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32页。
无论是在《水浒传》的众多人物形象里，还是在梁山英雄好汉的群体里，宋江都可称为“第一人”。不管是作者的有意为之，还是作品的无意巧合，在百回本《水浒传》中，就有43回的回目有宋江的名字。至于与宋江有关联的故事内容，则更多了。可以说，没有宋江，就没有水浒故事，就没有梁山事业，也就没有《水浒传》这本小说。
历史学中有一种角色理论，凭借人物历史角色来分析判断人物的历史功过。作为小说人物形象的宋江，其角色是：山东郓城押司，怒杀阎婆惜的凶犯，发配江州的囚徒，梁山泊“权居主位”的代理首领，梁山泊第一头领，破辽兵马都先锋使，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宋江的角色多变，是因为宋江的形象内涵复杂。
为此，学术界对宋江的评论观点歧见很多：有定其为领导农民革命杰出领袖的，有定其为剿杀农民起义凶残刽子手的；有定其为革命派的，有定其为投降派的；有赞其为忠臣孝子的，有贬其为叛臣孽子的；有说宋江大义凛然敢作敢为的，有说宋江窝窝囊囊优柔寡断的；有人说他是智勇双全的绿林豪杰，有人骂他是阴险狡诈的盗魁贼首……总之，宋江是最具争议的艺术形象，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复杂性，远不是一句话或一个简单的结论所能概括得了的，因此，宋江这个人物也最具艺术魅力。
毛泽东注意到了宋江形象的复杂性，尤其是革命性和软弱性两个方面。
同样走着造反起义道路，成为革命队伍领袖的毛泽东，不能不对宋江的反抗黑暗统治、勇于争取光明的精神引起共鸣。
我们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其夺取政权阶段的初期，毛泽东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上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最后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走这条道路，其基本的斗争形式之一，就是武装起义，造反上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导致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这一革命道路，一往情深。
1965年10月10日同各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他说：
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32页）
中国现代革命不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简单翻版，但不能不承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联系的标志之一，就是都采取了造反起义武装反抗的斗争形式。
“中国人好造反”。这讲的是中华民族富于革命传统。在《宋江起义与农民战争》一节，我们已经引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九次农民起义和十二位农民战争领袖的论述，那里具体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光荣革命传统（当然还不是一切革命传统，主要是农民阶级的革命传统）。毛泽东还说过：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2版，第623页）
当然，“好造反”不是乱造反，它的前提是因为“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它的目的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种统治。
“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这讲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造反起义经历。人们知道，如果说宣和年间是北宋末农民起义的“多发期”的话，那么，1927年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造反年”。先说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次最为著名的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8月1日在南昌举行了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余人。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占领了整个南昌城。国民党反动派闻讯急忙调集军队包围南昌。8月5日，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退出南昌，南下向广东进军，9月底10月初在潮州（今潮安）、汕头地区，遭受优势敌军的围攻，主力损失严重。剩下的队伍，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战斗；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至湖南南部，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宁冈砻市，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秋收起义。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发动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武装起义。会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达湖南。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秋收起义的工作。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安源工人，湖南、江西的农民和一部分北伐军，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当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受挫后，毛泽东提出向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湘赣边界山区进军的主张。10月，部队胜利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趁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穗之机，共产党人张太雷、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在广州领导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当时以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为主力，联合工人赤卫队、市郊农民共三万余人，经过激战，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广州公社。12日，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实行武装干涉，出动炮舰，不断向市区轰击，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大举反扑。起义部队英勇作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于13日被迫撤出广州。起义失败后，所剩一部分武装分别转移到东江和左江、右江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其参与者是革命官兵、觉悟的城镇工人和乡村的农民。同年，中国共产党还组织了多次农民起义：
洪湖农民起义。1927年9月中、下旬，沔阳（今沔城）、监利、公安（今南平）的农民群众，在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领导下举行起义，组建了游击队，攻克和占领了沔阳、公安县城。此外，石首、荆门、天门、汉川等农民也相继举行起义，组建了游击队。1928年初，分散的几支游击队组织起来，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坚持洪湖地区的游击战争。
