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道：“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于俊道 李捷：《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页。
“留得李逵双斧在，世间直气尚能伸。”这是《水浒传》第七十三回赞颂李逵的诗中的两句。李逵被称为“梁山第一好汉”，他几乎被看做正义的化身。
《水浒传》梁山英雄中，有三个人物贯穿了全书，而且都写得细腻精彩，有血有肉，那就是宋江、吴用和李逵。宋江执掌梁山命脉，吴用运筹军机要略，全程描写他们不足为奇，独李逵享此殊荣，却叫人拍案惊奇。别的好汉，如林冲、花荣、武松、鲁智深等，一旦上得梁山，就淹没在众头领的“集体活动”中了，再也显现不出个性的光辉。独李逵上得山后，却益发活跃，屡屡占尽风流。
也许，小说作者正是要借助李逵的板斧，尽情伸张“世间直气”。
毛泽东欣赏李逵的忠义威猛，把他看做最具革命性的造反起义者。
李逵仗打得很好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之后，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起来。这时，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相对安定，较有空闲时间，常到抗大和鲁艺去讲演。
1938年8月，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讲演中，他提醒人们注意：
李逵是什么也没有学，仗打得很好，岳飞也不是什么地方毕业，陈胜、吴广、石达开、杨秀清都是农民出身。（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13页）
查《毛泽东年谱》中卷，1938年8月毛泽东到抗大讲话有三次：8月1日、8月2日和8月5日，三次都是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讲话。
在8月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讲到“战争第一”问题。他说：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根据这一特点，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这早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了的。枪杆子里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的政治。
在8月4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抗大的同学毕业出去后，作什么呢？第一，当学生；第二，当教员；第三，当指挥官。在学校学的仅仅才开了一道门，还要在学校外面去学。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官或政治指挥官。（《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中卷，第84—85页）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下，毛泽东在讲话中举到李逵和岳飞、陈胜、吴广、石达开、杨秀清的例子。
李逵成了没文化但是能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凭实践经验打仗，自学成才的典型。
首先，李逵是农民出身，“什么也没学”，没有文化。
易严先生著《毛泽东与鲁迅》一书，其中提到毛泽东“1938年曾说，108将中的李逵是农民无产阶级出身”（第351页）。关于李逵的出身，《水浒传》第三十八回李逵一出场，戴宗向宋江介绍：“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牢子，姓李名逵。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本身一个异名，唤做黑旋风李逵。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为因酒性不好，多人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及会拳棍。见今在此牢里勾当。”李逵的出身是“牢子”即狱卒，并不是农民。不过，又交待他因为打死了人，从家乡百丈村逃了出来。那么，他出逃前是干什么的呢？《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写李逵回老家百丈村董店东接老娘上梁山快活，交待他哥哥李达“在人家做长工，止博得些饭食吃”。如此看来，李逵家是破产的农民，只能给地主“做长工”，也就是赤贫之家。破产农民李逵又因打死了人流落江湖，成了游民无产者。
李逵不仅经济上贫穷，文化上也是大字不识一个。小说第四十三回描写李逵回到沂水县西门外，看到众人簇围着读榜文，他不识字，只能听别人读。那榜文恰好是捉拿闹江州劫法场的宋江、戴宗、李逵等人的告示。倘若不是朱贵赶来把李逵拉走，大文盲李逵岂不是自投罗网。如此看来，李逵真可谓一穷二白，他的“什么也没学”，不是他不愿意学习，而是他的经济条件生活环境使他没有能力去上学。
其次，什么也没学的李逵，仗却“打得很好”。
仔细揣摩毛泽东的话，有三层思想。一是农民出身的李逵，虽然没有进过军事院校，也不是科班毕业，但他能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具有较高的武艺（斧功）和战斗技能，是从奴隶到将军的典型。二是这里说的李逵会打仗，并不是说李逵深懂韬略，能够出谋划策，主要是说李逵上梁山造反起义后，无论是与官军作战，还是讨伐地主武装，总是赤膊上阵，两把板斧一抡，敢杀敢打，冲锋在前。为梁山义军中不可多得的勇将。冷兵器时代，两军阵前，斗智也斗力，勇将的地位是不低的。三是文学人物一百单八将之一的黑旋风李逵，与南宋官军著名统帅岳飞，与秦朝末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政治军事领袖陈胜、吴广，与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的杰出军事统帅石达开、杨秀清，都是布衣出身，没受什么正规教育，土生土长起来的军事家。虽然毛泽东是即兴之语，但对李逵的评价是不低的。毛泽东通观古今，对军事人物的涌现，有一个慧眼独具的认识：军事院校能够培养杰出的军事统帅，战争实践也能够造就军事人才，革命战争实践更是如此。
这后来几乎成了毛泽东固定性的看法，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甚至这样说：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讲话，转引自王子今著《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158页注①）
在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十分明显地可以看出1938年他关于李逵很会打仗的思想的延伸和深化。
毛泽东对抗大毕业学员讲没受过教育的李逵很会打仗，当然其目的在于宣传鼓动。以当时抗大学员的成分和条件论，从战斗部队来的相当多数的学员，是文化不高的各级指挥员，他们参军前又多数是破产农民。毛泽东就曾经将自己身边初通文墨的警卫人员送去学习。毛泽东对这样的听众讲李逵等人的奋斗经历，无疑对于他们投身民族救亡，深入敌后战场，英勇作战抗击倭寇，是巨大的鼓舞。在毛泽东的听众中，类似李逵那样经历、与李逵的文化素养相去无几的人，着实不少，他们从毛泽东的话中受到激励，变为抵抗侵略者的热情、意志和力量，是可想而知的。这当然是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艺术。
