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1166—1243），此人是落第学子，经崔与之等二十二人推荐，到南宋都城临安任史馆校勘，专修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史事，书名《中兴四朝帝纪》。此书虽然遭人攻击没有修成，但后来加上北宋九帝的史事编为《十三朝会要》。他编的《国朝会要总目》抄本，后被元兵劫入燕京，元朝托克托修《宋史》时，即作为重要史料根据。李心传长期钻研“国朝”（本朝，亦即宋朝）历史，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具有丰富的史识和深刻的史见。他为了接续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纂述南宋高宗一朝史事，仿照《资治通鉴》体例，按年月编定先后次序，写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部书比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少了前十年的历史，起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止于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即宋高宗统治的36年的历史。宋江本人的史事都发生在北宋钦宗以前，故本书无载，而“宋江之党”史斌称帝于建炎元年，被害于建炎二年十一月，书中有三处载之甚详。李心传是被称为“有史才，通故实”的国朝史专家，他做本朝开国之君（就南宋而言）“系年要录”，开篇（元年）就编造出一个胆敢“僭号称帝”的“宋江之党”，那么，大概他的罪行也不比史斌小多少。所以，想想李心传的各方面情况———他的史学学养、社会地位、所处环境和著作产生的过程，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关于史斌的记载。
上面三位大史学家，在写现代史乃至当代史时，怎么会不约而同地去编造一个史无其人其事的宋江呢？！
其二，假设正史野史有关宋江的记载，都是来自“讲史”和“说话”者的虚话，都是由传说而入史，那么墓志上的记载总不是小说家言吧。但有的论者用“吹牛”、“天方夜谭”，“查无实据”等词儿，将其一概抹杀。其实，这种不做具体分析的做法，也不可取。
在有关宋江的史料中，有四个人的墓志铭涉及宋江起义的内容：南宋人张守《毗陵集》卷十三《秘阁修纂蒋园墓志铭》，南宋人葛胜仲《丹阳集》中的《承议郎王（登）公墓志铭》，南宋人汪应辰（1119—1176）《文定集》卷二十三《显谟阁学士王（师心）公墓志铭》，不知何时人的范圭所作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可存）公墓志铭》。蒋园是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王登是海州沭阳县（今江苏沭阳县）“就养在邑”的承议郎；王登儿子王师心是沭阳县尉；折可存是宋朝西陲（宋与西夏的边界）驻军的第四副将，征方腊捕宋江后为“河东第二将”。
这四个人与宋江起义军发生了什么样的战事？据墓志铭记载，蒋园是对贼“大破之”，使其“北走龟蒙”；“就养”的王登是命令儿子王师心引兵击寇于县境上；折可存干的事大一点，是在跟随朝廷大军征方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参与了（不可能是他单独的行动）第二次捉拿宋江的军事行动。
搞明白这些基本情况，问题就来了：
如果按照墓志铭“天下最不可信”的说法，如果按照墓志铭都是“吹牛”和“天方夜谭”的结论，那么，处于天南地北几千里远的张守、葛胜仲、汪应辰、范圭这几个人，难道是事先开会商量好了怎么的，统一意见，统一下笔，一起拈出个“史无其人”的宋江，在那里又破、又击、又捕的，他们有特异功能吗？这又有什么必要呢？
蒋园是知州，折可存是将军，算“高层领导”吧；王师心是县尉，老爸是个承议郎，而且已“就养”，父子俩顶多算“基层干部”。这样地位悬殊、身份各异的几个墓主（死人），他们的后代（活人，一般说第二代）即使再想炫耀自己父辈的光荣，再想往自己脸上贴金，同意死去的老爹干什么不好，非一致都同意打强盗立功吗？
在这么近距离时间里，拿一件“全无证据”的假人假事，记载在前辈的墓志铭上，是贴金还是抹黑，是尊严还是玩笑？同意这样干的王登的孙子、王师心的儿子，是孝子孝孙还是混蛋白痴？须知，靖康元年，“宋江之党”史斌还活着，葛汪二人就“全无证据”的糟蹋“宋大哥”，这说得过去吗？
不管是蒋园，还是王登；不管是折可存，还是王师心，他们任知州、县尉、将军或“就养”的时间，同时都是在宣和二三年间；墓志铭上记载的他们打败宋江的事件，也都发生在宣和二三年间。且不说漫长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北宋南宋三百余年所出现的墓志铭，远不是汗牛充栋所能形容得了的，即使流传至今的也要以万千计，那么事情就怪了，宣和前面的没有，宣和后面的也找不着，偏偏宣和二三年间几个人的墓志铭上，都有宋江充当败军之贼这档子事，这“空穴来风”不是来得有点太突兀了吗？
