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是有幸的，他和弟兄们的“剪拂”，与红军的打土豪，都“有充分的理由”，是劫取“不义之财”。这从正面下启人民公社领导者不要劫取社员群众的“义财”。用李逵们的正义之举来反对“公社党委”的不当之为，李逵当了一把“正面教员”，岂不幸哉！
李逵太急一点
1959年的庐山会议，围绕彭德怀的一封信，党的核心领导层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分歧焦点问题中，就有怎样看待“全民大炼钢铁”这件事。
彭德怀在7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版，第283页）
今天看来，彭德怀的话也难免时代的痕迹，对“左”的错误讲得十分客气，乃至充满温情，说全民大炼钢铁“有失有得”，贴补二十余亿元只是“付出了一笔学费”。有人说这仍然有“左”的色彩，其实这有点苛求前人了，彭老总毕竟说出些实话，他说全民大炼钢铁浪费“三力”，造成了“一笔较大损失”，如果核心决策层头脑冷静，虚心纳谏，应该仔细分析他提供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可惜的是，彭老总的信遭到了是非颠倒的批判。
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人员会议上讲话，从“右倾”角度分析批判彭德怀的意见，其中讲到全民大炼钢铁时说：
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36—137页）
这里说李逵“太急”，联系上下文的语气和文义看，不仅是指急躁、急性、急速，而且是指热烈、热情、热气，是指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忱。
李逵的内心世界里奔腾着一团火，他急切地企盼江湖好汉都造反起义上梁山，急迫地希望一夜之间就夺了宋室江山。小说第四十一回，壮大了队伍的梁山众好汉回到山寨，“吃庆喜筵席”，兴奋的李逵又“跳将起来”，发表了一通演说：
“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这篇通通是“李逵式语言”的演讲，激情满怀，激昂慷慨，激奋人心，像地下岩浆突然喷发那样火辣辣，热烈烈，洋溢着炙人的热度。
毛泽东一生，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干社会主义事业，他主张人多干劲大，热气高。炼钢炼铁，他也搞全民上阵，形成一股热气，形成澎湃的群众运动。他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着急”，同情周恩来总理“着急”，从国外苏俄举出列宁热情磅礴的例子作为楷模，从古典小说中引来“太急一点”的李逵这个样板，以为领导者应该向他们那样，以自己的热忱热情去感染群众，带动群众，并主观地认为这会受到群众的拥戴。
一般地说，干革命也好，搞建设也罢，激发广大群众的热情，团结一致齐上阵，是必要的。但像炼钢炼铁这样的大工业生产建设，是要讲科学技术，讲客观规律的，靠几乎没有文化的农民，靠土法上马的小高炉，只能炼出废渣。历史事实证明，全民大炼钢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学费”交得太多太重，这不只是“浪费有一些”。
虽然小说中李逵的造反精神革命热情是该肯定，毛泽东也是从正面引证的，但李逵的热情用到肯定和推动全民大炼钢铁上，则只能导致不良的后果。这次，毛泽东错用了李逵，李逵只能帮毛泽东的倒忙。当然，这并非毛泽东的初衷，也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李逵不愿意投降
李逵的上梁山，不是被逼上去的，而是自觉地造反起义的，用以往时髦的话讲：他的阶级觉悟最高。李逵的阶级立场也站得最牢，坚决造反不投降。
毛泽东在1975年8月那个关于《水浒》评论的著名谈话中，这样谈到李逵：
（梁山）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3卷，第457页）
在不愿意向朝廷投降的梁山义军将领中，李逵位居第一，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李逵是反降派首领，或代表人物。通观小说，在梁山义军内部招安和反招安的冲突中，李逵始终是反招安的代表。
李逵对招安投降话题本能的敏感和厌烦。小说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众兄弟同赏菊花，宋江大醉作《满江红》调，下片结尾处写道：“望天王降招早招安，心方足。”乐和奉命演唱，李逵听到这后一句，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李逵这里虽然是“酒后发狂”，“醉后冲撞”，且反对招安的理由也不充分，只是粗鲁谩骂，但他反对招安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
做为梁山义军将领，李逵抗拒招安的手段自有独特处。小说第七十五回，朝廷派太尉陈宗善赴梁山招安，宣读完皇帝的招安诏书，早已藏到梁上的李逵跳了下来：
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大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才解拆得开，李虞侯喝道：“这厮是甚么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侯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
扯碎诏书，痛殴朝臣，大骂皇帝，愤怒已极的李逵只想断了招安这条不归路。只可惜李逵在反对招安之外，没有号召众人明确远大的政治目标，他的反对投降只是借直觉和斗争经验，缺乏清醒的理性作为精神支持。
但是，李逵即使在江湖义气的笼罩下，被宋江等人胁迫走上接受招安的道路，他的内心世界也时刻躁动不已。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招安没有出路，至少将受制于人，失却以往无拘无束的“快活”。小说第九十回，宋江征辽胜利归来，时值正旦节相近，便入朝贺节。众位兄弟虽然有功，但一无赏赐，二无名位，宋江朝贺回来，闷闷不乐，李逵道：“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弟兄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李逵道出了投降不被重视，却被猜疑，自惹烦恼的可悲结局。他反心再起，实因本来就不愿招安投降。
但是，也要看到，李逵并不是和招安完全绝缘的，在他身上也存在接受招安的思想基因。小说第三十九回，宋江因题“反诗”被下狱，李逵却道：“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这岂不是“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注脚么？回家接娘，谎说“铁牛如今做了官”。在梦中再次见到老娘，哭着说道：“铁牛如今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最后让李逵在宋江“义”的旗帜下接受了招安，并终于做了宋江投降的殉葬品，这个归宿也是李逵命运历程的必然结局，有其逻辑的必然性。
暮年的毛泽东在分析《水浒传》政治思想倾向时，关注梁山义军领袖在招安与反招安、投降与反投降问题上的政治态度，指出李逵“不愿意投降”，虽然不能说他有着明确的现实政治斗争意图和指向，但不能排除这表达了他的暮年忧思和苍凉心境，反映了他对革命前途的忧虑和担心。虽然他壮心不已，但毕竟重病缠身，自己所一再担忧的“国变色，党变修”问题悬而未决，前途未卜，“文化大革命”也正如他自己所说“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他希望跟随他打江山治国家的人们遵循他的道路走下去，不做帝修反的投降派。他为追随者们树起李逵的榜样，也许初衷是至诚的，但是，这毕竟与他的晚年错误纠缠到一起，远离了他毕生事业的辉煌，李逵的坚定也为之暗淡无光。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挥舞两把板斧冲锋陷阵的梁山义军骁将李逵，经常活跃在毛泽东的思维王国里。李逵是毛泽东队伍里许多战将的历史倒影，他的揭竿而起，他的热烈忠诚，他的崇尚正义，他的嫉恶如仇，他的粗犷豪爽，他的质朴无私，都可以在现实革命队伍中看到映象。
毛泽东愿意用李逵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历程，来引导革命军队的将士们提高作战本领；用李逵的战斗精神，评价激励敢于同敌人奋战厮杀的同志；用李逵的不妥协立场，坚定人们的革命意志，坚持不懈地沿着革命道路走下去。
在李逵身上，毛泽东充分地挖掘了他的革命精神内涵，活化为革命队伍的精神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