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由劳动模范到政界高官。
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陈永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陈永贵成为十一名副总理中的一人，排名第八。
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后，陈永贵感到很不方便，便由秘书捉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
当时有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
于是就出现了昔阳干部满天飞。
1.由劳模到高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永贵迅速由一名大队党支部书记升为晋阳县革委会主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当时全国形势大乱，山西省、昔阳县以及大寨村都不能避免。陈永贵从来都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的，这次他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行列中。
当然，陈永贵作为一个农民，也不是一开始就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所熟悉的一些省、地、县领导人都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有人挨斗，有人挨打，还有人被逼走上了绝路。据有关资料显示，对于这些混乱现象，他也有些不理解。那时，大批红卫兵走到大寨，乱批乱斗，严重干扰了大寨正常的生产秩序。还有的红卫兵向大寨党支部“叫板”，弄块大石头让郭凤莲扛，要试一试她到底是不是“铁姑娘”。在“怀疑一切”的混乱局面下，也有人还对陈永贵本人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提出了疑问，有人说他出身于河北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又有人抖出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伪代表”的事。对于这些冲着大寨和他本人的“革命”行动，他也有些不知所措。据有关材料说，在运动初期，他还装病到医院里躲了一段时间。
1966年11月，陈永贵在医院里遇到了一个记者。那位记者劝他去找周恩来。他说，别人见不着，你应该见得着。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记者的一句话，拨亮了陈永贵的心。说走就走，他从大寨弄了十几个大苹果，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据秦怀录在《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一书中披露，周恩来得知陈永贵到了北京，很快就接见了他。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会客厅里，周恩来与陈永贵热情握手，询问他大寨的近况。陈永贵向周恩来汇报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大寨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四五千人，多则上万人，大寨感到压力太大，接待不过来，有人为了带纪念品，把地里的玉米穗也掰走了。这样的参观效果也不好。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批准昔阳办个化肥厂，因为昔阳干部为买化肥，经常会出现“犯错误”的事情。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他说有些事他不理解，有些他的老领导都被打成反革命了，红卫兵要造他的反，不造反就夺权，还要试试铁姑娘到底硬不硬，抬起大石头往她们肩上放，生产无法搞。
听过陈永贵的讲述，周恩来逐一解答了他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周恩来说，你也想点办法，我也想点办法，上下努力，控制人数。关于第二个问题，周恩来说，昔阳有煤，化肥厂的事可以考虑，正好给延安安排的一套设备，因为武斗不能实施，给你们吧。关于第三个问题，因为涉及到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他能够做到的只是给了陈永贵几个红袖章，并对他说，他们组织红卫兵，你也组织；他们破坏了生产秩序，你组织红卫兵维护生产秩序。
接见结束时，陈永贵把带来的苹果送到周恩来面前，说这是大寨的果树上结的，请总理尝一尝。周恩来很高兴地接过来，边看边赞扬说，这么好的苹果，我代你转送给毛主席吧！
陈永贵此番进京请示了三个问题，他最着急要解决的还是第三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虽然不可能给他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但给他指明了方向，这就是要维护生产秩序，保障正常生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永贵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昔阳县。1967年2月11日是农历春节，昔阳县的30个造反派组织在县城南寺坪广场举行夺权大会，人称“2·11夺权”。4月8日，在“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基础上，按照“三结合”的原则，又成立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陈永贵担任县革委会主任。从此，他成了昔阳县说一不二的实权人物。
陈永贵是个劳动模范，他是靠着艰苦奋斗搞好生产受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至于最后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周恩来表彰的，即使是在动乱岁月里，陈永贵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农民，是个劳动模范，没有忘记农业生产。
陈永贵在昔阳县执掌权力以后，马上就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大寨运动。他想把生产搞上去，改变群众吃不饱饭的局面。那时，昔阳县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农民秋收时分到家的粮食吃不到第二年秋天就没有了，只好借大队的储备粮。借了粮食就得还，来年把借的粮食还上了，分到家的粮食就更不够吃。这便形成了恶性循环。陈永贵就听到了农民的怪话：“学大寨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他派人了解了情况，发现80%的生产大队中的80%的社员欠集体的储备粮，总量达1000万公斤，相当于全县每人欠50公斤。问题相当严重！陈永贵是个农民，对于种田人连肚子都吃不饱，他深为同情。1968年春播结束后，他在大寨开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学大寨会议，陈永贵在主席台上说道：“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年年欠集体的粮，吃不饱肚子，这是给社会主义败兴。这不是群众欠集体的，是领导欠大家的，他们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没有把生产搞好。”接着，他又宣布：“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把这笔债免了。”
陈永贵的讲话对全县的农民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大家的干劲很足，当年秋天果然就取得了大丰收。年底，陈永贵许下的诺言就要兑现了。那几天，陈永贵正有事在北京，县里领导开会讨论怎么兑现。有人提出要讲阶级路线，按照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的办法兑现春天的诺言。等要拍板时，县里把电话打到北京，问陈永贵该怎么办。陈永贵当时讲了几句即使在今天听来仍觉颇有道理的话，他说：“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实事求是地讲，陈永贵说的这几句话，在当时是需要一定胆量的，一般人不敢讲，讲了也可能被当成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打倒。陈永贵有毛泽东的支持，就等于有了金刚不坏之身，所以才敢于讲别人不敢讲的话。不过，他能够把这种别人不具备的优越条件用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大家还是应该说他的好。
