢于反抗这一价值谱系的人，必然要提供更为锋锐的骨头使之折断。孟德斯鸠在历数专制制度下的惩罚与预防方式之后说：“让我们顺从自然吧！它给人类以羞耻之心，使从羞耻受到鞭责。让我们把名誉作为刑法最重的部分吧！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罚。”在我看来，无论是名誉还是死亡的威胁均难以在中国产生预想的效果，只能说明数千年专制的罪恶。
我想，石达开之所以感动后世，一是他的睿智、豪爽、悲情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二是他承受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痛。他用上百块挂在铁钩上的肉，突破了一种大限。所以他无须再讲一个字。因为，对一具被制度的刀具细心洞穿的身体来讲，再多讲一个字就是丧尽天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