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李达为中共“一大”代表，且“一大”就是由李汉俊和李达二人负责筹备召开的，他是中共一届中央宣传主任。中共“二大”是在他家中召开的。在“二大”会上，他声言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主任。他与陈独秀不和，却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其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讲马列主义。“二大”之后，他与妻子携女儿回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秋，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自认为革命实际工作不积极，但做革命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他不愿意做国民党员，更不堪忍受陈独秀家长制作风。脱离中共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7年3月，他又受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此后，先后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1930年夏，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延安时期，他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这三部重要理论著作，毛泽东都仔细读过，其中《社会学大纲》读过10遍。1948年初，毛泽东发函邀他这位“发起人”回“大公司”参与“经营”。1949年5月，李达响应召唤抵北平，毛泽东派人到车站迎候，而后在香山家中与他长谈。1949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共。按他的心愿，仍从事教育工作，任命他为湖南大学校长，后调武汉大学任校长。
李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作为著名的哲学家和大学教授，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者之一。在他的理论生涯中，他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都是近现代思想界的名人和“大人物”，李达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对梁启超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对江亢虎的庸俗社会主义学说，对张东荪的社会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进行连砍“三板斧”的猛烈的理论讨伐，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
毛泽东是理论兴趣浓厚且理论功底深厚的政治家，十分熟悉思想理论界的情况，他在与李达的即兴漫谈中，谅解了老朋友、老战友李达自行脱党，没有上井冈山，没有参加长征的缺点、错误，公正地评价了他在理论界的贡献和表现，肯定了他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并实际上鼓励他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达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这个比喻巧妙、形象且意义深广。
所谓巧妙，就是两人都姓李，名字都是单字，繁体“达”与“逵”字相像，李逵的哥哥恰好也叫李达。
所谓形象，就是李逵、李达的“板斧”都砍得厉害，而且李达还比李逵多一板斧，李达虽未能参加武装斗争当“武”好汉，但他在理论界当了“文”好汉，像李逵那样大忠、大义、大勇，且比他多了个大智，李达的笔如同李逵的板斧一样，“劈”（批判）过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等的谬论，冲锋陷阵，所向披靡。
所谓意义深广，是说李达虽然未能上井冈山，未能参加长征，但像他这样学者型的革命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党外进行理论战斗，其作用要大些。因此，李达对这段历史用不着“遗憾”。
毛泽东这样评价历史情况复杂的李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是公允准确的。足以为后人法。
李逵的办法叫做“剪拂”
“共产风”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物。所谓“共产风”，主要是指在农村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一大二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贫富社员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上调。以公共积累的名目过多地搞义务劳动，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在公社内部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有些地方甚至商店的东西靠觉悟随便拿，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片面地强调“一大二公”。这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到了1959年春天，刮“共产风”的恶果，明显地显现出来。1959年春，有两件事使毛泽东感到震惊。第一件，1958年农业生产大丰收，各省市上报的粮食数字都很大，然而有不少省市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任务完不成，还说没有粮食，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二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判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其声势之大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然而在生产队中瞒产私分现象十分普遍，生产队长把粮食藏在地窖内，派民兵站岗放哨，保卫生产成果，不让公社、县里拿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为弄清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深入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公社内部还存在着严重的“共产风”。毛泽东在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调查中，发现公社成立后，公社内部把生产队之间的贫富拉平了。毛泽东认为，各地生产力水平不同，有穷队和富队之别，现在采取拉平的办法，这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是一部分人无代价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
为纠正“共产风”，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主要是解决公社成立后发生的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提醒大家：从小集体所有制到大集体所有制是一个发展过程。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生产才能较快得到发展。毛泽东又说：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要借钱给人民公社办事，不要拦路抢劫，不要用李鬼的办法。你们看《水浒传》上那个李鬼，他叫“剪拂”，讲得好听，剪拂者，就是拦路打劫，明朝人的说法，因为小说是明朝人写的，绿林豪杰叫剪拂。现在绿林豪杰可多啦，都是戏台上不扣衣襟的那种豪杰。你们是不是在内？《打渔杀家》里头的卷毛虎倪荣，混江龙李俊，他们的衣服就是这样的。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现在我们是对付谁呢？我们是对待农民，能许可打劫吗？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要出钱购买。（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2—373页）
毛泽东纠正“共产风”的“左”的错误，借用《水浒传》中绿林豪杰（不论宋江、李逵抑或是李鬼）拦路打劫“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联系我党我军历史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历，划清了一个基本界限：对待“超经济剥削”和剩余价值这些“不义之财”，比如《水浒传》中梁中书为给岳父蔡太师祝寿而刮来的民脂民膏“生辰纲”，红军时期的向地主土豪“罚款”筹款子，则是取之无碍；而新社会新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劳动群众所生产出来的财富，比如生产队的农产品，社员的鸡鸭狗，则是“义财”，不能“拿起就走”，不能学绿林豪杰“剪拂”的办法。
分清这个界限十分重要，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不是“生辰纲”，公社社员也不是梁中书、蔡太师和地主豪绅，都采用“剪拂”的办法，岂不是混淆了时代、对象和财产性质。毛泽东指出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现在绿林豪杰可多啦，你们是不是在内；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所以毛泽东大声疾呼：不要拦路抢劫，不要用李鬼（李逵）的办法。当然，毛泽东也指出了与“剪拂”、“打草谷”完全不同的办法：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公社、大队和小队要有买卖关系，实行三级所有；劳动必须给予报酬，不能无偿调动劳动力，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时，下发了《郑州会议纪要》，其中规定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8册，第91页）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贯彻，使“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弊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纠正。
完全有理由说，毛泽东以梁山绿林豪杰的“剪拂”来比喻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并区分二者的异同，是形象、生动和深刻的，很能启发人认真思考问题。他在头脑发热，“共产风”甚嚣尘上的1958年刚刚过去的时候，很快能够头脑冷醒、思维清醒地分析正在发生的经济生活现象，改变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现实农村（主要是农村）经济生活的状况，提出并坚持较为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原则，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毛泽东纠正“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努力，还是有其历史的进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