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仅有几次写到猪肉，也没有写吃猪肉。一次是鲁智深要郑屠切猪肉，但那猪肉并没有被吃掉，而是用来打郑屠了（第三回）。还有一次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后，众泼皮“牵了一个猪来请智深”，但也没具体写吃了没有（第七回）。虽然有时笼统地提到“杀羊宰猪”（二十三回），但更多写的却是“杀牛宰马”（四十七回）。
毛泽东写批语时是否想到了上述情节，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从批语的欣喜口吻可以看出，他为武松故乡（从广义上说，阳谷也是武松的故乡）合作社改变了当地不养猪的习惯而高兴。他建议把宋保恩的文章“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建议别的合作社也这样做，是想把石门宋乡的养猪经验推而广之，扩而大之，传播到全国去。
阳谷，古有武松打虎，今有合作社养猪，毛泽东将二者糅合到一起来说，他是否想让今天阳谷的养猪，也像昔日武松打虎那样轰轰烈烈，名扬天下呢？看来，他的批语中是有那样的潜台词的。
武松的缺点是好杀人
有人以为，就梁山好汉群体里比较而言，武松是完美无缺的英雄，所谓“梁山好汉数武松”是也。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武松也有他的另一面。
诚然，作为草莽英雄，武松的优长要多一些：他神勇无比，武艺绝伦；他悌兄尊嫂，恭恭敬敬；他胆大心细，进退有据；他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勇于反抗，杀尽不平。这些优点和长处，使他能够成为封建时代的革命者，成为社会底层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代表者。
但是，武松身上也沾染了市民阶级乃至地主阶级的庸俗情趣。他不事生产，“要便吃醉了，和人相打”，好酒使气；他贪利好名，甘心被人收买，道德界限混淆，是非不分，阳谷知县抬举他做了都头，为报此恩，竟十分尽力地将其搜刮的金银押去东京；他受了施恩一点小惠，就甘心为他夺回快活林；尤为不堪的是，张都监召他做个亲随体己人，百般抬举，还将心爱的养娘许做妻室，甘愿充当其保镖护随，最后中了圈套。面对这些诱惑，武松完全失去警觉。
对于英雄武松的另一面，毛泽东也是注意到了的。
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半段是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8月2日开始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中谈到了“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其中所谓“路线问题”，这时的具体内容就是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过，毛泽东的讲话，大段大段的内容则是讲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团结的愿望，要一看二帮。他说：
“我们应该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可以改，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这种方针，已行之几十年，比较有效。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阿Q不满意，就是那个什么赵太爷不许别人革命。过去和今后，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团结起来，从这个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看二帮，帮他改。只看不帮，不做工作是不好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加分析，还是有希望的。无非两种可能：能改，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跑到那边去了，经过批评、教育，加上客观形势的改变，可以改变过来。”
讲到这里，道理已经够充分的了，正面反面的论证都有了，但毛泽东言犹未尽，他再次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想到了武松，他继续说到：
“谁人无错误、缺点。就路线错误来说，大多数都改好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能改好，要有此信心。不能改的，只是个别人。我们要尽人事，努力帮助，对人要有情。对错误的东西要无情，那是毒药。要深恶痛绝。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至于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辩论嘛。现在我出大字报，《简报》是中字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0—221页）
这次，毛泽东对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虽然说他们“可进共产党”，并愿意亲自当入党“介绍人”，承认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但主要的是批评他们“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破坏性缺点，是把他们作为不善于开展党内斗争的“反派人物”来引证的。武松的缺点，大概首推“好杀人”了。比如，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就血腥味十足。小说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武松向张青、孙二娘夫妇述说杀人经过：
“昨夜出得城来，叵耐张都监设计，教蒋门神使两个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帮，就路上要结果我。到得飞云浦僻静去处，正欲要动手。先被我两脚把两个公人踢下水里去。赶上这两个鸟男女，也是一朴刀一个搠死了，都撇在水里。思量这口鸟气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里去。一更四点进去，马院里先杀了一个养马的后槽。扒入墙内去，就厨房里杀了两个丫鬟。直上鸳鸯楼上，把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都杀了，又砍了两个亲随。下楼来，又把他老婆、儿女、养娘都戳死了。”
就这样，武松一连杀了19人。杀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杀图谋害人的两个杀手和两个公人，给那班贪官污吏、奸商恶霸及其帮凶以严厉惩罚，这是武松的反抗复仇，他不愧为造反英雄，一时豪杰，但杀得兴起，连无辜的佣人，无罪的丫鬟，于事无牵扯的妇女儿童，都一概杀死，乃至蜈蚣岭上杀死不谙事的道童，就更没有缘由了，这只是游民无产者残酷报复性和破坏性的表现。《水浒传》作者在石碣天文上把武松排为“天伤星”，大概缘此吧。
武松“好杀人”，杀得“一时兴起”，结果难免杀到自己阵线里来，杀了不少“阶级弟兄”，至少是破坏了、削弱了梁山起义队伍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内斗争，万万不能“一时杀得兴起”，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许多忠心耿耿好端端的同志当成了“阶级敌人”。在梁山泊好汉集团里，武松、李逵、鲁智深都可说是响当当的“左派”，但他们的“三条”错误，其实都是“左”的错误。在革命队伍里，就其危害性和破坏性来说，从来就不是“左”比“右”好。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团结，要一看二帮，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是真理性的，是指导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针。他本人在许多情况下这样做了，团结了党内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使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了，使党越来越强大。在庐山上，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无疑也是想这样做的，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思想被淡忘了，丢弃了，在革命队伍中，有些人却犯了武松、李逵、鲁智深式的错误。
历史真会捉弄人，本来是批武松等人的错误，本来拉出武松等是为了告诉中央委员们要团结、要帮助犯错误的彭德怀等同志，可是后来自己却正好犯了武松等人的错误。须知，彭德怀既不是张都监、蒋门神，也不是他们的帮凶和杀手，他是“一百单八将”的成员，革命领袖集体的成员啊！
其实，在讲接受武松等人的教训时，就隐含着承认武松式的错误斗争方针和斗争方式的思想观念。比如说“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辩论嘛，现在我出大字报，《简报》是中字报”等等。后来的历史证明，“大字报”、“大辩论”的斗争方式，从来就不是一种好的民主的形式，远不是“凶一点”，而是“凶得很”，何止是彭德怀同志被错误地批判了，斗争了，以至发展到“文革”中，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误伤、挫伤、死伤了多少革命的中坚和好人。
从少年时代的表演“武松打大虫”，到晚年在庐山上谈武松的缺点，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表明，文学形象武松给予毛泽东的智慧启迪和斗争勇气都是巨大的。其中尤其是对景阳冈打虎故事的引用，随着《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政论的广泛传播，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打虎故事更为精彩。它确定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走向。“或者被虎吃掉，或者把虎打死，二者必居其一”，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革命领袖、政治精英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共识，浸润和渗透到人们的政治观念中去了。这是毛泽东解读《水浒传》古为今用最为亮丽、最为精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