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9页。
“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这是梁山英雄一百单八将排座次时，忠义堂前红旗上绣的两行大字。这表明宋江是梁山义军的大头领，而卢俊义是“二当家”。但是，卢俊义这个“二把手”来得令人不解。他的上梁山，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被官府逼的；他的当头领，既没造反经历，又没实际贡献。因此，有人把卢俊义上梁山很快当上“二把手”说成是“难解之谜”。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讲关于几个政策问题。第七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军队”。毛泽东说，军队“也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说：
现在，我们的军队在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东有三支伪军过来了，现在他们不叫伪军叫八路军了。我们给他们开会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们一开始是害怕的，以后逐渐打破了思想顾虑，觉得很舒服。这个方法很好，《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我们大会各代表，如果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做一个决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8—329页）
毛泽东这段话，讲到梁山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毛病是没有“进行整风”。他举了卢俊义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有大地主、大土豪”，说的是卢俊义的“阶级出身”。《水浒传》中交待：“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又交待：“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第六十回）“北京城内，元是富豪门。”卢俊义对吴用自我介绍：“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之家”。书中说，卢俊义经营解库，雇用“四五十个行财管干”收解，“海阔一个家业”（第六十一回）。如此看来，卢俊义是个大富商。把大员外认定为大地主、大土豪，这其实是误解。所谓员外，本指额外之官，有财有势之辈皆可假以为称号。《水浒传》中出现的员外，除卢俊义外，还有一个在东京城里的“生铁王员外”，可知在宋元时代，员外实际上是经营各种商业的店家的称呼。卢俊义祖居“诸路买卖，云屯雾集”的河北第一个大去处的大名府，开着“解库”（当铺），有一班主管收解。他还经营商业，设有一都管掌管一应里外家私。坐商之外，又兼搞行商贩运，是上层市民的一员。卢俊义是大富豪也罢，是大土豪也罢，总而言之，他是有产者，而不是李逵、白胜一流破产农民，则是十分清楚的。他的上梁山，不经过“整风”，是不可能跟绿林豪杰相契合的。
“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上梁山，有逼上去的，有骗上去的，有捉上去的，也有自愿上去的。卢俊义上梁山，《水浒传》作者说是吴用“智赚”上去的，说白了是吴用使用奸计骗上去的。宋江、吴用赚卢俊义上山，是无事闲谈中偶然引出的话题。第六十回写道：“一日，请到一僧，法名大圆，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僧人。……因吃斋之次，闲话间，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那大圆和尚道：‘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吴用这才想起要请卢俊义入伙，说：“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
可那卢俊义，世居大名府，是个大财主，家大业大，无灾无难，与宋江等人又无交往，如何让他撇家舍业上梁山呢？吴用设了一计，扮做一算命道人，让李逵扮做一哑道童，潜入北京卢府。吴用对卢俊义说：“员外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卢俊义起先不信，吴用左说右说，卢俊义不得不信。卢俊义道：“可以回避否？”吴用道：“只除非去东南方，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吴用别了卢俊义，对李逵说道：“大事了也！我们星夜赶回山寨，安排圈套，准备机关，迎接卢俊义，他早晚便来也！”吴用此乃计赚玉麒麟，让卢俊义自投梁山泊。卢俊义自从算卦之后，寸心如割，坐立不安，执意要去东南一千里之外避灾，途中恰经过梁山泊。吴用派出众好汉“十面埋伏”，对卢俊义进行“车轮战”，终于被水军捉拿上山。
义军以隆重礼仪接待，劝其留下，他声称“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勉强在山上住了数月，坚持下山。下山后始知，吴用留下一首藏有“卢俊义反”的藏头诗，断了他的退路。管家李固又与其妻打成一气，首告他落草，当其归来时，被官府捉拿下狱，义军攻打大名府将他救出。有家难回，有国难奔，卢俊义不情愿地在梁山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
毛泽东还说过，卢俊义上梁山“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1页）
被“赚”上梁山的卢俊义没有造反起义的思想基础，对赵宋王朝的黑暗腐败没有认识，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没有深切感受，终于走向农民革命的反面。他的“反革命”主要表现在招安后对别的“强盗”的征剿和对赵宋王朝的痴迷。他向往招安，梁山泊全伙受招安，实现了他“与朝廷出力，征讨四方”的夙志。在平田虎、王庆、方腊中颇卖气力。在征方腊后，“了身达命”的燕青看到封建统治者之不足恃，适时地劝卢俊义纳还官诰，隐迹埋名，而卢俊义则怀着“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的意念，反指责燕青“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事实证明，燕青的“知进退存亡之机”，是卢俊义无法比拟的。卢俊义热衷于做官封侯，后被封武功大夫、庐州安抚使。高俅一伙视他为异己隐患，让人首告他招兵买马，意在造反，将其招至京师，于饮食中暗下水银，他在归途中落水而死。
卢俊义的例子说明，干革命强拉硬拽总是不行。“革命靠自觉，自觉干革命”，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强扭的瓜儿不甜，古今一理。所以毛泽东的结论是“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当然，对思想不纯觉悟不高的合作者，可以通过“整风”的办法，通过做政治工作的办法，帮他们洗心革面，帮他们擦掉污泥浊水，使他们的思想干净清纯起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毛泽东举了正面的例子，山东“过来”的三支伪军，“给他们开会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伪军们“打破了思想顾虑，觉得很舒服”。毛泽东肯定这个方法很好，要求党的七大代表们“大家照此去做”，以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
山东的伪军是幸运的。从大名府投奔山东梁山的卢大员外则终于没有走出厄运，他的悲剧产生于宋江和吴用的命令主义，产生于梁山的“没有进行整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