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用上个世纪70年代最为流行的政治术语“修正主义”，来表述宋江投降的思想内容，其具体事件或具体情节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了。也就是说宋江用“忠义”思想“修正”了晁盖等农民军领袖的“聚义”观念。忠义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渗透到社会各方面的一种思想和道德观念，它有时还表现为一种牢固的政治原则和社会理想。贯穿于《水浒传》全书的忠义思想，主要是通过塑造一系列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又以宋江这个人物形象所表现的忠义思想最为突出，最为集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化身，是《水浒传》忠义思想的代表。宋江直到误饮了朝廷送来的毒酒，自知死期将至，还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第一百回）。宋江的这种忠义思想，可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奇观。
宋江这种浓厚的以忠义为核心的封建观念，支配他上梁山前后的所有行动，导致他必然走向接受招安的道路。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是梁山聚义之前第一次规模较大的造反行动。当宋江看了州孔目送来的公文，知道晁盖等人的所作所为时，他的想法是：“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犯了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第二十回）。这就是说，从梁山好汉第一次造反时起，宋江在思想观念上就是站在朝廷一边，从所谓“法度”的立场出发，反对晁盖等人造反的。宋江杀了阎婆惜后，只得亡命江湖，后来他被判刺配江州牢城，几乎丢了性命。闹江州法场后，梁山众人好不容易把他接到山上，晁盖等人劝他留在梁山造反，他却立即拒绝：“这话休题！……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第三十六回）。宋江这些言行，表现了他维护封建法纪纲常的立场和浓厚的忠义思想。
宋江上梁山之前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朝廷的忠义之心，也决定了他上梁山之后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对朝廷、对官府的政策方略，决定了他必然要接受朝廷的招安。宋江上梁山当了第一把手以后，打击豪绅恶霸酷吏贪官是坚决的，对梁山势力的增强功不可没，可后来发展到与官兵交战，每逢俘虏一个有武艺、有名气的将领，他都要表明“心迹”，甚至忏悔一番。如打下青州，俘获呼延灼，“喝叫快解了绳索，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宋江拜见”。并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暂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第五十九回），宋江为了营救身陷华州牢里的史进和鲁智深，用吴用之计赚了宿太尉的金铃吊挂，把宿太尉接入寨中，“宋江拜了四拜，跪在面前”，告道：“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为国家出力。”梁山英雄排座次后，宋江希望朝廷招安的思想，日益抬头，以致成为他这以后追求的主要目标，不放过一切机会向朝廷官员表示要归顺，甚至乞求招安。第七十五回，听说朝廷派人前来招安，宋江大喜，与众人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吴用、林冲、关胜、徐宁等对这次朝廷招安的诚意都有怀疑，宋江要他们不要坏了“忠义”二字。
宋江的“忠义”思想，是个内容复杂的复合物。一方面它表现了对封建帝王的愚忠，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爱国主义的内涵。在封建时代的好多情况下，忠君与报国密不可分。宋江的招安投降，既有阶级投降的局限性，但还有参与民族自卫的正义性。这在宋江上山前后的言行中都有表现。九天玄女同宋江的两次谈话，就已经有了“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和“保国安民，勿生退悔”的指示，明确地将忠君与保国联系在一起。宋江在上梁山之前，就已经开始用忠义思想去影响所结交的每一位江湖好汉。在柴进庄上，他同武松结下了深情厚谊，后来又在毛太公庄上相会，临别时他告诫要去二龙山落草的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可便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三十二回）。