宋江曾经被贬称为“山东贼”，也曾经被恶骂为“淮南盗”，与沂州的蒋园，沭阳的王氏父子，多少有点地缘关系，总算贴边带沿，在墓志铭中扯上宋江也算八九不离十，那八竿子打不着，远在陕西省谷县立墓，31岁也当了俘虏，逃回来很快就病死了的折可存，墓志铭“不远千里”扯上山东或淮南的宋强盗，编个捕获草寇的谎话，好没来由，这是唱的哪门子戏呢？
退一步来说，笔者也同意墓志铭写手有意帮着死者晚辈“吹牛”的意见，但这种“吹牛”的规则是“有一尺说一丈”、“有骆驼不说马”，决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道理很简单，一般的情况下，墓志铭是要先刻在死者的墓碑上，是给后人、亲人、熟人看的，主要作用或首要作用或直接作用是耀祖光宗，激励后人。在知情者的圈子里“吹”得太离谱，就会适得其反，弄巧成拙。墓志铭收入大人物的传记，收入写手的文集，收入后续的家谱，流传开去给不识相、不知情的人看，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吹一丈长得有一尺在，说大骆驼得有小马在。比如蒋园只是在别的官吏军兵纷纷逃跑的情况下，用点“阳应”阴袭的战法，使宋江义军上当吃亏，但义军很快撤入龟蒙山区，铭文就吹成“大破之”；再如王师心这个县尉，在沭阳上下只知吃喝玩乐过“承平”日子，南北方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冲州过府，仍然麻木麻痹“郡县无备”的情况下，“就养”的老爹“命”其引兵“邀击境上”，宋江义军只是损失“数十人”，主动撤走了。农民义军长途远征时被小股地方武装闪击一下的情况实属正常，铭文则吹嘘被割掉耳朵的义军首领“数十人”，而且“一道赖以安堵”；吹得最甚的是范圭，说折可存“俘腊取江，势足建瓴”，方腊不为其所俘已是定案，宋江的被取被获，也不可能是折部一旅所为，他参与是役出力较多罢了，其功劳也有“沾边赖”的成分。在班师凯旋途中，奉秘旨干下黑手的勾当，应该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还折腾近月，那还有什么高屋建瓴之势。尽管我们承认墓志铭有吹嘘的成分，但排除虚光，过滤“吹牛”，剩下的难道不恰恰是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吗？
须知，墓志铭是赞颂宋江的对立面的，是记载宋江怎样被破被捕的，但正是这些否定的记载确凿地肯定了宋江起义的客观存在，正是这些贬抑性描述折射出义军造反事业的雄伟壮阔。还要看到，正是这些墓志铭证实了正史野史中的记载，甚至提供了史籍没有的史料。例一，正史上记载宋江为“山东贼”、“淮南盗”，墓志铭文证明宋江义军在鲁南沂州和苏北沭阳有过军事行动。例二，宋江义军到底有多少人马，有人依据《宋史·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的记载，断定“只有三四十人”。墓志铭表明，虽然经历了沂州失利，兵临沭阳时义军仍然“数千人”（《王登墓志铭》）。例三，《宋史》和《东都事略》的《张叔夜传》都记载宋江义军“剽掠至海”、“劫巨舟十数”，《王登墓志铭》记“京东剧贼数千人浮海来寇”。这提供和证实了宋江义军军事活动的重要信息：在挥师南下，进攻海州、沭阳等处时，义军曾经从海上水路进攻。这是否是《水浒传》描写梁山好汉极善水战的创作源头之一呢？！例四，墓志铭告诉人们，赵宋王朝各级官僚过惯了“承平”享乐的生活，麻木“无备”，面对“转略”而来的农民义军，“州县大振（震），吏多避匿”。像蒋园、王师心那样“独修战守之备”，主动带兵出击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例五，正史记载宋徽宗屡次下诏招降宋江，侯蒙、张叔夜都得到过这样的圣旨，墓志铭记载宋徽宗于宣和三年五月“御笔”命折可存“捕草寇”，表明最高封建统治者总是玩弄招安和剿杀两手，来对付农民起义军。《水浒传》描写宋徽宗三次派人赴梁山招安，多次派官军进水泊围剿，交替使用政治瓦解和军事进攻两手，不能说没有史实根据。
墓志铭的记载尽管有种种缺欠，但它含有的史料价值是不容抹杀的。把墓志铭关于宋江起义的史事记载一概视为“天方夜谭”，全部推倒，是会提出许多难于解释的问题的，这些问题是那样地违背生活常情，是那样地有悖于事物逻辑，因而是那样地让人无法接受。
其三，仔细解读正史野史、札记随笔等有关宋江的记载，会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就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把方腊和宋江的起义同时记载相提并论的。那么多位作者，那么多种文献，从南宋初年到《宋史》产生的元顺帝至正年间，在这二百多年时间里，都是如此这般。
比如方勺的《泊宅编》和《青溪寇轨》纯属私家著述，后者又是专写方腊起义经历的。但前书记“京东贼宋江出青、齐、单、濮”，后书记“宋江扰京东”。晚出的《宋史》受道学思想影响，轻视宋代农民起义运动，对方腊、宋江倚重倚轻，《方腊传》作为《童贯传》的附传，而宋江没有专传。但也在徽宗、高宗本纪和侯蒙、张叔夜、卢法原等列传中，近十次点到宋江和史斌。