当然，对毛泽东的这个方面也不能强调过甚，更不可拘泥于此。毛泽东说李逵什么也没学，是因为李逵没条件学，是身边这些八路军将士、抗大毕业学员以前不少都没有文化，拿到今天再来强调“没受教育照样会打仗”，则十分不妥。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需要高素质的军事人才，远不是“李逵们”能够胜任愉快的。毛泽东是积极主张办军事院校的，他赞扬“黄埔”，更赞扬“抗大”，曾经多次说过：“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论。真理是有条件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真理，拿到高技术战争中来，就不一定是真理。或不一定全部是真理。“仗打得很好”的李逵在今天，大概就不知道仗怎么打了。讲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毛泽东，倘若面对电子战、信息战、数字化战争，还会津津乐道李逵的“什么也没学”吗？不会的！
理论界的“黑旋风”
1956年7月，毛泽东到湖北视察，住在武汉东湖宾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应毛泽东之约，安排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梅白，到毛泽东身边临时当秘书长。
那时，曾经与毛泽东共同出席中共“一大”的李达（在“一大”会议上，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在武汉大学任校长。毛泽东刚到武汉，便马上邀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
接到通知，李达十分高兴，便兴冲冲地来了。毛泽东字润之，李达字鹤鸣，以前他们见面，彼此都以字相称。这次见面时，李达想改口喊“主席”，可又不习惯，便一连“毛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没跟上来。毛泽东一边与他握手，一边以责备的语气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他们入座后，李达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
“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运动，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送走李达后，梅白乘兴问毛泽东：“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把你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于俊道 李捷：《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页）
在这个即兴谈话中，毛泽东对李逵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他大忠、大义、大勇，当然李逵还缺少大智。《孙子兵法》论为将五德：智、信、仁、勇、严。（《计篇》）李逵在一些主要方面，具备了武人之德。
所谓李逵的大忠，我认为主要是指李逵最忠诚于梁山义军事业，反抗赵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各级贪官污吏的斗争最烈。李逵无家无业，赤贫的生活环境和闯荡江湖的经历，造就了他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强烈的反抗精神，敢于藐视官府、封建教条和秩序，声称：“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在江州劫法场后，宋江提出上梁山，他第一个响应。李逵爱憎分明，忠于义军事业，每以“梁山泊黑旋风李逵”自称，把自己和山寨利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他不满“原是山寨里人”的公孙胜听从师傅的话隐居不出，半夜去“砍”了罗真人，还欣喜除了一害。李逵喊出了最为响亮的造反口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证明李逵的造反精神是非常强烈和坚定的。他是封建势力的死对头，在他死后，宋徽宗还梦见他抡起双斧向自己砍来。
所谓李逵的大义，主要是指李逵对梁山泊好汉们的江湖义气，尤其是对义军首领宋江的义气。李逵对宋江的崇拜、尊敬和忠诚，在梁山将士中无与伦比。比之《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江州，李逵初见宋江，弄明白了宋江的身份，“扑翻身躯便拜”。“逼上梁山”是《水浒传》中许多英雄人物共同的革命道路，但李逵的上山却出于自愿。他是为了解救宋江，劫了法场才上梁山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将你来”的。因此之故，他只承认宋江的权威，说：“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谁也不怕。”忠实于宋江，愿意为其驱驰，是李逵最坚定的信念。尽一切努力维护宋江的领袖地位，是李逵的行动准则。李逵最听宋江的话，他说过：“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李逵追随宋江一辈子，一直忠心耿耿。甚至后来梁山英雄被朝廷招安引出悲剧结局，宋江喝了朝廷送来的毒酒，自知死期将至，可又担心李逵再次造反，便设法使李逵也喝了毒酒，李逵知情后，竟垂泪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李逵对宋江的忠诚义气，几至愚忠憨义。而江湖义气这一条，恰恰是梁山义军巩固阵线、稳定内部、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感情纽带，虽然这种义气有“大义”（忠实于义军事业）和“小义”（忠实于结盟兄弟）之分，但在中古时代，他终究是揭竿而起者的亲和动力。
所谓李逵的大勇，主要是指李逵在反击官军的围剿和讨伐地主武装的战斗中舍生忘身，拼命向前。这是李逵最为突出的个性特征。李逵手中的武器是两把板斧，战阵厮杀之时，李逵常常赤身裸体舍命向前。他的勇猛含有莽撞蛮干的色彩，但在冷兵器时代不仅斗谋斗智而且也斗勇斗力的兵刃相交中，这种蛮勇之将不是完全不需要的。正是因为有了李逵这样生死不顾赴汤蹈火的勇将，梁山义军才攻必克守必固。当然，在李逵身后，需要智力支持，需要吴用一类智谋人物的运筹帷幄，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舍此则李逵之勇将失去意义。但是，不能因为这点而否定李逵大勇对于梁山事业的价值。即使今天，勇敢、勇猛甚至勇悍，仍然是武人必备的心理品质。与此相对应的是李逵少了一个“大智”，这正是李逵一系列缺点的内在原因，我们将另文分析这个问题，此处就不赘述了。
毛泽东在李逵与李达的同（大忠、大义、大勇）异（大智）比较中，赞扬李达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这里说的理论界，主要是指社会科学界，再进一步说是指马克思主义宣传界。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李达一直是理论界的活跃人物。虽然他曾经脱党，又一直生活在国统区，但他仍然是敢于勇猛拼杀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