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信祝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369页；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1937年，毛泽东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对“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是从思想方法角度来看待《水浒传》这部作品的意义的。也许就是从这时起，“三打祝家庄”故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利用何种形式发挥好这个故事的教育作用。
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曾指示该院根据他的论述作构思的主题，来创作剧本。可是，由于战事繁忙，大家都忙于别的工作，这件事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
1944年1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陪同下观看平剧《逼上梁山》。该剧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和教务处文教科科长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对彭真说：
《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册，第205页）
看完这场演出以后，毛泽东又连夜写信给杨、齐两人，给予赞扬，说他们新编的《逼上梁山》推动了平剧的改革。
时间又过去了半年，毛泽东关于创作平剧《三打祝家庄》的指示才得到落实。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可是，当年延安书籍很少，大家都在闹书荒。毛泽东那里倒有一部120回的《水浒传》。创作小组就从毛泽东那里借到了这部书。在具体的创作构思当中，又得到了齐燕铭的帮助。剧本的创作有了眉目以后，创作小组又主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也认真地听取汇报，再次作了具体指示：
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68页）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指出了剧本的思想主旨和创作方向。所谓梁山主力军，就是宋江带来的梁山进攻祝家庄的大队人马；所谓梁山地下军，就是孙立、孙新从登州带来的协助梁山攻打祝家庄的内应部队，当时已经设计使人马潜伏进祝家庄；所谓祝家庄的群众力量，是指以钟离老人为代表的、深受祝朝奉欺压的、拥护梁山义军的贫苦农民。这种对《水浒传》的全新解读，渗透进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新的实践内容和思想理念，表达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同时，从这项指示当中，也可以清楚理解毛泽东要求创作《三打祝家庄》这出戏的具体目的，那就是使新编历史剧为现实的民族抗战服务。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创作小组撰写剧本成功。《三打祝家庄》取材《水浒传》第46—50回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描写梁山农民起义军第一次攻打地主武装盘踞的祝家庄，由于贸然进兵，被困盘陀路中，险些全军覆没。又派石秀探明盘陀路，并采取各个击破策略，争取了李家庄、扈家庄，孤立了祝家庄。但因祝家庄城高堑深，梁山农民起义军只靠强攻猛打，第二次进兵又遭失败。梁山再联络孙立、孙新、乐和等人打入祝家庄，作为内应，终于攻克了祝家庄。平剧《三打祝家庄》删除原小说中时迁偷鸡、李逵血洗扈家庄、吴用计赚李应上梁山等情节，吸收昆曲传统剧目《扈家庄》、《探庄射灯》的一些表演艺术，从策略斗争的角度，描写梁山义军总结战争失利的教训，摸索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分化敌人、里应外合等经验，终于取得胜利。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转入全面反攻阶段，解放区军民面临着夺取敌占城市的重要战略任务。这出戏的创作正适应了当时的形势。
1945年初，排练已接近尾声。这年的2月22日，延安平剧院公演《三打祝家庄》。对此，毛泽东十分高兴，写信祝贺说：
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369页；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很有教育意义”是指这个剧的教育作用和思想意义，“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是指新编平剧《三打祝家庄》在平剧改革事业上的历史地位。这个评论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是很大的鼓舞，是对他们进行戏剧改革成果最好的褒扬。
从思想意义和功利目的上看，如果说《逼上梁山》揭示了农民革命斗争的必然性，那么《三打祝家庄》则表现了革命斗争的方法、政策问题。二者在内容上的连续性，看起来偶然，但它们同被视为改造旧题材旧戏剧的试验，一个是“开端”，一个是“巩固”，却有一定必然性。这两个剧都是旧形式新内容，旧材料新主题，共同实现了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目的。所谓“新”，包括改编者本身具有新的创作指导思想，即给剧本提供新的主题思想，观众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从中引申出新的教益。这样的戏，有特殊的“服务”价值。
几个月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5月31日，毛泽东在代表大会的结论中提出“要多想问题”。他说：
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98页）
在这里，毛泽东总结了《三打祝家庄》等平剧创作的经验，那就是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大家的力量。《三打祝家庄》就是由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魏晨旭、李纶、任桂林等集体创作，刘宁一、齐燕铭、郭化若、刘慎之参加研究的。没有集体创造，没有大家的智慧，《三打祝家庄》不会改得这样好，不会有这样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由此，毛泽东发挥说，像写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七大“政治报告”这样的重要文件，一个人搞是不行的，要集中大家的智慧、群众的智慧，这种领导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可以使我们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把文件写得更好，把工作干得更好，把事情做得更好。这也是一种民主作风。
《三打祝家庄》创作演出成功以后，延安戏剧界和毛泽东很注意发挥这出戏的宣传教育作用。
1945年7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来延安商谈国是。第二天文艺晚会观看《三打祝家庄》。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三打祝家庄》“是旧式的平剧，而特别添上若干部分的新资料。祝太公家一群司账、门公，见钱伸手就要，做事一塌糊涂，对主人一味献媚，对佃户欺压骄横，无所不为，弄得佃户怒气冲天。宋江一大群男女打进祝家庄，就得这一群农民助力。一面救出七位兄弟，一面还高呼解放。……像这剧，我确信是一种利器”。
1946年6月，原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来到延安。6月29日晚，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欢迎晚会，许多人在礼堂门口迎候，其中为首的一位握住刘善本的手自我介绍说：“毛泽东，欢迎你们到延安来。”刘善本多年的心愿实现了，他把千言万语凝结成一句话：“毛主席，我终于到您这里来了！”会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陪同刘善本等起义人员观看了《三打祝家庄》等文艺节目。这出戏中，协助梁山好汉攻打祝家庄的孙立、孙新等将领，就是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相信刘善本等起义人员看了，是会从中受到启示和教育的。
1948年3月26日，从陕北跨黄河向河北进发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到达晋绥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村。这时，毛泽东对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非常关心，每天忙于开会。贺龙有意让中央首长放松一下，几乎每天晚上都安排一场演出。其中一次看的是由当地群众剧团演的晋剧《三打祝家庄》。看戏，毛泽东的特点是善于从平凡的故事里总结出哲理性的东西。这次看演出，毛泽东边看边与贺龙等同志谈知己知彼和调查研究对做好工作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这个戏的重新创造，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它的缺点。1947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作了《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讲演。他说：
平剧这个剧种在延安曾有过很多的争论。平剧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写成一个世界，穷人就不算数。平剧的形式目前我们不忙改，只挑出若干需要修改的戏，首先从内容着手改造。过去在延安改造了两个戏，一个是《逼上梁山》，一个是《三打祝家庄》，缺点就是太长了。有些旧戏我看写的还很精练。希望你们大胆地进行艺术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还要改造更多的旧戏。（《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6页）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有些旧戏倒写得很精练，新改造的平剧却太长了。这说明新戏也要向旧戏学习，当然是学习精练，而不是学习它的陈旧内容。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这出戏还是很喜欢的，1959年他还向省市委书记们推荐这出戏，他说：“我很喜欢这出戏，以后还要演。”这个情况，我们在《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一文中已经提到了。
从1937年到1959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的创作演出、评论欣赏以及发挥其作用，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关切和关注，使这出戏勃然诞生，健康成长，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使其在平剧（京剧）改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