第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宋江的满江红词中也说：“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这些明白无误地说明，在宋江的忠义思想里面，是包含着报国安民、卫国安边的爱国情愫的。《水浒传》在写完“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之后，接着就写“宋公明奉诏破大辽”，小说的客观艺术效果，正在于以此加深读者对梁山英雄投降朝廷是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安定边疆的理解，突出宋江等梁山好汉受招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读者心目中因梁山投降朝廷而产生的委屈和羞辱的印象，从而提高了宋江忠义思想的意义。
小说中宋江的爱国观念和民族思想，宋江征辽的辉煌胜利，是自北宋末年至元朝的几个时代里，饱经战乱和屈辱的中原人民的民族思想和爱国情感的反映。在北宋末南宋初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激烈的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高举起救国的旗帜作号召，联合或“招降”那些因不堪奴役和压迫而起来造反的“贼寇”来共同反抗异民族的入侵。而那些“贼寇”在忠义救国的旗帜下，也比较容易同朝廷官军建立“统一战线”。靖康之变的前后，尤其是赵构建立南宋的前后，北方广大沦陷区的人民不堪残忍的民族压迫，纷纷起而“聚保”，拿起武器同金人进行斗争。他们以“忠义”来号召和发动群众，也以“忠义”来同官军和后来的南宋朝廷打交道。统治集团中的爱国人士，如宗泽、李纲以及后来的岳飞等，把他们当作抗敌救国的重要力量，以各种形式与他们配合作战。康王赵构和后来的南宋朝廷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显得也很积极，不间断地派人到北宋同他们联系，并且资助钱粮，委以官职。当时朝野上下，普遍称他们“忠义人”、“忠义军”。今人侯会著《〈水浒〉源流新证》上说：“《水浒》中的好汉聚义之所，原名聚义厅。宋江继晁盖之后当上一寨之主，头一件事便是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第六十回），令人颇费踌躇。论者常把小说中的‘忠义’与封建伦常中的‘忠孝节义’相提并论，认为宋江此举表达他对封建朝廷的一片忠心，对山寨兄弟的一腔义气。其实这是个误会。学者早就指出，在南宋初年，‘忠义’二字自有含义，是民间抗金武装的专美之词。南宋诸史言及建炎、绍兴年间史事，每每称‘忠义巡社’、‘忠义民兵’、‘忠义人’、‘山寨忠义之民’，所指正是此辈”（第104页）。由于历史上“忠义人”、“忠义军”同朝廷有过密切的关系，他们在救亡的旗帜下为朝廷效力，接受朝廷的封赏，所以《水浒传》大力宣扬宋江的忠义思想，详细描写宋江受招安的内容，就是必然的了，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所蕴含的忠君爱国思想和民族思想对故事情节必然提出的艺术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有的评论家为宋江的形象做“翻案”文章，说其改“聚义”为“忠义”，不但不是“修正主义”，而且是升华了梁山好汉的精神境界，忠心报国，伐辽胜利，宋江“终于是英雄”———是“民族英雄”。这个结论是就忠义思想中报国安民的层面来讲的，因而有一定道理；如果就忠君投降的层面来讲，宋江的行动是不能以“英雄”来论定的。毛泽东论宋江，只论其“忠义”推动投降，是只着眼宋江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而没着眼宋江在民族斗争中的表现。
进一步来说，在宋江身上，“忠义”与“聚义”二者兼而有之，在不同的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讲“聚义”，宋江身上江湖义气并不比哪位好汉少，而且他做得更好些。他仗义疏财，扶危救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他的举动确实给别的江湖好汉带来了很大帮助。薛永在揭阳镇上卖艺，竟无人给钱，正当惶恐的时候，是宋江拿了五两银子，使他感激不尽；江州初遇李逵，得知他急需用钱，宋江又毫不犹豫掏出了五十两；武松在柴进家中受到冷落，贫病交加，又是宋江替他做衣裳、相伴他饮酒，使武松不再失意潦倒。他不恤自身，义气为重。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事发，宋江得知消息，首先想到的是：“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于是快马加鞭，赶到晁盖家中通风报信，返回后又故意拖延时间，终于帮助他们平安脱险。宋江此举，正如晁盖所说，是“担了血海般干系”，一旦败露，他也与晁盖等人同罪。虽然他对他们的举动有些不以为然，还是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这一项大恩大德，也为他日后在梁山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