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天报纸的《哲学》专刊第17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曹家铸写的文章：《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大家看。
《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09—410页。
浪里白条张顺，梁山泊四寨水军头领之一，梁山英雄排座次时居第三十位，被命定为“天损星”下凡。他是江州九江小孤山人，原在浔阳江上做私商，后到江州做卖鱼牙子。张顺一身白肉，水性极好，能在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潜游四五十里水路，江湖上绰号“浪里白条”。《水浒传》写张顺的故事，大多在“水”上做文章。
浪里白条张顺在《水浒传》中一出场，施耐庵就安排了他在水中斗黑旋风李逵的故事。小说第三十八回写道：宋江、戴宗和李逵在江州一个临江的亭子里，一边喝酒，一边观赏江景。宋江想要几条好鲜鱼，做辣鱼汤下酒。当时正是渔季，亭子下边停有八九十只渔船，弄几条好鲜鱼很是方便。李逵听说便翻身下楼，一阵风似的奔上渔船，高叫渔家：“你们船上活鱼拿两尾来给我！”说着便想动手拿鱼。渔家告诉他：“渔牙主人不在不能开市。”李逵根本不理会，只管动手拿鱼。可他又不懂船上的事，结果把一船活鱼统统放跑了。
这一下可激怒了众渔人，七八十个渔人围起李逵便打。李逵遭围打，顿时焦躁起来，摔掉布衫，早抢过几条竹篙在手，抡将开来，见人便打。直打得卖鱼的驾船而走，夺路而逃。
这段故事，不仅生动有趣，而且充满哲理。毛泽东主张看《水浒传》要看故事里面的辩证法，这段故事当然逃不过他的眼睛。
据原《光明日报》负责人穆欣回忆：
1959年2月初，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索取2月1日的《光明日报》。给这位负责同志找来的报纸还没有来得及送走，接连又收到其他许多同志打来同样意思的电话。
原来，这天报纸的《哲学》专刊第17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曹家铸写的文章：《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大家看。（《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09—410页）
因为前来索取的人数多，报社发行部门将留存的报纸全拿出来还不够，最后把印刷厂挑拣出来的、印刷质量不合格的、打了“残报”钤记的报纸也都送出去了。
这篇文章是曹家铸下放农村锻炼后，在一个普及哲学知识现场会议上的讲话稿，文章借《水浒传》第三十八回黑旋风斗浪里白条的故事，从哲学上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明显地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对条件的依赖性。同时指出，我们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去积极地创造条件，“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促进事物的转化和发展”。
在此之前，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刮起了一股“共产风”。有些领导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许多混乱现象。1958年12月10日结束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
《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这篇文章，就是联系当时出现的“共产风”，以黑旋风和浪里白条打斗的事例，谈到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受一定条件的约束和限制。“在条件还不成熟时，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只有在将来，在另一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事。”当时的“共产风”正是忽视了这一点，这样弄出来的不可能是共产主义，“倒是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庸俗化。”“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条件的重要性，以及事物对条件依赖的客观性。”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转化要有一定的条件，没有这一定的条件，事物的转化便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尊重这些条件，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像李逵一样，注定是要碰壁的。”
浪里白条水中斗黑旋风的故事，确实有哲理内涵。同样两个人，也几乎在同一的时间里，一会儿李逵把张顺打得要死，一会儿张顺又把李逵淹得够呛。为什么在转眼之间，事情竟有这样大的变化呢？万夫莫当的黑旋风为什么竟又斗不过浪里白条呢？这是因为地点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不同。打败张顺的李逵是在江岸上；而输给浪里白条的黑旋风却是在水里。可见这里有个条件问题，条件一变，事情就跟着发生变化。天下事莫不如此，都受一定条件的制约，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存在条件的。大学生曹家铸的文章挖掘了这种哲理内涵，指出了事物变化受条件的制约，并引申开去，运用这个哲学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了“共产风”问题，指出盲目“共产”，不承认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差别，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的差别，就是不承认二者质的不同，不承认前者向后者过渡和转化的条件，这样必然犯超越客观条件，超越事物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曹家铸解读《水浒传》的思路与毛泽东的读书思路是共鸣的，他赞赏这种看透事物本质、理论联系实际的读书心得和哲理文章，所以认为“写得好”，并在会议上把这篇年轻后生的文章推荐给大家，竟一时“洛阳纸贵”，废报如宝。
谁能想到，浔阳江上的张顺斗李逵，“共产风”中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两件事能有什么联系？但毛泽东解读浪里白条的故事，却看到了其中有一条哲理，经他点破，确实令人豁然开朗，欣然省悟，惕然警醒！
