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身上以“仗义疏财”和“仗义行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主要特征的江湖义气，其本质则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平均主义理想，反映了小农经济所幻想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生活中的互助关系。因此，宋江的这种江湖义气使他在江湖好汉和贫苦农民中间获得了好名声，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这就为他后来坐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简单地说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古代的“修正主义”，是投降的表现，并不完全符合《水浒传》宋江形象的思想实际。在宋江那里，忠义有之，聚义亦有之，所不同的，他上山前对梁山事业发生影响，主要靠聚义；他上山后当上首领后，左右梁山事业的则主要是忠义观念。看来在他那里，虽然二者兼而有之，但聚义是服从于忠义的。因为有前者，宋江终于能够揭竿而起，造反上山；因为有后者，宋江最终还是接受招安，投降了朝廷。他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注定他是个失败了的悲剧人物。他的投降和悲剧结局，不是他“修正”晁盖路线的结果，而是他矛盾性格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
毛泽东还论定了宋江的阶级属性。整部《水浒传》，描写了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与以高俅为代表的朝廷权奸和贪官污吏的斗争。像宋江一样，高俅也是贯彻小说始终的人物形象。流氓无赖出身的高俅，靠投机钻营爬上殿帅的高位，专干坑陷忠良，欺压无辜，祸国殃民的勾当，毫无疑问，他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奸臣贪官的典型，是农民义军的死对头。宋江虽然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己又身为刀笔小吏，头脑中具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但在受招安以前，他的行为的主流方向，还是站在农民义军一起，并以自身的影响力、实际作用和超常的功绩，逐步成为“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宋江与高俅的斗争，不能只视为政治斗争（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而应该看到有阶级斗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性质和意义。受招安以前的宋江，还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农民义军的领袖人物。但是，随着事物的发展变迁，宋江的阶级属性以及他与高俅斗争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宋江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前基本上是个革命派，是个农民义军的出色领袖（尽管此时在他的思想观念深处潜伏着接受招安的忠君思想），在两次战胜童贯、三次打败高俅时他还是义军的军事统帅，但在第三次打败高俅后，水军捉了这个梁山的死对头，宋江的表现急剧地转向造反起义的反面，他急令“鸣金收军”。高俅解到，宋江立即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杀牛宰马，大设筵宴”：
大吹大擂，会集大小头领，都来与高太尉相见。各施礼罢，宋江执盏擎杯，吴用、公孙胜执瓶捧案，卢俊义等侍立相待。宋江乃言道：“文面小吏，安敢反逆圣朝！奈缘积累罪犯，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屡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死图报。”
此时，宋江身上揭竿而起聚义造反的江湖豪气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奴颜婢膝的奴才相。高俅是祸国殃民的奸贼，梁山英雄中不少人受到他直接或间接的迫害，是梁山义军的死敌。宋江希望高俅大发“慈悯”，大力“救拔”，说明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坐到一个板凳上去了，也就是在阶级属性上有了共同点。宋江在高俅面前卑躬屈膝，乞求他发慈悲，严重地影响了义军和他自己的形象。一生铁骨铮铮正气凛凛的毛泽东，一生没有向任何敌人低过头的毛泽东，一生多次涉险、闯虎穴如履平地、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毛泽东，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种形象的宋江。
