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所以不要怕。将来许多年之后，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发展了，根据地更多了、壮大了，如果我们去掉盲目性，比较善于处理矛盾，那么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得比较好。
“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63—365页）
这支队伍统帅得好！这强烈地表达了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的愿望和要求。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由于对山头主义采取了认识、承认、照顾和最终消灭的正确方针，使“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汇集了各方面的代表，也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因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在组织上准备了力量，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
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33页。
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革命走的是进行红色武装割据，先夺取乡村，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争取全面胜利的道路。走这条道路，重要的方式是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当广大根据地连成片，革命势力发展到农村已经有力地包围了城市时，城市工作就摆到革命进程上来了。抗日战争后期，就出现了这样的革命形势。
1944年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会议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
过了三天（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指出：“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配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这表明，从组织系统上加强了全党的城市工作力量。
同年11月1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问题，听取戴季英、王树声的汇报。毛泽东发言时指出：关于干部问题，城市工作干部原则上要派，但主要的还是从本地找。整个大后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可靠的，要破除认为很多党员是不可靠的“左”的观点。有少数不可靠的，还要加以分析，要在斗争中进行考验。总之，需要有两种态度，一是严肃态度，二是谨慎态度，防止“左”的或右的观点。
这里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城市工作干部要从“本地”找。因为城市工作主要在“大后方”，所以这就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大后方党员的可靠。
半年以后，到了党的“七大”会议，毛泽东开始从理论上全面阐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大会开幕的第二天（1945年4月24日），他在“口头政治报告”中讲到农村工作向城市工作转化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要看具体情况，有力量就打堡垒，打大城市。打堡垒时打得开，有饭吃，我们就打；打不开，又没有饭吃，我们就向后转，把队伍分散开，来一个‘聋子放爆竹———散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
在作了必要的铺垫后，毛泽东提出了核心的理论观点和工作任务：“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的走。”
说到这里，毛泽东想到了以梁山泊等十数个山头为根据地的水浒英雄们也是做城市工作的，于是他引证说：
“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32—333页）
说戴宗是“做城市工作的”，这也是非常有趣的独到之见。戴宗绰号“神行太保”，在石碣天文上为“天速星”，原因是他有一等惊人的道术，把两个甲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拴四个甲马，一日能行八百里，因而做了梁山“总探声息头领”，在侦探敌情、传送情报方面起了特殊作用。在《水浒传》回目中，戴宗共出现五次，他的“城市工作”，主要是秘密侦察，私下联络，聘请能人，往来传达信息。也算是农民义军的城市地下工作人员吧。
祝家庄是“庄”不是“城”，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毛泽东把攻打祝家庄中的地下秘密工作与城市工作联系起来，只取其象征意义。小说第五十回，当宋江两次攻打祝家庄都没有得手，正处于一筹莫展之际，刚刚在登州劫狱的提辖孙立带领解珍、解宝、邹渊、邹润、孙新、顾大嫂、乐和，共八位好汉来到军前投奔。因为孙立与祝家庄武术教师栾廷玉是师兄弟，军师吴用将计就计，派孙立一伙打入祝家庄内部里应外合：
且说孙立却把旗号上改换作“登州兵马提辖孙立”，领了一行人马，都来到祝家庄后门前。庄上墙里望见是登州旗号，报入庄里去。栾廷玉听得是登州孙提辖到来相望，说与祝氏三杰道：“这孙提辖是我弟兄，自幼与他同师学艺。今日不知如何至此？”带了二十余人马，开了庄门，放下吊桥，出来迎接。孙立一行人都下了马。众人讲礼已罢，栾廷玉问道：“贤弟在登州把守，如何到此？”孙立答道：“总兵府行下文书，对调我来此间郓州守把城池，提防梁山泊强寇。便道经过，闻知仁兄在此祝家庄，特来相探……”栾廷玉道：“便是这几时连日与梁山泊强寇厮杀，已拿得他几个头领在庄里了。只要捉了宋江贼首，一并解官。天幸得贤弟来此间镇守，正如锦上添花，旱苗得雨。”孙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这厮们，成全兄长之功。”……（孙立）唤过孙新、解珍、解宝参见了，说道：“这三个是我兄弟。”指着乐和便道：“这位是此间郓州差来取的公吏。”指着邹渊、邹润道：“这两个是登州送来的军官。”祝朝奉并三子虽是聪明，却见他又有老小并许多行李车仗人马，又是栾廷玉教师的兄弟，哪里有疑心。
为了不使祝朝奉父子怀疑，孙立故意在两军阵前活捉了石秀。接着，邹渊等几位好汉熟悉了祝家庄内部门径路数，要害机关，与被捉的七位好汉取得了联系。到了祝家庄再次出阵时，他们就从内里行动起来：
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放了一个炮，把前后门都开，放了吊桥，一齐杀将出来。四路军兵出了门，四下里分头去厮杀。临后孙立带了十数个军兵，立在吊桥上。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号插起在门楼上。乐和便提枪直唱将入来。邹渊、邹润听得乐和唱，便唿哨了几声，轮动大斧，早把守监房的庄兵砍翻了数十个，便开了陷车，放出七个大虫来，各个寻了器械，一声喊起。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祝朝奉见势头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时，早被石秀一刀剁翻，割了首级。那十数个好汉分头来杀庄兵。后门头解珍、解宝便去马草堆里放起把火，黑焰冲天而起。城市工作也是秘密工作，因为当时大中城市绝大部分还在敌人手里。毛泽东也指出梁山好汉的性格方面有一点不适合做秘密工作，那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如小说第二十七回，菜园子张青初见武松，说道：“愿闻好汉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武松回道：“然也。”其实，梁山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也不是在做秘密工作时，他们进城干勾当也要化名的。毛泽东只是借小说的描写，强调城市工作的秘密性罢了。
毛泽东于此处引来“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当然是为了说明在新时期城市工作的重要地位，以引起全党的重视，因为“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这个问题争论了十几年，结论是“先搞乡村”是正确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那么，今天“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了，会不会产生意见分歧？会不会转不了向？毛泽东预见到此点，因此他用三打祝家庄打入庄里秘密工作的战例，用戴宗奔波于乡村城市之间进行联络的实践，来说服党的领导层的同志们，防止分歧于未然。正如他讲的那样：
“由于作战方法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我们也要准备在这个转变上发生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一定会或多或少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我们准备得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少一点，准备得不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多一点。这一点中央应该有准备，各地也应该有准备，事先要头脑清醒，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头脑清醒，这样意见分歧可能减少一些。”（《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32—333页）
党的中心工作由乡村转向城市，这是重大的战略转移，它标志着革命进程的质的变化。在这个转向和变化面前，不是每个人都能跟上都能适应的。毛泽东是思想工作的大师，他借用他所熟稔的文学典故，既轻松幽默，又精辟深刻地讲透了道理，使干部们在心领神会的笑谈中，实现了思想和行为的转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