陈永贵在昔阳县掌权之后，就把昔阳县当成了一个放大了的大寨，提出要把昔阳建成一个大寨县。他用当年治理大寨的思路来治理昔阳。上台之初，他就开始在昔阳县推广大寨的“海绵田”建设经验，抓坡地加工，调剂土壤。从1967年9月开始，又搞了界都河造地工程，在界都河畔筑起一道大坝，坝内垫土造地200多亩。随后，又搞了南河大会战、赵壁川大会战、秦山水库和水峪水库工程等。这些工程当时叫做“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后来许多人都承认，他领导搞的这些农田基本建设项目，对于提高昔阳县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粮食产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永贵是一个劳动模范，不劳动就不能当劳模，劳动不好就当不好劳模，这是陈永贵坚定不移的认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段时间里他参加劳动少了些，后来局势稍微平稳了，他又恢复了劳模的本色，坚持参加体力劳动。他在昔阳县掌权后，不仅自己参加劳动，而且还要求全县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参加劳动。在陈永贵的脑子里还有个认识，一讲劳动就是下地干活，坐在办公室里不算劳动，文人摇笔杆子更不能算劳动，而且他还特别不习惯8小时工作制。他的这种认识与昔阳县的机关工作人员无疑也会弄出矛盾来，但他来头大，别人都要听他的。
这里有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背景：当时几乎全国都在打派仗，搞武斗。陈永贵在昔阳县领导搞的那些农田基本建设项目成就大小可以由专业人员去论证，但有一点是不需要论证的：把人组织起来搞农田基本建设总比相互武斗要好得多。
陈永贵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还讲过几句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话，对于稳定全国的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那是1967年的事情。那年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一位记者采访了陈永贵，记下了他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一篇谈话。在那篇谈话里，陈永贵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谈了五条意见，重点是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说了不少好话，说他们“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说“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反对学生到农村去串连、夺权，提出对学生造反夺权，大队、生产队干部“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他还说：“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大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对于社会上说的保当权派就是“保皇派”，陈永贵说不要怕戴“保皇派”的帽子，“冬天很冷，戴下去暖和！”
可以肯定，这篇谈话中所列陈永贵的话，不可能是他的原话，必定经过了记者的文字加工，以使它更加符合当时的政治品味，但它反映了陈永贵的思想观点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正如后来有人评价的那样：“这是一篇胆大包天的讲话”。确实如此，换了别人，说这样一番话，早就被打倒了。但他是陈永贵，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别人谁也奈何他不得。
毛泽东很欣赏陈永贵这种敢说敢为的风格。经毛泽东批准，1967年11月7日，陈永贵的这篇谈话作为中发（67）339号文件批发全国。中共中央的按语写道：“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随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此发表题为《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文章，高度评价了陈永贵的5条意见。可以肯定，陈永贵的这些话，对于制止农村基层的夺权活动，稳定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为了体现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权，大会代表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来自基层的人也明显增多了。陈永贵出席了“九大”，并且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曾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主持过一次会议。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层。在山西省，他成为仅有的两个中央委员之一，另一个中央委员是李顺达，李顺达并不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他的上级，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则只是一名候补中央委员。这就使他成为山西省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
2.政治局里的农民委员
在虎头山陈永贵的墓地，有三组石级，分别有72阶、38阶和8阶。它分别代表了陈永贵一生重要的三个数字，即72岁的阳寿，38年的党龄和在中央工作了8年时间。
陈永贵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成为中央领导人了。但中央委员并不是个专职，他也没有到中央去工作。在山西省他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其职权相当于“文革”前的副省长，但他也没有实际在太原工作，他的实际工作岗位是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因此，大寨村委会在为他立碑时，没有将“九大”后的几年时间算作他在中央工作是符合事实的。
1973年8月30日下午，中共“十大”在北京开幕。陈永贵出席了这次大会。在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大”闭幕以后，陈永贵于9月中旬回到昔阳。他在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介绍“十大”的“盛况”。在会上他还讲了一番毛泽东让他进中央政治局的“伟大意义”，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把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列宁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的依靠和重用。”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以后，分管农业。他是种田的能手，但不懂农业科技。在识字上他是文盲，在科技上他是科盲。他不知道水是氢氧原子的结合，不知道什么是原子，什么是分子。即使在农业领域，他的那些知识，也是经验型的，而且限于太行山区的农村经验。一次陈永贵听汇报时谈起杂交高粱的事情，谈着谈着就发了火。他怒气冲冲地说：“他们硬说杂交高粱种子只能种一年，谁试过？我们大寨的玉米、谷子，种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种！”当时在场的人谁都不敢指出他的错误，更没有人敢笑话他。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识性的问题，人工配制的杂交高粱种子，就是只能种一代，第二代就退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