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梁山好汉的妇女观还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今人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做过这样的分析：仇视妇女，着意宣扬一种女人是祸水的观念，是“强盗文学”的典型特征。在这些强人的亡命生涯里，对妇女必然持一种防范疑惧的态度：女人可能成为妨碍作战行动的累赘，女人可能使自己伤身，女人可能软化这些汉子强悍的亡命意志，女人可能使汉子们争风吃醋发生内讧，女人还可能和敌对势力的男人发生情感成为内奸而出卖自己人……因此，作为强人文学的水浒故事，通过各种情节反复向这些亡命汉子们灌输“妇女不祥”的观念，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水浒传》是否简单是“强盗文学”暂且不论，孙先生关于梁山好汉不近女色原因的分析是深刻的，符合600年前（《水浒传》的做成时代）铤而走险、造反起义的“强人”的心理状态、伦理价值和思想素养。
鲁智深出于何种具体原因“从来没考虑到女人”，小说中没有像写李逵那样有明确、具体的交待，大概总与别的好汉们的观念差不多吧，因为那也是梁山泊时代的一种“时代思潮”哩，鲁智深观念中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印痕。
不考虑女人的鲁智深当然还是英雄，他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骑士英雄大不一样。骑士们在漂漂亮亮救苦救难时，总是伴随着与美女的热恋缠绵。
鲁智深是独具特色的东方英雄。文学作品可不可以写英雄的缺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从《红楼梦》中请出了贾宝玉，从《水浒传》中请出了鲁智深。毛泽东曾说贾宝玉是封建时代大观园的革命者。也可以说他是个英雄吧。这两个封建时代的英雄，对女人的态度截然相反，贾英雄“总是离不开女人”，鲁英雄“从来没考虑到女人”。毛泽东藉此说明：按照一般逻辑推理规律来说，既然人都是有缺点的，那么英雄人物也是人，当然也有缺点：文学作品中是否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毛泽东倾向于“不一定都写”，似乎以少写或不写为宜：比如对待女人，曹雪芹对贾宝玉有意“夸张”，施耐庵对鲁智深有意“忽略”，都是为了适应创造典型的需要。
毛泽东举出鲁智深的例子，并不认为英雄是“高大全”的，因为他承认英雄也有缺点，为了创造典型也可以写到这些缺点。
毛泽东举出鲁智深的例子，也不是在提倡苦行僧式的英雄，不是在倡导禁欲主义，因为他同时还举到贾宝玉，举出了对待女人上相反相成的两极，是“两点论”。
他自己创作的诗词中，如《贺新郎·别友》、《蝶恋花·答李淑一》、《虞美人·枕上》，也是对人间至爱的热情讴歌。
鲁智深可进共产党
中共党史上的1959年庐山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阶段是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当年8月2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谈及帮助和团结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时说：
“就路线错误来说，大多数都改好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能改好，要有此信心。不能改的，只是个别人。我们要尽人事，努力帮助，对人要有情。对错误的东西要无情，那是毒药，要深恶痛绝。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以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至于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辩论嘛。”（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1页）
鲁智深等人“可进共产党”，这倒是个新奇的话题。
梁山一百单八将，惟举出李逵、武松、鲁智深三人“可进共产党”，这当然有毛泽东的独特标准。也许，在毛泽东看来，水浒英雄中此三人更具革命精神，其奋斗经历与共产党人的革命历程有较多的历史逻辑联系，比如都是被剥削阶级反抗剥削阶级，都是进行武装斗争，都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斗争的顽强性……当然，二者的革命性质、革命目标、革命的斗争策略是大不相同的，有本质区别的。
在这三个好汉中，鲁智深更具亮色。他是梁山义军中最具光彩的好汉，他的侠义精神是最少杂质的，他的抱打不平是不讲条件，不含个人恩怨在内的。他似乎有一种“无我利他”的精神，帮助救助弱小，丝毫不考虑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和厄运。