投降朝廷后，义军变成了官军，农民领袖变成了“国家臣子”，只是在此时，宋江与高俅的斗争，才纳入了忠奸之争的轨道，具备了地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性质。《水浒传》在描写梁山义军接受招安后的悲剧时，将一切矛盾纠葛全部纳入朝廷忠奸斗争的圈子之中，把一切不忠不义的罪名都推到一帮奸臣身上，反衬宋江的大忠大义，这是水浒故事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框架所要求的。这种忠奸斗争在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中已经开始了。因为此时的宋江已经是“朝廷臣子”，而且是作为忠君爱国的政治势力同高俅、童贯等奸臣对立，形成一股忠直正气。在陈桥驿，朝廷官员“贪滥无厌，徇私作弊，克扣酒肉”，被梁山士兵杀了。很明显，罪在贪官污吏，梁山士兵的行为是正义的。但是宋江为了顾全征辽大局，为了不致引起朝廷的疑心，忍痛杀了这名士兵。宋江下令诛杀无辜弟兄，这件事一方面预示了朝廷忠奸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预示了宋江接受朝廷招安后必然的悲剧结局；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宋江阶级属性的变化。本来，梁山弟兄的造反口号就有“酷吏赃官都杀尽”一条。士兵怒杀贪官是正义的，宋江为什么杀他呢？在梁山上时，是不会发生这类事情的。下梁山投降后发生此事，正说明宋江政治立场的转移。
宋江接受招安投降朝廷，不仅与高俅斗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与另一支农民义军———方腊义军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原先，赵宋王朝把他们视为“盗贼”，但后来不同了，朝廷调用“山东强盗”去打“江南强盗”了。小说用十回的篇幅详尽地描写了两支农民军之间的残酷“火并”，方腊惨败，全军覆没；宋江一伙十去其八，可谓两败俱伤。宋江充当了统治阶级剿灭农民革命运动的刽子手。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江“终于是奴才”（鲁迅语）。毛泽东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从语气上看，即贬责宋江的投降，又痛惜两支农民军的互相残杀。怎样看待农民起义军的互相残杀，是一件较为复杂的事情。历史上农民军由于各方面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眼光并不是那么鲜明和敏锐的。他们的运动，既无先进政党的指引，又无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他们的反抗往往是自发的，斗争往往是不自觉的，对农民革命的目的、性质、前途并没有明确清晰的认识。比如小说第九十回描写宋江征剿方腊的动念，其“政治含量”低得令今天的读者难以置信。他听说方腊在江南造反后，对吴用说：
我等军马诸将，闲居于此，甚是不宜。不若使人去告知宿太尉，令其于天子前保奏，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进。宋江起兵征剿方腊的原因是那样不成样子———不宜闲着，找点事干。第二天，宋江去见宿元景，说到起兵理由，似乎增加了一点“政治色彩”：
听的江南方腊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侵至润州，早晚渡江，来打扬州。宋江等人马久闲，在此屯扎不宜。某等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虽然有征剿不轨尽忠报国这样的政治表态，但说来说去又转到“人马久闲，屯扎不宜”上来，其实此时宋江的内心想法，是本部人马久屯京郊，奸臣们十分碍眼，“惹不起，躲得起”，找个理由躲出去。曾经为“农民起义队伍领袖”的宋江，其政治觉悟、阶级意识如此淡薄，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宋江压根没有想到：方腊领导的也是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他此行充当了万恶不赦的封建统治阶级鹰犬的角色，两支农民起义队伍都毁在了他的手里。当然，这是今人的认识，而在小说中的宋江，却还以为这是修成正果，是报效国家，是青史留名。正因为宋江头脑中没有今人达到的政治觉悟，也就是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才有了在梁山事业鼎盛时期却主动让人招安了的事件，有了“情愿”起兵去征剿另一支农民起义军的事件。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拿后者来说，历史上农民起义军互相火并残杀的事情并不鲜见，秦末刘邦与项羽的征战，隋末瓦岗军李密与翟让的攻杀，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的争夺……都可作如是观。农民阶级的阶级胸怀始终跳不出小农经济所形成的历史“怪圈”，《水浒传》描写宋江打方腊，其实也只是如实地再现了这个“怪圈”所形成的历史现象。当然，历史上的宋江征方腊，他只是个“裨将”，看不到更大的作用，小说的描写作了较大幅度的夸张。
在晚年毛泽东的视野里，《水浒传》上与“我们造反差不多”的宋江形象淡化了，远去了，及至消失了，投降派宋江的形象占据了他的大脑思维空间。仅从人物形象分析的角度看问题，他的分析着眼大处，很有力度，寥寥几语，就讲清了宋江与梁山第二任首领晁盖所代表的义军宗旨、与封建官僚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高俅、与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领袖方腊的政治关系。他虽然是借小说谈政治，但就小说主角的形象评论来说，他的话确实见解独到，力透纸背，自成一家之言，为有《水浒》以来所未有！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自然有他暮年的感慨和忧患前途的苦衷，我们将在后文中有详细分析。
历史上的宋江与小说中的宋江，革命派宋江与投降派宋江，“替天行道”揭竿而起的宋江与“修正主义”愚忠愚孝的宋江，推动了历史进步的宋江与征剿农民起义军拖历史后腿的宋江……这“两个宋江”都曾经“对立统一”的存在于毛泽东的思想世界里。他对宋江形象一分为二的解读和运用，本身也是一分为二的：有正解也有误读，有正用也有误用。既给了我们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教益，也留给我们以更大的思考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