海陆丰农民起义。1927年5月1日、9月7日和10月30日，广东海丰、陆丰等地农民自卫军在共产党人彭湃领导下，先后三次举行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并有南昌起义余部1300余人参加，曾占领海丰、陆丰县城及周围地区，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第二年5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下，工农武装退至附近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海南岛农民起义。1927年10月，中共琼崖特委将海南岛地区各县原有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编为人民革命军，共2000余人，举行起义。起义军相继攻克陵水、藤桥、榆林、三亚、安定等县城和集镇，成立了陵水县和琼崖工农民主政府。1928年夏，敌人增兵海南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战斗失利，余部转移到母瑞山区坚持武装斗争。
确山农民起义。1927年10月下旬，中共河南确山县委领导农民在刘店举行起义，成立了确山农民革命军，杨靖宇（当时名马尚德）任总指挥。起义胜利后，农民革命军在刘店以东和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春，在优势敌军进攻下，农民革命军突围，一部转移到大别山地区，一部在当地秘密坚持斗争。
黄麻农民起义。1927年11月，共产党人吴光浩、潘自忠、戴克敏、曹学楷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4日攻占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工农民主政府和鄂东工农革命军。12月上旬，起义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失败，突围后转移到黄波县的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4月返回黄麻地区。1929年5月，建立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鄂北农民起义。1927年11月中旬，中共鄂北特委在枣阳县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组成一只游击队。到1928年5月，在枣阳西部蔡阳铺等地和襄阳东部王家集一带，开辟了一块游击根据地。后来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师，并建立了襄（阳）东、宜（城）东、枣阳等县工农民主政府，形成襄枣宜革命根据地。
崇安农民起义。1927年12月福建崇安县中共组织在领导农民抗租抗债的基础上，以“民众会”的形式组织了秘密的农民武装。1928年10月，崇安东北乡农民首先举行起义，其他地区纷纷响应。起义胜利后建立的游击队，在1929年4月，改编为闽北红军独立团。
六霍农民起义。从1927年10月起，安徽省六安和霍山的中共组织，就积极发动群众准备起义。1929年11月8日，中共六安中正县委发动数千农民群众举行起义，占领了独山镇。19日，霍山县西镇区数百名群众攻占了西镇事务所。同时其他地区的农民也相继举行起义。1930年1月20日，起义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革命根据地。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还相继领导了一些武装起义。如1928年初，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到达湖南南部、广东边境地区，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农民举行了湘南起义；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广西右江地区的一部分革命士兵和农民，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等等。
确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人（尤其是他们的领袖人物、领导人物）都是富于革命性的造反者。他们造旧世界、旧社会、旧势力、旧观念的反，他们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总之，他们继承了“中国人好造反”的革命传统，成为顺应历史潮流，适应人民需要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跟宋江差不多”。这里的“宋江”，已不是宋江个人，而是农民运动和农民起义的代表和象征。毛泽东由于受《水浒传》的深刻影响，讲到“中国人好造反”，马上联想到宋江这个突出代表。共产党人的好造反与宋江等农民及农民运动领袖的好造反“差不多”，笔者理解，是讲二者的革命动因、革命精神、革命斗争方式有相似及至相同之处，是讲二者历史的逻辑的联系，也就是二者的同一性和一致性。比如都是极端贫困的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都是采取造反起义武装斗争的反抗形式，都是以农民阶级、农民队伍作为斗争的主体力量（当然不是领导力量）。但是，二者还有“差得多”的地方，这种差别毛泽东也指出来了：
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628页）
共产党人的现代革命与历史上宋江等造反起义“根本不同”是在其“性质”方面：前者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后者是平均主义即原始社会主义指导的农民运动；前者有先进阶级的政党即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后者的组织领导者往往是宗教组织（如道教、摩尼教、明教、白莲教、拜上帝教等等）；前者要从根本上铲除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后者不能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还是在封建制和私有制的圈子里“打把式”；前者革命的结果能够在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和国家，后者革命的结果或失败，或被地主阶级所篡夺，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依然继续存在。
当然毛泽东讲“我们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其主旨还是在于谈“好造反”的革命精神和民族个性。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挑战者和造反者。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挑战意识和造反心理。他的一生充满着挑战与造反的色彩。
他自幼在家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束而形成的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使他少年时代便与父亲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使他认识到，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他的父亲便软了下来。这给少年毛泽东以极大的人生启示和深深的自信。接着，便是毛泽东造学校校规的反，造省长和封建制度的反。“五四”运动时开始向整个旧社会开战，领导秋收起义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八年抗战造日本侵略者的反，建国后挺身抗击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入侵，向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挑战，进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世界霸权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压迫和剥削的反抗与斗争，或者说是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解放运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中，最突出的最重要的是革命、造反、解放的道理。
1939年12月21日晚上，毛泽东出席延安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在演讲时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50页）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简练概括，是造反者心态的直抒和性格的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