在小说第二回，鲁智深一出场便显示出此人的大度慷慨、光明磊落。酒楼上一听到金氏父女哭诉地头蛇郑屠户的霸道行为，便立即对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我去打死那厮便来。”被两人一把抱住好歹劝住后，又慷慨资助金氏父女，当晚回住处，“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的睡了”。郑屠户之流的龌龊行径，在他那慷慨阔大的心地里，无疑激起了如火的义愤，终于愤然而往打死镇关西，并不后悔从此开始的亡命生涯。
从五台山前往东京大相国寺的途中，路过桃花村救助欲被强人逼婚的刘太公女儿，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顾个人一切，冒死向前。
去少华山欲与史进等人会合时，一旦闻听史进被华州太守捉拿入狱，又立即不顾武松等劝阻，毅然孤身深入险地去行刺，以致身陷囹圄。
鲁智深所奋身干预的事情，没有一件和他切身相关，关涉到他个人的利害，而他无不慷慨赴之，这才是十足烈火真金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第二回赞扬鲁智深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批评《水浒传》，则说他是“勇人”、“仁人”、“圣人”、“活佛”。
毛泽东说他可做“共产党人”，并且“没人推荐，我来介绍”。
大概这几位思想大家都看定了鲁智深的热血忠肠，肝胆照人。他的豪气、磊落和真纯，直令逞凶大霸退避三舍，自私小人自惭形秽。
拿毛泽东所举三条好汉来比较，鲁智深有李、武之长，却没有李、武之短。
他虽然疾恶如仇，却从无李逵两把板斧排头砍倒一片百姓的凶残，也没有武松鸳鸯楼连杀十几人的血腥。在他“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个人行侠旅程里，从没见他的禅杖戒刀挥向无辜弱小，这在梁山众好汉中实属罕见。鲁智深也杀人放火，但是杀恶人，做善事。
鲁智深也还算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小霸王周通（后来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之一）要强迫桃花村刘太公女儿为妻，鲁智深对他说：“周家兄弟，你听俺说。刘太公这头亲事，你却不知，他只有这个女儿养老送终，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里怕不情愿。你依着洒家，把来弃了，别选一个好的。原定的金子缎匹，将在这里，你心下如何？”周通无奈，只好说：“并听大哥言语，兄弟再不敢登门。”鲁智深趁热打铁，忙接着说：“大丈夫做事，却休要翻悔。”周通当即折箭为誓。鲁智深这番思想工作，摆之以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有人情味，放射着人性的光芒。“花和尚”那个时代，并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没有“不许侮辱妇女”这一条，他搬出的仍然是“养老送终，承祀香火”的封建伦理教条，但在当时，他却用这个武器纠正了桃花山义军领导班子“二把手”周通的“强人观念”，维护了义军的形象声誉和根据地周边民众的切身利益。
当然，鲁智深不是没有缺点，他确实有“不讲策略”的毛病，主要是不讲宗教政策。小说里说他在五台山文殊院（据毛泽东考察，鲁智深的“革命圣地”是在菩萨顶）革命时，捣毁庙宇，讨伐僧人。这虽然有张扬个性崇尚自由的内涵在，但酒后踢坍山亭，砸倒金刚，岂不是毁坏宗教场所，破坏文物；乱打“职事僧人”，岂不是没有“阶级感情”，不讲组织阵线。
不过鲁智深后来似乎改掉了这个毛病，当他在五台山七个月的革命革不下去了时，转移阵地到了东京大相国寺去看菜园子。那里有一伙泼皮无赖———现在叫流氓无产者。鲁智深曾经把他们踢下粪坑，惩之以力：又曾经倒拔垂杨柳，警之以威：还曾经请他们吃酒肉，联之以情。这些关节果然管用，众泼皮成了鲁智深的帮手。随后，高衙内欺负林冲娘子，鲁智深就是带领这二三十个泼皮赶去相助打抱不平的。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鲁智深等三人的“缺点”，那本意无疑是想帮助和团结“犯了路线错误”的彭德怀。这我们在武松一篇已经讲过了。由于事实上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庐山批彭是错误的，帮他“改好”的方法总与“摆事实，讲道理”相去甚远，摆的大都是“大跃进成绩伟大”一类虚假事实，讲的往往是渗透着“左”的色彩的歪理，这倒有点犯李逵、武松一类的毛病———可谓在政治上“好杀人”。每当及此，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从下级军官转而为江湖上亡命徒、寺庙里“职事僧”的鲁智深，其社会地位是低下的，革命打倒了欺压下层僧人的长老、住持一类压迫者，才能使广大“鲁智深”获得解放；鲁智深参加革命，则是革命的中坚分子，是“我们路线的人”，“可进共产党”，即便是共产党的主席也情愿为之推荐介绍；但鲁智深们有革命性的一面，反抗激烈，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反抗太激烈，使真理又往前走了一步，易犯“左”的错误，毛泽东谈到他们的三条“缺点”，其实都是“左”的错误。毛泽东指出了鲁智深们的“缺点”，可毛泽东本人又重复着这个缺点。把历史放大，我们定睛看看毛泽东的队伍，其中有不少人身上就闪现着李逵等人的影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来者，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