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在北宋末南宋初多次农民起义中，以宋江和方腊起义力量最强，作用最大，对赵宋封建王朝打击最重，历史影响深远，因此在几代史学家、著作家的历史心理磁场上，产生了同频共振，得出了共识。
我们这样说，并不否定同时出现的两伙农民起义队伍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比如方腊义军与宋江义军相比，前者攻州占府，有根据地，后者走州过县，流动作战；前者横扫东南江浙沿海，后者纵横北方数省；前者僭制称帝，后者“不假称王”（龚圣与语）；前者连众百万，后者兵力“数千”；前者其兴也暴，其亡也速，只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者较为持久，坚持斗争近十年；前者反抗激烈，牺牲壮烈，后者降而复叛，叛而复降；前者只进行阶级斗争，后者既进行阶级斗争又参与民族斗争；前者在史籍中有较详记载，后者在文献里只有粗线条勾勒……但是，两者这些不同点，也是多次同时被记载在一处的。笔者指出这点的目的在于说明：方腊其人其事，可以说没有人怀疑其真实存在，那么，世人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同人同时记下的宋江其人其事的真实性呢？这有点像一位母亲生了双胞胎，别人硬指甲为真，而指乙为假，且一口咬定“实无其人”！岂不咄咄怪事！
其四，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文论思想和小说发展道路。关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有这样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宋史》、《东都事略》等史籍中宋江起义的记载是《水浒传》本事的源头，中经《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人赞》这样的“讲史”材料以及元朝大量出现的杂剧水浒戏，最后经过文化素养较高的小说家的专门整理和创作，才产生了不朽小说《水浒传》；另一种意见武断地认为：宋江是由文学人物进入史籍而成为历史人物的，历史上“实无其人”，所以《宋史》等史籍记载的宋江起义不是《水浒传》本事的源头，而《大宋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杂剧水浒戏才是《水浒传》源头。
笔者不同意第二种意见。除了它不了解《宣和遗事》等只是流而不是源外，还明显违背了“史贵于文”的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和批评的传统，也就是违背了古典小说演进发展的规律。“小说，正史之余也”。古典小说的创作，受史传影响相当巨大。从题材选择上看，以正史为线索，概括野史杂记和民间传闻，以补史所未尽的讲史评话历朝演义和笔记小说，是古典小说的基本传统。古典小说，脱胎于“讲史”，受史的影响与制约非常巨大。以“四大名著”为例：《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所谓“七实”，即符合三国史事实际的内容占70%；《水浒传》虽然大量细节是虚构的，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却是它“本事”的母体；神话故事《西游记》应该是作家想像力的产物，但其中的唐三藏法师西域取经（佛教经卷），却实有其事；即使是代表了古典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红楼梦》，作者也宣言用“假语村言”将真实历史事件隐去，还是没有摆脱对“史”的依托。
在《水浒传》中，对梁山义军有这样一些描写，基本上与历史上宋江起义史实相契合：梁山好汉横行山东、河北、山西广大地区，官兵望风披靡；朝廷对农民义军反复使用招安和征剿两种手段，予以瓦解和镇压；宋江一伙被招安后，参加了伐辽和征方腊作战；最终，宋江等义军将领被朝廷毒杀了。
这种契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没有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就不会有《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可以这样说，《水浒传》的存在，反过来证明了历史上宋江起义确实发生过。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客观存在过，它在宋代和历代农民起义中有其代表性和典型性。毛泽东关于宋江等历代历次农民起义成因、性质、作用、结局的论断，是准确的科学的。毛泽东的论述对于人们理解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进而对于理解以描写宋江起义为题材的《水浒传》这部小说的社会价值，是有理论指导意义和极大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